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大江作品突然間出現了與此前全然不同的意趣。具體說來，這種變化始自於您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文學界》上發表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您在這部作品的結構上進行了新的嘗試，當時您曾表示，所謂「雨樹」、raintree，既是凝縮著死亡與再生意味的宇宙之樹，也是現實裡生長在某處的樹木。而且，還是「那座哺育了自己的小宇宙/村莊的隱喻」。
以《吊死在「雨樹」上的男人》、《倒立的「雨樹」》和《游泳的男人——水中的「雨樹」》等為題的五個短篇組合，在整體上集輯為《傾聽「雨樹」的女人們》這個長篇。作品的舞臺設定在因出席研討會而短期居住的夏威夷，以及府上所在的東京世田谷及其周圍地區。另外，被稱之為「教授」的作家「我」，是諸多場合、變故和事件的旁觀者，而主要角色則讓位於女性們。這個轉換，您是如何進行的呢？
從二十四五歲時起，我就作為短篇小說作家開始了寫作工作，然後漸漸將重點轉移到長篇小說的寫作，其後就一直在寫長篇小說，將近四十五歲時發表了《同時代的遊戲》，以此對以往的各種要素進行了綜合。然而，讀者果真接受了這部小說嗎？與其說是不滿，毋寧說我感到了不安。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想再度回到短篇小說的寫作上來。不過，對於從長篇小說回到發表一篇篇獨立的短篇小說這種生活上來，我也感覺到了一股說不清楚的不安。如果寫長篇小說的話，在一年至兩年內，只需要在那篇作品的文體內寫作即可，這其中自有一種安定感。不過，好歹我還是寫出了一個短篇小說。如此一來，自然會連線著下一個短篇，於是決定以短篇連作的形式寫下去。「雨樹」連作就是這樣產生的。在那過程中，自己覺察到在寫此前未曾寫過的那種性格的人物。一個有著各種缺點或是易於遭到傷害的那種型別、正在走向滅亡的男性高安卡兒處於作品的中心位置，順便也寫了不斷鼓勵那個男性，甚至為其付出犧牲的女性。我認為，這樣一種女性形象似乎也是自然出現的。
直接的契機，也是因為當時閱讀了英國作家馬爾科姆·勞裡1的作品。當時我四十五歲，他在與我相近的年齡上，因酒精中毒造成的事故而死亡。他的作品也被譯介到了日本，就是《火山下》那部長篇小說。在那部作品裡，他描繪了深深受到傷害的知識分子男性＝任職於墨西哥的外交官，及其戀人＝易於傷害自己所愛的男人，只能不斷重複這種傷害的女性。最終，男性因此而被野狗撲咬而死，女性則在悲嘆中沉淪下去。這部小說原本是我在墨西哥生活期間偶然讀到的，我曾懷疑自己是否也患上了酒精依賴症。在感情上我也非常喜歡勞裡，尤其是關於「作為人，於存在之根本處懷有深深的悲哀，並生活於這種情感之中」的論述，用勞裡的英語來說則是grief的那種感情的重量，被遞交到了我的手裡。
——較之於男性的悲哀，我在閱讀中卻感受到女性這一方的悲嘆更為深沉和切實，這或許是因為我身為女性的緣故。出現在這個短篇小說群裡的女性，都是相當獨立、自由和聰慧的女性。從敘述者「我」的角度看過去，她們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戀人。對於她們，雖然「我」保持著謹慎態度，卻儘量公正地面對她們。與此同時，也持續著帶有幾分批判的觀察。另外，她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困難和悲嘆，也慘不忍睹地漸次傳了過來。可以說在女權運動的潮流越發高漲的時期，也就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剛開始那幾年，在舊弊尚存的社會背景下，我正要踏入社會的那個時期，我們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感受到了相當沉重的衝擊。高安卡兒帶去的那位名叫蓓妮的女性在信函中寫下了這麼一段話語：
我也讀了那篇小說。雖然沒有告訴高安，但是我不認為那樹木只是一個隱喻，我感到「雨樹」存在於現實之中。此外，你在小說裡表示自己並沒有見過「雨樹」，可我覺得你應當看見過。夏威夷的夜晚，難道黑得連家門口的樹木也看不到嗎？高安入住的那家治療機構裡，無論任何地方都沒有「雨樹」，你究竟是以哪家機構為原型的呢？請告訴我「雨樹」所在的那家治療機構。我想坐在「雨樹」之下，邊聽那滴水之聲邊考慮高安的事情。即便身邊坐著精神病女患者，如我一般傾聽那「雨樹」也沒關係。在這個現代世界裡，存在著像我們這樣的女人。馬爾科姆·勞裡在日記（未發表）裡這樣寫道：whatdoyouseek?/oblivion1。但是，像高安那樣從不曾為世間所知的人，也就白白地被遺忘了，這叫做aware。這個aware，就是grief在日語中的語意，這是高安告訴我的。從此以後，教授，大概只有你和我還會時時記起高安了。
我還記得，從這篇作品開始，以大庭美奈子和津島佑子為主的那些敏銳的女作家們，就加入到大江作品真正的讀者和批評家的行列之中了。
作為小說家，我一直對這兩位女作家心懷敬意和親近感。不過，從不曾親近到她們，比如說，親近到類似於大庭美奈子和小島信夫、津島佑子和中上健次那樣的文學盟友的地步。這是由於我的性格基本上屬於內斂型，與熟人和朋友保持距離則是常態，獨自過著小說家的生活，不時在外國的大學裡略微承擔一些教務，從沒有同過於新潮的女性接近過。但是，由於我不曾進入戀愛的深部，因而與那些自由獨立且具有知識背景的人、幽默詼諧的人、與那樣的女性交談，則一直使我感到愉快。就我個人的感覺而言，倒是覺得遇見過各種各樣能夠相互深入理解的女性。這樣一些人中的若干人便合成在一起，結構為一個典型出現在我的小說裡了。
結果，我便認為這個世界還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即便如同美國的大學那樣開放的場所，毋寧說，客觀存在著近乎頑強的男性社會的骨骼，在此處從事自立性工作的同時，還需要與男性學者們進行合作，充滿各種智慧的生活技巧不就成為必須之物了嗎？自不待言，不同於這種技巧的其他力量亦然。儘管如此，要在充分表現自己的同時生活下去，這對於任何聰明的女性，都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印象。一些確實很優秀、很有魅力的女性，也不時會在婚姻生活裡露出破綻，雖說也有一些人能夠超越這種危機。
某個時候，大家一起長久交談，那人會經常獨自表現出悲哀或是悲嘆這種情感。當然，所交談的不會是那種非常深入的內容，全力專注於這類內容亦為失禮之舉。「啊，此人在與我們愉快交談之側面，並存著一種只能稱之為悲嘆的東西。」我曾經常作如此之感想。只要細心閱讀，就可以發現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小說中，會不時出現描繪這些女性的場面。
——在日本，從這樣一種視角描繪女性的小說並不多見。這在女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嗎？在我的印象裡，大江先生當時好像與野上彌生子和佐多稻子就文學觀點交換過看法。在女作家中，讓您感受到刺激的大致都有誰呀？
在外國的女詩人、女作家和女思想家中，我一直予以關注的，是深入到美國南部的基督教社會里去的弗蘭納裡·奧康納1，還有到達法國戰前和戰時時期思想頂點的西蒙娜·韋伊，此外就是研究布萊克的專家、神秘主義詩人凱瑟琳·雷恩2。在日本的女作家裡，我最為敬愛的是佐多稻子，和我年齡相仿，又深得我敬愛的則是林京子。至於野上彌生子，在成城和北輕井澤這兩處，我和她住得都比較近，也是我所尊敬的女作家，在報紙上的對談以及為渡邊先生舉辦的紀念活動中，我也曾去幫忙，其間卻只和她說過兩三次話。江藤淳是個上流社會意識很強的人，曾在文章裡寫道：渡邊一夫剛一去世，大江就向野上彌生子靠近了。他沒有說對！就本質而言，我是在反上流的生活感覺中走過來的。
——我想順便再瞭解一下，同為一九三五年出生的倉橋由美子，直至發表《燒炭工q的冒險》為止，她還一直是最前衛的，可在那之後，卻迅速轉而創作保守性質的小說。您還存留著與倉橋之間的一些交談記憶嗎？
若說是「說了很多」，則是在因「平野謙發現的這兩人」而參加的《近代文學》座談會上曾見過一面。那一位呀，從我們出身於農村不富裕人家的孩子看來，倒像是醫生家小姐，用心術不正的目光打量著我們的那位同班同學。她還給我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她解讀薩特的方法完全不對。有關我對於「薩特的想象力論」的關注，全然沒有引起她的注意。在那之後，再也沒有見過她，後期的倉橋由美子那種吉田健一趣味般的世界，是與我剛才所說的反上流意識全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再往後，還不時聽到她針對我的那些零零碎碎的批判性評論，覺得她終究是一個不好應付的人啊……
——被《傾聽「雨樹」的女人們》深深打動的作曲家武滿徹，因此而創作了題為《雨樹》和《雨樹素描》的樂曲，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令人懷念。
我一直在聽日本鋼琴手內田光子、高橋亞紀的演奏。她們是通過音樂展現出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我曾與高橋談過有關武滿的話題，在女性中，我認為她是武滿音樂最好的理解者。對於武滿所作的鋼琴曲，她的演奏水平年年都在提高，這很了不起。
——那麼，您於一九七七年前往與作品裡相同的場所，參加了夏威夷大學的東西文化研究所的研討會。那時您已經有了在墨西哥生活的經歷，從那時起，您與外國作家的交流，對於您的創作來說，或許是個有效的機會吧。
如果說起日本這個國家的同時代作家，也有像安部公房、古井由吉那樣讓我心懷敬意的作家。不過，安部的情況略有不同，剛才我也說過，我更看重與研究者朋友的交往，我說的是與日本文學多少有些距離的研究者朋友。至於同外國的詩人、作家們的交往，由於我不時前往國外短期旅居並與他們一起工作，逐漸親近起來的人反倒比較多。在開始這種交往的最初階段，一九七七年的研討會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交往之一。建立了「垮掉的一代」之文化的詩人愛倫·金斯堡1從美國本土來到了那裡。由於是兩個作家或詩人共居一個房間，因此而親近起來的，是來自西薩摩亞的作家阿爾伯特·汶特2。他出身於一個擁有歐洲血統且富有知識教養的家庭，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作家，蘊涵著太平洋諸島當地人的那種民俗學要素。我與非洲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劇作家沃雷·索因卡3也是在那裡認識的，後來成為常年交往的朋友。
——我認為，對於美國社會中的男女關係以及女權運動的高漲，您是最先直接覺察到的。有關這一切的理解也好不諧調感覺也罷，這兩者在您的作品裡都有所表現。您最近的作品《愁容童子》中出現了研究日本文學的美國女學者羅茲，我覺得，直至您對羅茲的描寫為止，這其中還是存在著一以貫之的距離感。與此同時，我還認為，日本女性如果成為您的描寫物件的話，您是不會如此的，無論取材以及觀察的深度還是無情的程度（笑）。
研討會需要連續三週甚至四周都在同一個場所生活和討論，或是反覆召開兩三天會議。第一次到夏威夷的時候，有華裔女作家馬克辛·洪·金斯頓1。此外，還有名叫三好將夫2，從日本前往美國定居的出色的文學理論家。我經常出席以其為中心的會議。他很看重作為女權運動優秀論客的那些女性，比如曾翻譯雅克·德里達3、她本人身為理論家也引起諸多關注的蓋婭特麗·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4。以她為核心的那些作為理論家且觀點有趣，就為人而言又顯得從容自信並且面帶陰翳、話語中還含帶些微幽默的女性，被三好介紹給了我。由於是藉助英語進行交流，大家就像是大學裡的同學一般交談。有時，會因為彼此深處的問題相互重合，也會出現相互深入評論的現象。我覺得，正是從如此邂逅相識的女性學者、詩人和小說家那裡，接受了各種女性形象。
——一九八九年，在《人生的親戚》裡，女性第一次作為主角出現在了大江小說之中。此人是倉木瑪利惠，這是一個易於聯想到「沉鬱的瑪利亞」1的名字。敘述者「我」的兒子往返於養護學校，她則是我兒子一個同學的母親，曾遭遇兩個身有殘疾的兒子一同自殺的、難以想象的悲劇。雖然她是一位精力過剩、攪得周圍人都不得安寧的那種深思型女強人，但是去了墨西哥之後，則在農場裡投身於奉獻活動。總之，這是敢想敢幹的、信心十足的女性的故事。
就在我本人來說，《人生的親戚》也是一部特別的小說。某大報那位誰都知道的大牌記者曾說過一番涉及我人格的話語——話雖如此，與其倒是沒有個人交往——從沒有讀過這傢伙的小說，之所以這麼說，是由於在前面的話引子裡「粗口惡言罵詈讒謗」綿長不絕。有一段時期，我曾因此而第一次出現憂鬱症似的狀態，這種狀態最近叫做耗盡2，以往的老話則叫做憂鬱症3。當時，為了進行自我治療，我決定試著用不同手法來寫與此前的小說世界完全不同的內容。由於每天早晨起床時最為沉鬱，便一睜開眼睛就馬上起床並立即寫那部小說。下午，或閱讀平日裡一直在看著的書籍，或寫一些隨筆。總之，早晨的時間被集中用來寫那部小說，所以只用了大約三個月便完成了。原本我就憧憬英雄豪氣且詼諧幽默，卻深陷悲劇之中的那種女性。可實際上並不存在這種原型，便以此前看到的那些素描之積累構成了細部。寫完這部小說後，在那之前的憂鬱症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那會兒，剛才說到的那位大牌記者還出了一本題為《大江健三郎的人生》那本鮮紅封皮的書。不久之後，我告訴亦為精神科醫生的作家加賀乙彥，說是自己藉助那種做法已經超越了憂鬱症。於是他就診斷說：那麼一大早起床工作，不就是狂躁病嗎（笑）？
「人生的親戚」這句話，是我在墨西哥請同僚為我講解西班牙語小說時發現的。parientesdelavida，說是叫做「悲傷」……某一種悲傷，讓人非常為難，卻無法將其從自己身上割去，這就有點兒像麻煩的親戚，那樣一種悲傷糾纏著人生——那就是這部小說的主題。我想寫的就是伴隨巨大的悲傷一同生活、生氣勃勃地吸引著人們關注的那種女性的生活方式。
小說的主人公麻裡惠有兩個身患殘疾的孩子，這兩個孩子經過合謀，從一處海岸的斷崖上，智障卻是身體壯實的哥哥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弟弟，兩人一同跳進海里。作品裡發生的這起事件，是能夠想象出的最為悲慘的變故，我設定的就是這樣一起悲劇。遭遇瞭如此之大的悲傷後，身為母親的主人公將如何獨自活下去？只要她還活著，那悲傷就難以克服，但是唯有如此，才能被「人生的親戚」那個悲傷所糾纏，同時堅強地生活下去。當時我所想象的，就是這麼一個嘗試。後來她參加了帶有宗教性質的團體，為了在海外從事工作而去了海外。她在墨西哥的農場勞動期間卻患了癌症，但是直至最後也沒有屈服。在墨西哥，她還為自己拍攝了滑稽的性愛照片，送給了一直甘為自己服務的三個青年，顯示了這令人不可思議的幽默之後，她死去了。
——瑪利惠還對「我」提出了極為大膽的提議：
意識到我的目光被裙子深處所吸引後，她並沒有做出夾緊雙腿的動作，反倒是再度在那張充滿疲憊和憂鬱，卻像是貝蒂1式花哨的面龐上浮現出微笑，提出了一個在精神上未必正常的提議，話雖如此，在肉體上理應同樣未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