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戰鬥的一生，對手從國家權力到先鋒政黨的官僚主義，可以說多種多樣。被開除黨籍的3年之前，正在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鬥爭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為如實地反映於前述兩個短篇裡了。“某種樂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極度乾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愛乾淨了……
／她喝完了輪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邊便又匆匆跑開了……
懷念中野重治的一生並重讀他的作品，為了在紀念他逝世五週年的會上講話作準備，這次不打算談妨礙“某種樂趣”的事物，主要內容是使中野內心湧起微笑並給他以鼓勵的“某種樂趣”的本身。
“某種樂趣”這樸素而單純的說法，表現了歷經複雜多變的生活磨難終於達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傳達給我們的是真實，同時也讓我們受到“某種樂趣”的感染。從樸素的單純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寫人的文學總體的巨大和確實。這次我想談的就是從這“某種樂趣”中看到的對世界的把握，對人的把握，才是文學的特性。
關於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論考相繼出現。通過這些論考，自然而然地到達深入研究中野的幾多途徑。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製造反對“某種樂趣”的社會鬥爭，他的工作只是表現了“某種樂趣”，但是卻有充分的重要意義。我想反覆強調，這些地方才是文學的有趣之處。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學習的所在。
從前邊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經理解到，“某種樂趣”的另一主題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間文化上的斷裂，以舊的一代的生活感覺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輕一代卻瞭解得很差。比如，翻譯現場上語言與語言對譯時的無從理解，就是具體表現。革命後新一代的生活感覺中，對於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經無緣了。中野對於這種斷裂未必僅僅否定，而是以寬容的眼光對待。他認為，不知道也不要緊。創造新事物的過程中，出現這種情況是無可避免的，那不要緊。如果沒有這種情況甚至還不行。但是，儘管如此，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週年的集會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後創造新事物的年輕一代說說話，所以，從表現中野幼年與少年時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開除黨籍之後那漫長日子的《甲乙丙丁》，總能找得到——不僅小說，隨筆就更無須多說，即使評論文章，從他的思考、論述的文風本身，都能引起讀者幸福的微笑——“某種樂趣”，所以我呼籲大家要接受這“某種樂趣”，以此為起點，這樣，自然就不會有對於空白視而不見，對於斷裂聽其自然的事了。
這年的8月5日夜，我躺在從這裡能夠望見紀念原子彈災害的那圓頂穹窿遺址的旅館床上，眼睛凝視著昏暗，想著每次來廣島都給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醫院院長，以及金井利博中國新聞社論委員。這兩位已經逝世了。由此而來的感傷情緒一直糾纏著我。陽光普照的和平公園裡，青年們正在為了明天的表演而練習管絃樂。宣傳車播放著軍歌開過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幾倍，幾乎使全市都能聽得見，可能是由於器械精良的緣故，聲音並不破。同時播放演說：為什麼反對保護日本的美國核武器？拿蘇聯錢的那些傢伙們明天就要舉行動員大會……如此內容的演說始終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聽來原是所謂憂國派指斥國家主義的自立哪裡去了的感事傷情的呼喊。
這時，我被床頭收音機的廣播吸引，終於坐起來，擰大音量，開始收聽時事廣播。這是廣島廣播電臺“阿保機——原子彈孤兒，顛沛的青春”節目。一箇中年男子用濃重的大阪口音敘說著他的來歷，女播音員不時插上幾句解說詞這樣一種形式的節目，那中年男人說的話並不粗糙，大概是想把過去傳奇式的經驗說個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話都發音很強，而且逐漸地有些氣喘。看得出，講話的人是個吃過苦的，然而也是一個為人樸實無華的人。
他講的經歷確實令人吃驚。此人現在在一個製造不鏽鋼洗碗槽工廠幹活，老婆加上5個孩子，一家7口住在市營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難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闊別39年的下關到釜山的班輪前往韓國的漢城，一路上邊走邊回憶的形式構成的。
《朝日新聞》社廣島分社拍的紀實電視片“每個人的戰爭·廣島”（最近，作為巖波新書由巖波書店出版）之中，因為敘述者“原子彈孤兒”現為工人的47歲的友田典弘的電視片我看過，我想這裡不妨說說友田先生的經歷。
昭和20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東側沿河的大手町，因為戰爭期間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兒童本來是疏散到鄉下去的，他因為要和母親在一起又從鄉下回來了，結果遇上了8月6日這一天。那天他去上學，袋町國民學校距爆炸中心480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沒死，是因為他當時正在鋼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脫鞋處。“我在學校地下室看到的閃光簡直沒法形容。好像一個大電燈泡砰地一聲炸了，白光一閃，一瞬之間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護所領飯糰子的時間之外，每天每日到處找我的母親。到處堆著死屍，我一個死屍一個死屍地查。晚上住在樓房的地下室或者學校的廢游泳池。記不得這種日子過了幾天，有一天在街上見到一個熟悉的朝鮮人，他是以前曾經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見，整個改變了我以後的生活。”
他們在京橋川的橋旁搭了個小棚子，兩人就住在裡邊。這期間金山說要回國，友田下定決心要求金山帶他走。從8月底到9月初，金山帶著少年友田從廣島動身去了開往釜山的船碼頭。金山囑咐他，絕對別說日本話，只喊我“阿保機”（爸爸）。
開往釜山的船是條大貨船。船底上全鋪著木板，幾百個人大聲說話，大聲歡笑，熱鬧極了。現在回想起來，那船底的朝鮮人一定是為了能回到他們祖國滿懷解放感吧，可惜我聽不懂話。那場面越熱鬧我心裡越沒底，總想，他們要幹什麼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覺也沒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碼頭，只見許多警察已經等候在那裡。對下船的人每個都問一遍。我很害怕，扯著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給我的那句“阿保機”。
和金山抵達漢城的友田起了個朝鮮名：金炯進，上了小學，一開頭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40已過的金山結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13歲，他從家裡只拿了一條毯子便出走了。有個叫東大門市場的大自選商場，他從那裡偷些蘿蔔和白薯吃，靠這個活下來。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當時韓國的市場很景氣。不過漢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凍傷而失掉了腳趾。
接下來就是戰爭。我記得那是昭和25年的夏天打起來的。北方的軍隊潮水般湧進漢城，朝鮮戰爭開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彈扯著一條紅線在夜空中交相飛舞。到處都是市街戰的戰場。機關槍的響聲分不出來自何方。我在市場悄悄弄下的那個窩和市場全化為烏有。／……我也只好向漢城以南300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為什麼碰上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戰後他當上了麵包房的夥計，吃住都在那裡，算是擺脫了流浪兒的生活。長到20歲的友田，有一天被徵到海軍裡當兵。“因為原子彈我成了孤兒，來到韓國，成了流浪兒，還得東奔西跑地逃戰爭之難，好不容易找了個幹活的地方想喘口氣，又給徵去當了兵。為什麼我總是這麼倒霉？簡直沒法說！”他退伍之後，向廣島寫了幾封信，要求承認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國的機會。可是當時他已經24歲了，日本話他只記住“早晨好”、“再見”這麼兩句。廣島市長浜井信三給他當身份保證人，在廣島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後去了大阪。在一家韓國人開的街道小廠幹活，生活雖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韓國話說話了，這對他來說就比什麼都強。
從電視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廠主評價為幹活誠實的友田今年請了假，前往韓國，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經有80歲了，友田打聽到的訊息只是朝鮮戰爭剛開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聽著紀實廣播，聽敘述者講他顛沛流離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爾泰的《老實人或樂觀主義》。本來，這個大肆誇張苦難、顛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稱實驗倫理道德思想的小說。“被黑人海盜無數次毆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來。被保加利亞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絞刑，挨解剖，幹苦活劃橡皮船……”（巖波文庫版）
《書簡》裡也引用了同樣的文章，老實人接受哲學大師樂觀主義思想的教導，在三番五次的苦難之中也毫不動搖，如果有人問他樂觀主義是什麼，他總是理直氣壯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漢回答說：‘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瘋子一般這麼說。’”
友田經歷過原子彈轟炸和朝鮮戰爭這樣的大災大難，經歷過各種困苦生活的磨鍊，終於活了下來，但是他並沒有想過一切全是善事。不過，從友田敘述的回憶之中，確實令人感到含有“某種樂趣”的氣氛，雖然細微，然而卻不乏光采。在化為一片廢墟的廣島這片土地上，友田沒有一個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鮮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窩棚：“好啊，好啊，幹得不錯！別的不說，得先給咱倆弄個住處！”以後是去日本人大舉撤退中的韓國，告訴他，只能叫他“阿保機”，然後帶他回去。儘管金山的家人理所當然地指責金山“為什麼帶個日本人回來？”然而金山卻始終庇護著他。正是戰爭方酣的時候，戰況發生了變化，他得以回到漢城，他回到東大門市場看他的舊窩。友田談到那時的情況是這麼說的：“可是到了夜裡，幾個不相識的孩子就來了。起初我還不知道這些孩子是怎麼回事，一問才知道他們原來是朝鮮戰爭中失去雙親的孤兒。從此以後，我這原子彈孤兒就和他們開始了‘共同生活’。”
紀實電視片上也描寫了友田在漢城的唱片商店找到25年前的流行歌“夢中故鄉”，放在電唱機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幹活的那麵包房附近的河灘上吹口琴的鏡頭，這些當然會喚起友田的哀慼情緒，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種樂趣”。今天的友田生活於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實人歷經苦難之後反覆說的話：“種我們園地要緊”。由此可見，《老實人或樂觀主義》和一般激勵人的文學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義，但同時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擺在人們面前。從友田的回憶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寫的文化水平低，孤獨，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幸，乾脆利落地全家自殺的人們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從原子彈直到朝鮮戰爭、社會罪惡、陷人以悲慘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種樂趣”這句話提示，可能不怎麼響亮。但是，如果通過中野重治的文學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經歷而充實這句話時，我們是不是就發現，我們已經有了甚至可以說準確而嚴密的“某種樂趣”的定義？
我曾懷疑過，白天的電視節目常播放平常祭神節日抬的神輿的耍鬧，並不怎麼令人發笑，但是年輕的觀眾卻像被人撓了胳肢窩似地發笑，如果讓這些觀眾從映象管上每天都看這些，他們就不會感到“某種樂趣”，為了用撓胳肢窩使人發笑以補償欠缺部分，才採用現場直播的辦法。與世界的核體系。恢復“某種樂趣”，甚至應該說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