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因為經辦的年輕人們特別賣力，堪稱一次盛會。我想這是中野的書簡集《致我所愛者》（中央公論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內的讀者特別廣泛的反映。對中野的生涯給予支援的偉大女性們，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場的青年們聯歡，就可以體會到「某種樂趣」的滋味。內容豐富的話在之前已經反覆講過了，輪到我上臺的時候已經時間無多，再加上我們善於使用預先寫好的草稿，來不及講完就下了臺。我想把準備講的後半部分寫在這裡。「我在《讀日本現代的人道主義者渡邊一夫》裡也曾說過，渡邊一夫1948年寫了‘文法學研究者也必須詛咒戰爭’和‘難道人就避免不了成為機器麼？’中野重治把這兩篇隨筆牢牢記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復書簡的形式給予批判。
扼要地說，中野認為渡邊犯了堪稱為「文法的」錯誤。中野說：「你寫道，‘人成了機械、制度、意識形態或者神的奴隸與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們能夠活了下來，如果是文藝復興以後人獲得人類解放的結局，或者它也是歷史的必然，那麼，按我的見解，那簡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別天真的反動言論。’但是，如果是這樣，它豈不是和你所說的‘所謂人道主義……是文藝復興期的宗教改革，18世紀的法國革命，產業革命，19世紀的共產黨宣言這一連串人類最有聲有色拼命奮鬥的結果’這一說法在文理上豈不互相矛盾了麼？你還說，‘如前面所說，如果成為機器是近代人的結局，那隻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別的’。我認為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適了。」
雖然這樣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結尾卻是這麼說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我這樣寫，我想你大概不會笑我。……我擔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點，在文法上恐怕會滑向悲觀主義。反正被引向悲觀主義，這是年齡或者說我們這個年齡的經歷造成的結果吧。不過重複地說來，最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們既然願意戰爭，那麼，我們悲觀主義者就必須毅然決然地前進了。」
作為有較深的理解能力和經歷的文化人，都不是膚淺的悲觀主義者，從他們各自對現狀的認識出發——如果是那樣，能從社會的前線退下來麼——但是為了改造它能夠果敢地前進麼？從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對立，就是用以看渡邊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關係的方法。
儘管如此，我還是常常想起渡邊總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1說的話：「人，歸根結底也許是要毀滅的，也許剩下的只是虛無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舊毀滅麼？」「所以我真想說，難道渡邊不也是屬於中野的但是派的人麼？順便要提到的是，渡邊在戰敗整整一年之後，翻譯出版了托馬斯·曼的《五個證詞》，這本書有安德烈·紀德寫的序。渡邊一夫本來是研究法國文學的，但他卻旁及自己專業以外的德國文學。這裡我想引用《五個證詞》中一段。因為它是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上我本來要講的，但是沒有來得及講，所以把它寫在這裡。這是年逾70的曼在危機正趨於嚴重的時刻，以「告歐洲」為題而寫的文章的結尾部分。
1etienne，法國作家（1770—1846）。受盧梭影響頗深。悲觀厭世思想的傑作《奧貝曼》為其代表作——譯註。
世界也許已經到了恐怕難以收拾的地步。既然無法從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復意識，那麼，世界就的確無可救藥了。／所有的人道主義之中，都有脆弱這一要素。它是對於一切狂信主義一概嫌棄，清濁並飲的性格，以及趨向於寬大的懷疑主義的傾向，以一言以蔽之這都是因為它那本來具有的溫厚。這樣，在某種場合，對於人道主義本身就能成為致命的東西。今天對於我們極為必要的也許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檢討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難道歐洲的人道主義再也不能使它獲得更生，為它的原則奪回戰鬥力了麼？如果不能自覺，不能使它恢復生命力，為戰鬥而作好準備，那時候，人道主義必然滅亡，與此同時，歐洲大概也要滅亡吧。那時歐洲這個名稱，已經不過僅僅是地理學上歷史學上的表現而已。那樣，我們就得從今天開始立即在時間與空間以外尋求避難所，除此以外難道還有別的道路麼？
我對於企求生活於戰後新生活之中的渡邊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歡低聲說話——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寫的文章，而是他翻譯的文章所表現的，因為，我感到這裡的的確確寄託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說，渡邊其人的中心思想還是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懷有最後的希望。
渡邊一夫這種姿態如果和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態加在一起，我以為那才是今天核狀況的時代之下，我們必須和他們這樣的思想家聯絡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嚴重的核危機之中，核武器戰爭之後獲得勝利的國家會倖存於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說，頭腦最簡單的樂觀主義者們還有。覆蓋全世界的核權力統率部證明了這幫人的存在，而且我國的外交政策卻是支援他們的，擴充軍備的政治家掌握政權，對此給予讚賞的文化人不在少數。
深深憂慮有朝一日出現核冬季把整個地球凍住的人現在還有，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悲觀主義者。參加美國八大學足球聯盟之一的布朗大學裡，投票贊成大學裡該預備核爆炸之後自殺用的毒藥的學生們，一定當作悲觀主義者受到批判。不過他們對美國政府的核政策卻給與了尖銳的批判，由此可見，這些悲觀主義者們正是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正因為是核時代，才是不能缺少他們的時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復書簡裡對渡邊一夫說：「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這個會上說，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更希望青年們許許多多的手放在他們的手上，就這樣，潦草地結束了我的講演，所以沒有時間談到渡邊、中野這兩位思想家與核狀況在現象方面的直接聯絡。我想作為中野重治歿後五年之會的報告之一，應該把它寫在這裡。
這年從秋末到冬初，中間只隔了一週，我去美國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和中國新疆的烏魯木齊與吐魯蕃旅行。現在是剛剛回國，把所見所聞熟悉一番，和青年時代的旅行比較起來，那是要用更長時間的。在旅行過程中，特別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紀重訪中國，應該是認認真真地理解才對。但是在這裡也只能像寫「草書」一般寫一寫。
從德克薩斯大學往回返的時候，順便到巴克萊——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過的朋友會會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間給我以鼓舞的樹木，懷著這種想法才繞道而來——時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儘管正是總統選舉之前的忙亂時期，然而繼去年秋季e·p·託姆遜的講演之後，今年秋季批判核狀況的高質量的講演系列照舊開始舉行了。連續一週的講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請了西德的進入議會大搞反核運動的培特拉·凱里和巴斯齊安將軍，特別是前者的發言，大受學生聽眾的歡迎，這種情況據說是常有的。大學的美術館里正在開威廉·莫里斯的展覽會。
展覽會展出的是莫里斯製作編織品、彩色玻璃製品、書籍裝釘等等，那些書籍包括莫里斯的《社會主義者同盟的運動》在內，大部分是評傳方面的書，而作者就是e·p·託姆遜。我認為，去年秋季託姆遜的講演所播下的種子，居然這樣多方面而且紮實地在巴克萊生根發芽。聽過託姆遜關於批判核狀況演說的學生，相隔一年之後，從展覽會上看到莫里斯的實際製作和構想的世界史，可以說接觸了一個傑出人物的正確生活態度的典型，其意義是深刻的。我以為託姆遜一定會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狀況之下，肯定認為他是最可信賴的民眾反核運動的領導者。
從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經西安、北京然後在上海稍事逗留，我們一同旅行的夥伴得以拜訪了當今亞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於東京舉行的國際筆會上聽到巴金的講演，那是最使我感動的講演。那一天迎來了他的80歲生日，這位大作家對我的旅行夥伴竹西寬子說，他也去過廣島，他一直祝願被炸的人們幸福地生活著，《儀式》一書的作者竹西也以謙和但也如實而有充分信心的獨特語言作了簡短的應對。當時那番光景是令人難忘的。
我對於作家們的談論，以為他們或者她們是把自己的話寫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習慣是從不引我耳朵聽到的他們說的話。在上海，時序已是初冬，下榻之處有廣闊的前庭，樹上仍有尚未辭枝的紅葉，我在房間裡引用兼有寬鬆與緊張氣氛的兩位文學家的文章。
先從《儀式》開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並不僅僅是夕陽的緣故。蒼茫之色首先從東方消失，漸漸地溶進灰黑色，天空雖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終未斂。不僅這樣，隨著相反一方的天空轉暗，這一方的紅光卻亮了起來並且越來越擴大。阿紀蹲在不知是誰家的旱田的那塊窪地裡，一動不動，呆呆地仰頭望著傍晚的天空。／早晨、閃光、爆炸聲、噴煙、疾風、火……到此為止還記得清楚。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樣了。這就是阿紀的記憶中填補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紀甦醒過來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被不認識的人摟著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開口子的襯衫，燒焦了的褲子，滲著血的短衫，少一隻袖子的單長衫，灼傷的皮膚，坐在地上哀哀無告地看著眼前過往行人的老人，兩臂摟著孩子的年輕女人，光著一雙腳的大學生……‘著火啦！’有人這麼喊了一聲。回頭望去，只見市街被黑煙包圍，阿紀一點也估計不出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想一想都覺得可怕。／阿紀提著一個空鐵皮水桶來到那塊窪地蹲下。‘為什麼拿一個桶來呢？’往這聚集的人以奇異的目光看著他，尖聲地說。人們的嘈雜聲突然停下來的時候，聽到低沉的海嘯。快到傍晚時刻，窪地上奇形怪狀的人越聚越多。／已經不是夕陽殘照的時刻了，地上的餘燼烤著天空，一直烤了一個通霄，過不多久天亮了，同時再也看不見餘燼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聲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搖撼著這塊窪地。風送來烤肉的香味。也時時傳來蛙聲。
巴金在國際筆會東京大會上的講演中有下面一段話：
親愛的朋友們！討論核狀況之下的文學時，我們不能忘記當前緊迫的國際形勢。外國軍隊依舊侵犯別國的領土，殺戮別國的人民大眾，破壞別國的文化。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核裁軍談判毫無進展，核軍備競賽愈演愈烈，世界各國人民頭上正在吊著達摩克里斯的劍。說不定有朝一日核彈頭就落下來，那時候蒙災受難的就決不是廣島那麼大的範圍，整個文明世界統統遭受巨大災難。但是，核狀況下的文學也決不是悲觀主義文學。不論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把人民大眾的力量估計過低。因為人民大眾永遠是我們作品中無可取代的主人翁。發達的科學技術應該給人類帶來幸福，原子能應該貢獻於人類的進步。和平建設才有助於促進人類的繁榮昌盛，對於作家來說，擁護和平是無可迴避的責任。／核狀況下的文學，本來應該是建設和平的文學。文學是應該表現人類如何以其才智建設美好生活和燦爛文明的。作家的筆應該產生大量打動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眾在生活中創造的奇蹟豐富我們的作品，反過來再用我們的作品鼓舞讀者。在東京大會的會上，用興高采烈的語言，推心置腹地暢談我們美好的未來——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然而我們卻做不到。因為我們的頭上籠罩著烏雲，我們耳朵依然聽到戰爭的呼喊。我們不能忘記廣島的悲劇。／……我們反對戰爭，尤其反對核戰爭。我們堅持和平，尤其希望長期的和平。對於我們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計過低。我們手裡的筆能夠產生力量。以文學具有的無言的感化力培育人們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