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一個夏日，我到達廣島時，天剛矇矇亮。荒涼的無人之城的幻影一瞬間從我眼前掠過。街上還不見廣島市民的身影，零零星星地佇立在街頭的都是些外地遊客。1945年夏的同一酷清晨，也曾有一群遊客來到這裡。然而，這些人當中，凡是在18年前的今天或明天離開廣島的，都僥倖活了下來，而在第三天之前未能離開廣島的人，卻被無情地捲入了20世紀最為殘酷的命運之中！他們當中有人轉瞬之間便下落不明，有人至今仍揹負著厄運，在白血球指標忽升忽降的憂慮中度日。已是清晨，空氣變得乾燥、酷熱，發出白晃晃的光。一小時後，市民們開始了一天的活動。大清早的太陽就像正午的烈日一般火辣辣的，還要一直肆虐到傍晚。此時的廣島已不再像天亮前的鬼城。這座以小酒館數量最多聞名全日本的城市，儼然一座充滿活力的地方都市。白人、黑人，大批外地遊客擁擠在熙熙攘攘的市民當中，許多日本遊客是年輕人。他們一邊高唱歌曲，一邊扛著旗子向和平公園進發。到後天為止，遊人將超過兩萬。
上午九點，和平公園一隅的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
我在樓梯上跑了幾個來回，又在走廊裡轉了大半天，到頭來還是和其他已經無計可施的人們一樣，頹喪地坐到長椅上。我的一位記者朋友，幾天前就守在這裡了，可連他都覺得這裡發生的事情就像濃霧中遙遠的城堡一般捉摸不透。不安的心情籠罩了我。第九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真的能在廣島召開嗎？在這個紀念館裡，為大會做準備的各種工作會議正在舉行，但會議內容大多保密。我把記者證章別到襯衫衣領上，可還是到處碰壁。走廊裡，被拒之門外的記者，來得過早的與會代表（不過，他們反駁說：什麼太早！今天下午和平遊行的隊伍就要開進廣島了，傍晚還要舉行歡迎他們的集會！），甚至連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常務理事們也無可奈何地轉來轉去，又坐到長椅上不住嘆氣。大家的嘴裡都機械地念叨著：「反對任何國家……」。這句話的全文應該是這樣的：「‘反對任何國家進行核試驗’這個議題還是個癥結啊！」。眼下，不論是誰，只要一提起「反對任何國家」幾個字，就會憂心忡忡地嘆息起來。「反對任何國家」，這裡是指所有的國家？死難者的國家？他人的國家？我不禁回想起黎明前那死寂的無人之城的幻影和遊人們不由自主的戰慄。突然，坐在長椅上的人都站了起來，走廊裡亂轉的人們也全朝一個方向擁去。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安井理事長來到常務理事們聚集的地方，向他們傳達還在延續的執行常務理事會秘密會議的現狀，沒有人會輕易放過這難得從霧中一現的城堡尖頂。去年夏天，大會陷入一片混亂之後，安井在業已癱瘓的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里成了徒有其名的理事長。在靜岡召開準備舉辦「三·一」比基尼日的理事會上，「反對任何國家……」的議題再次引起爭議，安井因此辭職。今年夏天，安井再次以理事長身份出現，這難道意味著他已經找到不會引起混亂的新提法了嗎？
安井理事長走進屋裡。在這兒等候訊息的理事們都焦躁疲憊，面帶愁容。他們和原子彈受害者紀念館走廊裡的記者、坐在和平公園樹蔭下早來的與會代表一樣，都被拒之門外，忍受著不知詳情的焦慮。看到安井理事長，他們已掩飾不住聲音中的憤怒和抱怨，迫不及待地近乎喊叫似地質問起來。更有性格直率的人怒不可遏地要求常務理事（他們具體擔任這次大會的組織工作）和安井理事長做出解釋，為什麼竟然把他們置於無法得知情況的狀態中如此之久！
金澤的常務理事問道：「常務理事會是否已經放棄了本次大會？」安井理事長表現得不急不躁。他用有力的帶抑揚頓挫的悲壯的聲音回答道：「不，我們沒有放棄！現在只是會間休息。我到這裡來是為了向大家如實報告常務理事會的現狀。」他非常誠實坦率，但又顯然戒心十足。人群裡響起不以為然的笑聲。人們是在笑金澤的理事太神經質呢，還是在笑安井理事長過於空泛的答覆？
橫須賀的常務理事質問道：「你上次來的時候說，如果常務理事會無法解決，就把問題交給包括我們在內的理事會來研究。難道說現在又不打算承認我們的權威了？」
安井避而不談實質問題，他滿臉誠意地說了句「我到這裡來正是為了和諸位坦率地交換意見」，便搪塞過去了。而使他處境窘迫的提問也就到此為止。東京和長野的理事都只是要求：世界大會務必召開。
東京的理事說：「現在超出預定以外的參加者正從東京陸續向廣島趕來，大會具備成功舉辦的條件。」然而大多數人還是認為，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動員群眾大戰必然會成為這次大會的問題之一。長野的理事懇切地申訴說：「既然已經以大會的名義募集了資金，無論如何也要把大會開起來！」
此時，常務理事們早已不再是質詢，倒像是面奏皇上時的悲壯懇求，沒有絲毫的權威。和平遊行正在行進當中，距離他們到達廣島只剩六個小時了，為了迎接他們，有關大會的事宜必須馬上理出頭緒。
安井理事的聲音一如往常。他滿腔熱情溢於言表，滿懷誠意地反覆說著：「我們常務理事會內部確實有較複雜的意見分歧。」之後，理事長提高聲音說道：「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眾多事實表明，常務理事被拒之門外，遲遲不散的常務理事秘密會議正陷入僵局，對「反對任何國家……」以及「禁止核試驗會議」產生的意見分歧（對此安井理事長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詞句提起過，但從未具體言及），成為使會議越發陷入困境的障礙。共產黨、社會黨、工會總評議會、外國代表團，特別是中蘇代表團之間的對立，使常務理事會左右為難，如陷泥潭。但這些情況早在安井理事長出現之前，就已盡人皆知了。要說現在還有什麼新的說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長反覆高喊的這句「請再給我一點時間！」可是，給他充分的時間，困難就可以解決了嗎？沒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長到底也沒說清「一點時間」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們走掉了。剩下的理事們眾說紛紜，大家意見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個建議，立刻就被否決。有的人簡直要吵起來。他們是和社會黨議員喝茶的那幫傢伙！他們的頭頭惡狠狠地扔下一句話：「有結了婚分居的，還有離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麼？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討論會。我和那位被他們罵得狗血噴頭的橫須賀的理事走到窗邊的陽臺上，他的發言在討論會上被壓制，要聽他的意見只好用這種方式。「明明在第六十屆常務理事會上決定，哪怕有意見分歧也要召開大會，但卻被置之不理，用欺騙的文章把不同的意見掩蓋住，假裝成意見統一了似地去召開大會，怎麼能成功呢？基層群眾已經提出，今後的和平運動不再依靠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而靠他們自己去推動。就算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在空中解體了，能雄心勃勃地把運動繼續下去的還是那些基層的群眾。」橫須賀的理事焦慮地說。理事們一個個又都陷入充滿疲勞感的沉默當中。我離開討論會走下樓梯。一樓大廳開始混雜起來。從各地趕來的人們以代表身份來這裡登記並準備交付分擔的資金，可是由於常務理事會會議陷於停頓，接待工作也無從開始。人們有的圍成圈蹲坐著，有的聚在一起慢慢走動，有的在練習唱歌。正像橫須賀的理事所說的那樣，他們充滿活力，無憂無慮。在他們和安井理事長、召開秘密會議的人們以及被拒之門外的理事們中間，讓人感到有重重隔閡。即便是大會最終迎來開幕式，這些隔閡又如何消除呢？耀眼的陽光下，和平公園顯得空蕩蕩的。望著這座即將迎來兩萬名與會代表的空曠的公園，我不禁感到茫然。
在廣島為數眾多的各種塔中，原子彈爆炸死難者供奉塔是命名最貼切的一座。此刻，我正朝它走去。塔身旁邊，有位老婦人默然佇立。在廣島，我曾多少次看到過這樣默然而立的人們，他們都在那天目睹了人間地獄的慘象。他們黯然的眼底彷彿深藏著令人恐怖的東西。在《廣島之河》裡，兩位有著這種眼神的老婆婆，其中一位這樣敘述道：「那種病，旁邊的人看著才揪心啊！我的女兒，為了剛出生的真美子，說什麼也想活下來，可沒人能救活她。不光這些。奈奈子死了，我還剩個叫‘廣’的兒子，26歲了，可手上頭上都留下了燒傷的疤，為這連婚都結不成，已經自殺過好幾次了。」另一位老婆婆說：「我那兩個侄女住在鳥屋町，是光著身子跑出來的。說是在江波呆了一宿，路上人家給了件薄浴衣，這才撕成兩半好歹裹在身上。妹妹死的時候，慘得沒個人樣，東家嫌髒，直嚷嚷：‘可別傳染上。’姐姐求我說：‘伯母，我病成那樣之前，就殺了我吧！’也跟著妹妹去了。只剩下一個老人，年輕人都死光了。」
猛然間我又想起安井鬱先生那句熱情的話語：「請再給我一點時間！」空洞的、應景的、沒有一星半點具體承諾的，這個以「誠實」為名而開的空頭支票，不過是句騙人的鬼話。下午3點，原子病醫院前。我站在長長的樹蔭下，等候和平遊行隊伍的到來。除了記者，只有為數不多的人在醫院前的廣場和馬路上迎候。一般情況下，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都在這裡迎接。但在會議結果尚不明朗的情況下，他們也無法離開充斥著停滯與困頓氣氛的和平紀念館。在迎候的極少數人當中，有一位原子彈受害者母親會、廣島母親會的負責人，還有一位是原子彈爆炸後生活在對癌症的驚恐不安當中的孤寡老人組辦起來的廣島小憩之家的主辦人，正是他們，在廣島從事著許多基礎工作。現在，他們的臉上也顯露出無法掩飾的焦急。廣島小憩之家的年邁的原子彈受害者們，昨天晚上提著燈籠，手持花束，燃香走遍了市內無數處死難者紀念塔。廣島市的三十二個小組分別在各自區內等候這些巡禮的老人，還和他們一起悼念了死者。廣島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場，街上到處可見一座座慰靈塔，哪怕有的塔像塊石頭似的並不起眼。「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是離不開廣島的廣大群眾的。現在，這個運動雖然脫離了廣島，可廣島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鞏固運動的基礎。他們手持花束，燃香，走遍各個街區，而每到一處又有和他們一樣的人在迎接他們，並加入他們的隊伍。」
終於，遠遠傳來擴音器沙啞的聲音。轉速變慢的磁帶播放著「原子彈轟炸罪責難逃」的合唱，人們的口號聲也越來越近了。和平遊行的隊伍就要過來了。原子病醫院的視窗擠滿了翹首以待的人們。有些病人還跑到一樓屋頂的平臺上。年輕的女病人身上穿的已不是撕裂的浴衣，而是顏色各異的合成纖維睡衣。然而，戰後18年給她們帶來的變化似乎僅此而已。在她們心中，依然懷著對原子彈爆炸的深深不安和恐懼。炎熱和疲勞使和平遊行的人們面色如灰，但他們的雙眼仍然炯炯有神。在烈日曝曬下步行了全部路程的人們顯然消耗了大量體力。遊行隊伍以他們為中心在原子病醫院門前停下了。奧斯威辛遊行隊伍中，半裸身體、貌如羅漢的僧侶們引起了人們的注目。外國代表也參加了，一位金髮的西德婦女臉頰和鼻子曬得通紅。醫院前已被遊行的人們圍得水洩不通。
這時，從原子病醫院的正門走出三位病人代表，站到了直射的陽光下。一位是個十幾歲的可愛少女，她的頭上纏滿了繃帶，臉上帶著快活的微笑。她不時地攏攏被風吹起的薔薇花紋睡衣的衣襟。贈花儀式後，進行了簡短的致辭。然後，作為病人代表，一位小個子中年男子開始用蚊子大的聲音進行演講。他站在烈日烤灼的水泥地上，緊張而又僵硬地挺直阿波木偶似的頭部，竭盡全力地講著。可是，擴音器裡催促出發的命令把他的聲音壓過了。我好不容易才聽清最後一句：「我相信，第九屆世界大會一定會圓滿成功！」
演講結束後，他抱著花束長出一口氣（在烈日下演講，不論病人的病症多麼輕微，都會感到十分疲勞。況且，這裡還是原子病醫院），又帶著實實在在的滿足感與威嚴走了回去。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情景。眼下，如果有哪位患者看到大會準備工作陷入停頓的報道而感到氣憤，對和平遊行的隊伍投擲石塊的話，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也無法提出抗議。就在這種情況下，患者們依然熱切地揮動著期待的雙手，好像和平遊行隊伍裡的人們是他們唯一可寄託希望的人。這不禁令人肅然起敬。他們用熱切的目光和期待的雙手迎來和平遊行的隊伍，又把它的意義加以醇化和昇華，哪怕在越過和平大橋的公園裡，只有被政治搞得烏煙瘴氣、陷於癱瘓的秘密會議在恭候它。除了少數例外，廣島市民對遊行的態度十分冷淡。但市民們雖然普遍對大會表現得冷漠，一方面又對大會準備階段的各種困難十分敏感。他們已從遊行隊伍成員那兒得知了一些情況，又似乎是出於好奇心，正在靜觀事態的發展。在隊伍快接近和平大橋稍事休息的時候，一條訊息四處傳開了。據悉，剛剛決定世界大會不由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而由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主辦。頓時，和平隊伍又恢復了生機，立刻壯大了好幾倍，浩浩蕩蕩地向和平公園挺進。方才還是陽光下的一片空曠之地的公園，此時到處洋溢著世界大會召開前夕的喧鬧與興奮。在掌聲與歡呼聲中，遊行隊伍在群眾的簇擁下前進著。日共的宣傳車成了歡迎隊伍的中心，大家對此卻沒有特別的反感。是不是政治上的秤砣此時已經傾向於日共了呢？不過，一切似乎都不明瞭，日共、工會總評議會、社會黨，各方力量還在繼續展開激烈的動員大戰。
暮色降臨，原子彈轟炸遺蹟處，那被炸得扭曲的鋼筋框架背後，傍晚的天空已被染成薔薇色。慰靈塔的陶俑式的空洞籠罩在陰影中。已是下午5點。以慰靈塔為背景，剛才還在進行秘密會議，以安井理事長為首的領導們、外國代表團以及冒著烈日進行和平遊行的人們，都背對著慰靈塔站在平臺上。群眾坐在他們對面的草坪上。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代表理事森瀧市郎先生，神色緊張地走到麥克風前。這位老哲學家是原子彈受害者的全國性組織的負責人。此時他的緊張卻有些像剛才原子病醫院前那位聲音微弱的演講者。老哲學家也是原子彈受害者，他的健康狀態近乎危險。他宣佈說：「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將舉辦世界大會的工作全權委託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掌聲四起，隨即又消失在傍晚遼闊的晴空。可這陣掌聲遠不如對另一個演講的反應熱烈。參加「廣島——奧斯威辛」遊行的僧侶說「廣島比非洲還炎熱」時博得的掌聲也遠遠不及那個演講。所謂的「那個演講」的主角是隨後走到麥克風前的安井鬱。他上身微微前傾，兩臂隨著聲音的抑揚前後揮動，並用悲壯的聲音聲嘶力竭地喊起來。就是這位安井鬱理事長，剛剛把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所不能解決的困難全都推給了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他高聲宣佈：「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和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齊心協力舉辦大會一事，在和平遊行隊伍到達這裡的前30分鐘，正式決定啦！」那口氣，彷彿這個時間也是個有價值的條件。「不是議論而是行動，才能使和平運動取得成功！」他們話音未落，便響起一陣雷鳴般的掌聲。
我大惑不解。安井理事長把常務理事們拒之門外時曾說「請給我一點時間」。這應是進行討論、思考、克服困難的一段時間，可是，在巨大的壓力下，常務理事們停止了思考，放棄了判斷。是不是在常務理事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情況下，在和平遊行隊伍到達前30分鐘，安井他們閃電般地做出了決定呢？而他所說的「不是議論而是行動」，難道不僅僅意味著把尚未排除的困難和工作的停滯原封不動地推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這一行動嗎？然而，他這番情緒化的沒有具體內容的講話，這句「不是議論而是行動」的高調居然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對這種安井鬱式的雄辯引起群眾（他們是日本各地開展和平運動的主力軍）單純、激昂的反應的戲劇性場面，我已多歡目睹過。安井說，「不是議論而是行動，才能使和平運動取得成功」，但是，在這次大會上，「議論並沒有乖乖地躲進幕後。從這第一次集會開始，它便不時跑到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自作主張起來。
中國的趙安博先生說，所謂的《禁止核試驗條約》純粹是在搞欺騙。如果美國真的有和平誠意，不就應該從日本的美軍基地撤出嗎？「喀麥隆代表是位身著黑白條上衣，頭戴酒紅色帽子的黑人青年。他也否定了《禁止核試驗條約》，又用他們國家的語言高呼「烏扶魯！烏扶魯！烏扶魯！（即和平）」。接下來，一位蘇聯的婦女代表走近麥克風。「《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於明天簽訂，這是個很大的進步。赫魯曉夫同志說，這是偉大的一步！」雖然在秘密會議上，大會的大致情形曾被反覆預演過，但當她說出這番話時，人們還是意識到，這次大會的另一齣戲已經開始上演第一幕。除了少數人明顯持無視態度外，禮儀之邦的人們還是禮貌地給了她的演講以充分的掌聲。結果，參加大會的群眾沒有一個人搞清楚，自己在這出「理論劇」裡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每當望見夕陽餘暉中森瀧廣島代表理事那張蒼白的臉，我心裡便一陣陣刺痛……晚9點，我站在陽臺的人群中，透過窗子觀望著裡面常務理事會進行表決的情景。白天一直被拒之門外的常務理事們，正在對安井理事在群眾面前宣佈的由森瀧代表理事以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名義接受下來的《全權委任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決議》進行表決。常務理事會的投票情況是十四名贊成，十一名反對。現在，窗子裡面已經產生了四十九名贊成、七名反對，十一名保留、三名棄權的結果。持反對意見的是和平委員會的理事們。同一天晚上，在另一處召開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會議上，也正式決定接受委託。
廣島的夏夜十分炎熱。結束表決的理事們汗津津地走到面向幽暗的河水與和平大橋的陽臺上。少數派們的焦躁在夜色中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們不安地預感到，這次表決沒有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他們擔心，一旦有什麼反覆，困難會變本加厲。金澤的理事主張，事到如今，執行委員會卻把亂攤子推給廣島，理應對此道歉。然而他卻沒有發言的機會。山口的理事說，常務理事會對廣島進行全權委任後，如何減少今後自身的介入，如何建立起以廣島為中心的新體制，是個大問題。他們的憂慮顯然不是因為疲倦。對大會的前景表示擔憂的少數派較一致的意見是，處於困境的執行常務理事會應當作自我反省，把未能承辦大會的各種情況理清之後再交接給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這樣廣島方面的工作才能好做一些。總之，剛剛接手世界大會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各位，今晚肯定是徹夜難眠了。因為世界大會是在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常務理事會一頭扎進泥潭，已經寸步難行的狀態下，甚至可以說是在最糟的狀態下移交給廣島方面承辦的。廣島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的人們將要揹負著困難與擔憂來回奔波。這天夜裡和平紀念館附近傳得最多的小道訊息是：代代木派的，會不會協議離婚呢？又是這句莫名其妙的話。
同一個夜裡，廣島到處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醫院的醫生們放棄了睡眠試圖救活一個病人，可他們的努力終成徒勞，那位他忙拼命搶救的女孩還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輕女孩被送到了這裡。早晨，10點。這裡一處有如身在鏡中般明亮、清潔，又有著高效率的場所——abcc。這裡負責研究原子彈受害者是怎樣死去的。當然，他們也為送來的受害者進行治療，但廣島人絕不會主動到這裡來。停車場上的車負責把登記在abcc的名單上的人帶到這兒。有人說，這項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彈受害者的屍體，是這裡最難做的兩項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廳裡，安靜地坐著被召集來的病人。一個小男孩等著媽媽看完病出來，一個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們都安安靜靜地等著輪到自己。又有一臺車從停車場開下比治山，朝著七河流經的市中心駛去。這個停車場，為了abcc，這個地球上僅有的兩處具體研究原子彈對人體的影響（20世紀的人們有誰不關心這個問題呢）的機構之一的abcc，必須勤奮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輕女孩的屍體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間裡。我在周圍的幾個房間轉了轉。一些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一邊觀察顯微鏡下用染色劑處理過的血液，一邊記下手裡的計算器上讀出的白血球數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9萬個白血球的血液載片。主管工作的年輕女醫生曾碰到過一位白血球指標為83萬個的老人。老人當然已經去世了。我現在見到的血液樣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這敞亮而現代化的場所，卻正是死者的國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標是多少嗎？」冷不防被她一問，我一瞬間產生了錯覺。「要是有人有83萬個白血球的後，正常的白血球少說也該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標只有六千個。我再沒勇氣繼續觀察顯微鏡了。在下一個房間裡，屍體用石蠟做硬化處理後被製成薄片。最後，終於在觀察原子彈受害者的血液對梅毒的反應的房間裡，我的緊張才略微有所緩解。我想自己再不會像這天早晨一樣，覺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擊的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