1大江健三郎：《為日美新的文化關係而寫》，1992年5月。
2大江健三郎：《在北歐談日本文學》，1992年10月。
3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1978年，巖波書店。
據該書「後記」，大江「邊緣－中心」模式的提出，與閱讀山口昌男的《文化與兩義性》（1975），接觸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理論有關。
大江所說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佔據社會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清醒地看到，在現實中的日本社會，即使是偏遠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也起著支配作用。他認為，最重要的對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過文學語言，創造出真正立於邊緣的人的模型（model），從而使人們的認知結構化，獲取認識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1
1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邊緣人」當然不能簡單從地理學意義上理解，大江主要是從社會－文化結構的視角為「邊緣」定位。他認為，在社會－文化結構中處於劣勢，被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支配的一方，基本處於邊緣位置；而其中受災致殘者，更處於邊緣的邊緣。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結構裡，邊緣人的聲音無疑被壓抑著。如果通過作家的想象和創造，使邊緣人的形象凸現出來，自然為既成的穩定的社會－文化秩序引人異質因素，使人們習以為常的一切突然變得陌生，從而引發出對既成社會－文化結構的質疑與新認識。1
1參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方法》「走向邊緣，從邊緣出發」章。
從上述意義上說，《廣島札記》（1964）、《個人的體驗》
（1964）無疑都屬於「從邊緣出發」的創作。儘管大江提出「邊緣」概念遠在這兩部作品發表之後。這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大江用「邊緣－中心」圖式討論小說方法，固然不無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但同時也是他自我體認、探索思考的結晶。《廣島札記》彙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數訪廣島的所見、所思，明晰顯示出其「從邊緣出發」的指向，是透視現代社會乃至現代文明，探索人類的未來命運。在這樣的視野裡，廣島原爆的受害者們的位置與意義即發生變動，他們不僅讓人觸目驚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還蘊藏著治癒核時代社會疾病的力量。
《個人的體驗》與《廣島札記》的題材、文類絕然不同，但作家卻常常把這兩部作品相提並論。這當然不僅僅因為兩部作品的創作時間幾乎重合，更主要的在於兩者間確有許多內在的相同。原爆與畸形誕生，可以說都是人力無法抗拒的災難，面對這樣的巨大打擊，人該怎樣生存？廣島原爆受難者和殘疾兒的父親鳥面臨的是同樣的課題。殘疾兒童的出生，作為一個嚴酷的參照物，照射出現代人心靈的殘疾，最後促成鳥走過心靈煉獄，獲得精神上的新生。
《個人的體驗》常被視為關於人的「再生」的故事，但關於小說結局鳥和殘疾兒共獲新生的處理，卻不無異議。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即對這一結局提出過批評，這一事情後來甚至被大江寫進另一部小說裡（《寫給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據作家笠井潔分析，三島的不滿，主要在於大江把人物認識與行為二律背反式命題，通過鳥的突然轉變，變魔術似的突然解消了。而這一命題，恰是三島苦苦探索不得解脫的。1如果確如笠井所說，那麼，三島的批評可謂擊中要害，但縱觀大江的全部創作，也可以看到，《個人的體驗》的結局，並不是大江關於「再生」問題思考的終點。毋寧說，自《個人的體驗》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寫作中的最後一部長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尋人類「拯救」「再生」的途徑。在「雨樹」和《新人呵，醒來吧》（由《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等構成）兩個系列作品裡，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尋的軌跡。不過，《個人的體驗》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聞媒體廣泛傳播，而大江後來的探索則很少被一般讀者注意，確是不必諱言的事實。書有書的命運，這也是無可奈何的吧。
1參見笠井潔、柄谷行人的對談：《關於「結局」的想象力》，《國文學》雜誌第35卷第8號。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識極強的作家。他不僅認真研讀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以至巴赫金的文學理論，而且，自己還專門寫作了《小說的方法》等理論著作。但是，大江並不沿著內容／形式的思路去考慮文學的方法問題，他所說的「方法」，並不限於形式、技巧層面，而是貫注著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精神」，與「小說精神」融為一體、互為表裡。作為小說方法的「邊緣意識」，既與大江的小說構成方式密切相關，又體現了他認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結著他的人格追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一時成為世人矚目的人物，成為新聞報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慣例擬議授予他文化勳章。但大江表示拒絕。他說：那勳章對我來說，會像寅次郎穿上禮服一樣不般配。1寅次郎是一部系列電影裡，一個幽默風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場，也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邊緣意識」。他拒絕主流文化意識形態的同化，「走向邊緣」；當然，是為了「從邊緣出發」。
1參見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樂」演奏會上的講演。《朝日新聞》199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