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太陽以及整個太陽系並不是經常地顯現令人矚目的異常，不過，太陽的黑點一旦增加就會影響地球的氣候，所以上述那樣理解也不能一概稱之為非科學。15、16世紀的西歐，正是占星術大興其道的時代。地上的地丁遠非其時的盛開，季節執行錯亂，太陽和太陽系的執行造成整個宇宙的異變，如此等等，人類把這些當作非常值得矚目的事件，難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應麼？
換個說法那就是宇宙論式的或者宇宙感覺式的異常感受。同時和人等於小宇宙這句話相關，從遠古起人就把自己身體看作具體而微小的宇宙。從雅可布·伯麥1和斯韋登伯格2為媒介，投影於布萊克3的歐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過來把人體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內心世界中，人的智慧與力量控制不及的暗處作為另一個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內。準備誕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內，這一另一個宇宙與天空的宇宙相照應，兩者中間便是人的現實世界。也就是人的歷史場地，而這個場地上現在仍有戰爭的災厄。我以為，人們把以這種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聯絡起來的感受方法與思考方法代代相傳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1伯麥（bodhme，jdkob，1575—1624），德國神秘思想家——譯註。
2斯韋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1636—1772），瑞典哲學家——譯註。
3布萊克（blake，willian，1757—1827），英國詩人——譯註。
如果回到井伏鱒二的小說上來，那麼，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徵的意義，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彈，其規模之大，堪稱天災加戰爭的大災難。原子彈當然是人扔的，但是從挨炸的民眾的角度來說，它是比大地震還厲害多倍難以逃避的災難。那個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再挨一次空襲的「半瘋的姑娘」便是明證。把這慘遭厄運以致陷於病態的小小心靈，同原子彈轟炸這樣類似天變地異般的災難結合在一起，並以此為媒介，井伏鱒二用杜若花作了極好的提示。難道我們不是必須明確地說，這錯季盛開的紫花才是從大至宇宙論小到人的內心，一以貫之的荒唐、可笑時代的象徵，統統被它徹底駁倒了麼？這也是挨原子彈轟炸的經歷而觸發的日本文學的傑作，給所謂現代的這個時代劃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時也是為測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內心深度而放下的一個測量鉛墜式的作品。
日本人經歷過原子彈轟炸而飽嘗痛苦地生活著，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表現對抗此種痛苦的作品。這豈不是判斷核時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標準麼。我想把這個想法告訴許許多多國家的文化人。他們一定對於井伏鱒二描寫的杜若的象徵，同古典文學相通的、強韌的日本人的自然觀照對比起來看吧。另一個國際研討會是各代表一個歐洲國家各領域的文化人的聚會，我是參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課題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這是聽起來還不習慣的一個詞，因為近來日本企業向歐洲發展，日本企業界人士以其個人的或企業的能力表現了出色的競爭力。於是歐洲出現了願意學習他們這種工作作風的——吹得很響，總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傾向，於是歐洲人就把這個看作日本化的現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對這一問題的提問，並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謂日本的西方化，實際上就是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現代化。說起西方化＝現代化的歷史，無非首先是（a）以天皇製為中心的政治、文化構想，（b）實行侵略亞洲，（c）終於到達以長崎、廣島遭受原子彈慘禍為頂點的敗北，終於結束太平洋戰爭。而戰敗之後的再出發，我認為把這（a）（b）（c）等條件全都顛倒過來才是基本態度，實際上新憲法也是這樣顯示的。
但是，戰後39年之間，日本人朝著逐漸地消除太平洋戰爭敗北經驗的方向前進了。對亞洲實行經濟推進並使之正當化的思想，並且向一直稱為工業化社會的歐洲、美國等先進國家前進一事，使明治以來的現代化大大加速，從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給國內、國外——特別是亞洲地區——帶來了一方面是荒廢，另一方面又是過剩的經濟繁榮。
直到太平洋戰爭之前這一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時代潮流認為不該如此西方化的反省。開頭提到的渡邊一夫的文章就是極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國同盟國的日本，還在法國被納粹德國打敗的時候，當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樣板不容置疑確屬納粹德國的時候，就站在戰敗國法國一邊了。他引用瓦雷裡在母校賽特高等學的講演，期待著「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緻產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對於日本日益擴大的納粹德國式的「知性的強制」予以抗爭的覺悟。渡邊一夫對於法國的復興乃至良好的歐洲傳統是確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義的日本處於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條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勢所趨的日本現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進的結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彈轟炸，最後終於戰敗的位置。引起這場戰爭的勢力，當然由日本法西斯主義負責，然而與之相對抗而製造出原子彈的卻是西歐的科學。投原子彈和遭原子彈襲擊的兩個營壘，在一律歸結為西方化的緊張關係上，1945年夏曾經隔海對峙。日本為了實現西方化，和帝國主義膨脹期的西歐展開比賽似地侵略亞洲，結果成了民主主義國家的敵人，終於落到受原子彈轟炸的地步。這個責任不應該追究西方化，始終應該歸結為日本的現代化，這樣的反論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來？我在這裡要記下一筆，現在的歐洲並沒有擺脫核戰力的論理而獲得自由。如果歐洲主動地放棄核戰力的論理，出現提示新道路的大國，那麼，我以為對於日本來說，可稱得上最受歡迎的西方化的典範。現在歐洲各國消滅核武器的民眾運動，就是為創造這樣的典範，以民眾運動的規模向日本人號召的。
然而今天的歐洲人某些階層希望日本化成為現實。成為這種日本化典範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1945年戰敗痕跡一點一點地消除乾淨，自我與事業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業技術先進大國稱號，足以代表此種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覺得這種人倒是特殊的，並非普遍。儘管這樣，這種特殊的日本人，面對再生產時，因為我國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慮到前面提到的瓦雷裡說過的話。誰也不能否定，日本經濟成長的結構是培育這種型別人物的基礎，比如駐在歐洲的商業精英們，以及同他們息息相關的汽車製造廠、電視機制造廠的經營者們無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但是實際情況是歐洲人把這樣的日本人作為素材，創造出經過加工誇大的典型人物，通過他們構想實驗性的日本化。
總而言之，歐洲人在工業技術社會的先進國之間的國際競爭上，不過是為了強化戰線檢驗自己而已。實際上是他們在應付核戰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種種缺陷，把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負面綜合在一起，設想出把這些減號變成加號的典範，也就是說，把自己的不足之處——我以為這是沿著以往歐洲文化的規範而來的，這種不足之處反而值得引以為自豪——的諸般因素反過來變成一切具備的存在，為了學習這種架空的典範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覺得，作為工業技術社會處於零丁飄搖的領域，人稱位於衰退狀態的「純文學」的作家，特別應該這樣考慮才是：對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積極的態度對待。熱心地使日本比西歐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型別人物，才是使現在我國工業技術社會更加繁榮的支柱。因此，我以為西歐提出的日本化這種現象展示給我們時，同西歐人設想的基本典範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徑庭，然而實際上日本化已經在歐洲看到，應該認真地聽一聽對方就這種現象的說明。特別是從目前非常活躍的經濟交流現場，從和日本人有接觸的西歐人那裡，他們不停地製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給我們，這對於日本人來說，是不可重逢的進行自我批評的契機。而且，如果西歐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對於未來同西歐的良好關係有害，那就必須考慮到這形象會立刻開始固定化，所以必須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如何回答可能會有這樣的提問：那麼對於你們日本人來說，希望將來向歐洲提示的，與西歐人能夠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樣構想的。我認為，那應該是對於未來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時對亞洲、對歐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詞擴大使用，那就必須構想這樣的日本人典型：以這種新的日本人典型為基礎的日本化，不論對於亞洲也不論對於西歐，包括經濟在內，都能當作使諸多領域活性化的方法採用。假如這樣的構想能實現，那麼，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論亞洲圈內西歐圈內都認為確實是真正國際人的日本人，而且與此同時，從日本的大城市發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農村、漁村，共同努力培育出眾多的這類日本人典型。
這種夢想中的日本人典型會有麼？歐洲人亞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這樣的反向。但是我認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間提出試問和試答，必須摸索培育這確屬高層次日本人典型的構想，不然，倒不如一開始就停止有關新日本人典型的構想更好。我要重複地說，渡邊一夫還在日、德、意三國同盟以及大政翼贊會剛剛起步那一年，當時國際、國內正是控制極嚴的時候，而他卻對於戰敗的法國堅守「精神的自由與文化的最精緻的產物」的人們精誠所在確信不疑，而且堅信他們的國家一定扭轉敗局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還希望對於我開頭談的井伏鱒二等等日本作家們——其中有自己在廣島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彈災難證言式作品之後，一個是自殺的原民喜，一個是堪稱刀折矢盡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還有和在長崎遭原子彈轟炸的同學們生活在一起，以一個親身遭災的婦女自述形式不斷地寫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們作為核時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許這個話題很簡單。如果西歐人說我瞭解這麼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麼，我想與比同時，索性回答他希望瞭解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從這種情緒出發我才協助英譯了前邊提到的短篇名文選集的工作。
課題不僅限於原子彈災害，日本各種各樣乃至出於地方自己構想——比如具有獨自歷史的沖繩當地民眾各種運動所顯示的政治、文化運動中反對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現代化＝西方化正面衝突——的反公害、環保課題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體例子有聯絡，範圍極廣。我想，對於如此關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歐人這般盛情應予回報，才把這些展示出來。
實際上圍繞著「西方化和日本化」這一主題，我在編造自己的提案，同時也常常參加這類國際研討會，但是常懷憂懼的是，同西歐乃至國內多種領域的人們在關心的方向上也許存在分歧。不過，如果真是這樣倒不壞，我從他們的批評中會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高興地出席國際研討會。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於西方化也不同於日本化，可以說超越這兩化的第三條道路的××化這一構想，希望通過研討會看看反應如何。因為我經常想到，如果不實現這條道路，對於將來的日本和日本人來說，（a）在國內沒有活路，（b）在亞洲也沒有活路，（c）從現在設想的歐洲接受日本的情況來看，向未來發展的活路也沒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戰爭失敗這個分節點不當作開始轉換方向的始點，而是把它當作一時的保留期間擱置起來，然後是重新加速進行西方化。然而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獲得工業技術最先進國的位置，經濟繁榮達到頂點，難道這不是第二次走上無法再次前進的奇怪路程即將擺在眼前了麼？這種懷疑又有誰能夠輕而易舉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時代最近的將來，日本第二次的「戰敗」，與亞洲的崩潰乃至世界的崩潰難道沒有聯鎖作用的性格麼？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萊和斯坦福兩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講演。當時，一位看來很聰明的日本留學生提出反問：為什麼戰後出生的日本人必須從以前的太平洋戰爭的敗北中吸取教訓？現在日本新的繁榮不是把戰敗的痕跡一掃而光了麼？於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還年輕，你的歷史中還沒有失敗的經驗吧？但是我已經不年輕了，我知道，除了失敗的經驗之外不想學別的了。我附帶說一句，日本乃至整個世界，不是已經並不年輕了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