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西寬子彷彿以其明朗平靜而且始終強韌有力的聲音談她的回憶。巴金那和靄可親的面孔蘊藏的是強烈而毫不動搖的祈念。我們可以分出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和不能理解這些話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從中立刻看出戰鬥的人道主義的人和對此視而不見的人，最終的結局難道不是這樣分的麼？我們如果仔細看看自己周圍，或者如有擴而大之能觀察海外的眼力，那麼，就會在許許多多的地方，許許多多的情況之下，戰鬥的人道主義，證明自己確實是威風凜凜的人道主義，確信自己的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決不可能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就給吞食下去的人道主義，直到現在仍被優秀的人們堅持不懈。對於主要靠寫出來的語言表達觀察的情況和人這種型別的我自己來說，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這麼看待自己的。
同時對中野重治所說的喜歡玩弄戰爭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是執同時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戰爭開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滅亡邊緣的核戰爭。我們的確是被這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圍著，飽嘗著陷於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雜誌469號譯載的mit《科學技術舞臺》雜誌刊登的喬納桑·b·達卡的論文中，似乎信手拈來一樣就能舉出形容這種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實態的多種例子展示給讀者。原來這些樂觀主義者們全是玩弄戰爭的人，他們打著大義名分的招牌，聲稱免於敵國的侵略而保衛自己的國家，為這種荒誕不經的所謂大事而奔走呼號的訊息靈通人士。
關於開發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間站為主，靠雷射制導的彈道導彈防衛系統的問題，達卡的論文結尾部分表明了冷靜的專家們帶有批判性的推測。雷射bmd系統最壞的情況——指蘇聯以全面的核戰爭向美國挑戰時，按戰略家們的構想，除了情況特別明顯之外未必會發生——出現時，必須應付蘇聯發射的兩千個大陸之間彈道導彈和潛水艦發射的導彈，短時間之內進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禦能作到麼？宇宙空間站如果建成，那麼，蘇聯也可能按照俗話所說「笨槍手多開槍，反正總有打中的」道理，製造更多的、成本比較便宜的核彈頭。況且蘇聯已經開始生產巡航導彈，它和美國的托馬霍克一樣，能在宇宙雷射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飛行。還有軍事衛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樣能導致核戰爭的麼？
既然批判的條件如此明確，宇宙空間站的開發不就應取消了嗎？然而並非如此。里根總統把此項研究開發計劃說得很好，用詞很美，說它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綜合參謀本部花大力氣建成綜合宇宙司令部，總統本人和安全保障會議決定對該計劃給與鉅額資金。隨後是眾多的科學家和技術家開始工作，那規模巨大的活動帶來的喧囂，甚至從達卡的論文上也能感覺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為一定稱他們為當今的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苦澀與憤怒之色形之於外，厲聲譴責，然後號召大家：正因為這樣，我們悲觀主義者必須堅決前進。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後，我們一行人加上外交官們舉行午餐會，我在這個會上發表了一通議論，因為雖然交往時間很短，但是具有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精神，人格高尚、經驗豐富的實業家首先提出問題：特別重視核武器而擴充軍備的西方既把蘇聯請到裁軍會議的圓桌上來，應該是為了實現和平的，那麼，過去的擴充軍備難道不是有積極意義的麼？
對於實業家根據過去與現在情況的意見，我倒是對現在與未來的估計並重而發表了反對意見。因為這反對意見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課題。記下它的內容之前，我先把回國之後立刻讀到的新聞報道「美蘇裁軍的新談判」這一訊息展示在這裡。我這裡引用的是《朝日新聞》11月23日華盛頓發出的報道。
美國白宮22日發表，同意舉行美蘇兩國新一輪一攬子裁軍談判，作為預備談判，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與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於來年一月七八兩日在日內瓦會談。發表此項新聞的總統助理麥克法倫（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談稱，新一輪談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關裁軍問題。總統助理強調，此次談判並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繼中斷的日內瓦美蘇兩個核裁軍談判，即戰略武器談判（start）和限制中距離核力量談判（inf）的重新開始，而是新的談判。此次談判可以看作，兩個談判處理的中長距離的攻擊核武器之外還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學武器、禁止核試驗等等，意味著包括一切裁軍領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國逗留期間，因日內瓦談判中斷的新聞帶來的心情鬱悶和動搖，在本書開頭第一章裡已經有了。但是美蘇之間重開裁軍談判，肯定是一種鼓舞。其次，可以明顯地看出，此次重新開始談判的動機，是因為美蘇兩國對於無休止地開發宇宙武器都感恐懼之故。總而言之，表面上有了進展，促成這次重開裁軍談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於雙方都對無止境地開發宇宙武器懷有恐懼。1983年3月23日，里根總統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表明保衛美國免受核攻擊的長期規劃，其中開發宇宙空間站系統的特大擴軍計劃是把蘇聯引到裁軍談判的桌上來的，這種情況也並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實業家所談，可以說是現實的。近來綜合性雜誌有一股潮流，甚至用誇張的語言說沒有擴軍就沒有裁軍談判，用這種臭不可聞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論的論文也出現了。但是，我對於上述現象雖有所見，然而卻依舊反對擴軍是實現和平的跳板這類看法。因為就今天的核狀況而論，開成一次裁軍會議，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開發與生產、儲備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論任何時候，都是以和這類會議的成果極不相稱的洶湧澎湃的規模進行的。也就是說，一次裁軍談判即使取得成果，現實的看法無非是有得有失，總歸是使世界危機前進了一步。
根據前面列舉的塔卡論文，重新觀察這個問題。下面引用的部分中，雖然塔卡的論文只談北大西洋會議（nato加盟國的議員團）的反應，但是，關於開發雷射宇宙空間站對給與日本週圍國際政治方面的影響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歐洲反應內在的一面，活現出一幅足以陷我們於痛苦的示意圖。
靠戰略的防衛即使能夠使美國本土免遭核導彈的攻擊，但是也破壞不了指向西歐或東亞的ss－20那樣的蘇聯中距離導彈、短距離導彈和炮彈一類的戰術核武器。所以，靠保護美國之盾把美國和其他同盟國之間的命運分離開，把對美國的「核保護傘」的信賴性搞垮，那麼，在抑制蘇聯對歐洲的攻擊，美國就不得不依靠常規武力了（筆者注：在東亞，由於增加了托馬霍克搭載艦船和日本加強了擴軍，得到直接增進，而且目前仍在前進）。更進一步說，美蘇如果一起配備防衛系統，據說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許挑起一場包括歐洲的核戰爭在內的「有限的」糾紛（筆者注：有必要使圍繞日本列島海域的核戰爭惡夢再次重複麼）。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總部警告說，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引起「同盟國內危險的分裂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狀況之下，把新的擴軍用於裁軍談判的條件這一有冒險性的危險上，任何談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經重複寫過，除非從喬治·凱南起，凡是真心憂慮今天核狀況，有多年來身居負責崗位，有經驗有思考的有識之士們提出提案時，首先是核保有國主動地開核裁軍會議，以此為立足點，召開一次本質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軍談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給與未來的絕妙之物」，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會上本來想說，但是擔心有損於那個團聚氣氛而沒有說，但明年想公之於眾的想法。重複地說，我對於託姆遜、凱南以及凱利，對於戰鬥的人道主義者都有深刻印象。儘管凱南總是自覺地以基督教徒為立足之點而發言，最近他的談論中還不習慣「戰鬥的」這個詞，但他畢竟是個溫厚的人。
他們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正如曼自己就是這樣的人一樣，畢竟通過苛酷的現實經驗，特別是經過了反對把自由與寬容，自由討論的原則被它的仇敵們寡廉鮮恥的狂信主義眼看著給吞食下去的鍛鍊。談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經歷的巴金的《隨感錄》、《真話集》無不明確地表明瞭這一點。在東京的講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觀主義文學，這位老大家憎惡最膚淺的樂觀主義者們，他那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對自己充滿苦澀的自我批判的書，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慮戰鬥的人道主義的定義，我認為它和中野重治所說的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是表裡一致的。只要從日本人這方面來看今天的核狀況，我一直在想，我們自己把自己無條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觀主義的俘虜。大學時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醫學家對我說，你沒有因為悲觀主義而自殺，與其說是由於自我勉勵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說是由於強健的肉體的力量，這一點也許你自己沒有意識到。我的身體的確如朋友所說那麼強壯，沒有麻煩他們當醫生的。
回想起來，中野重治和渡邊一夫都是身體強壯的人。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以果敢地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的姿態大步前進，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錯不了的。而且通過這一想象，我對於他們共有的戰鬥的人道主義有了更明確的定義。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語言傳達給年輕的人們作為自己的一項工作，才寫了這篇文章。
此次中國之行，對於作家的我來說，最使我感動的是，在北京參觀了魯迅故居和博物館的時候。青年們常常唸誦的裴多菲的詩句，我看到魯迅也引用過，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這個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1932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選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這裡。他也是戰鬥的人道主義者。是竹內好譯的。「我開始寫小說是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但是老實說，我對‘文學革命’還沒有熱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凱炮製的陰謀和張勳復辟的陰謀，看了其他許許多多，完全懷疑了，失望之餘非常沮喪。今年，民族主義文學家在某小報上寫道：‘魯迅深表懷疑’。說的一點也不錯。我目前就懷疑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義文學家，誰也不知道今後變成什麼樣。不過我也懷疑自己的失望。因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極其有限。這想法給了我拿起筆的力量。／‘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我覺得這麼談的魯迅才是最值得記住的具備戰鬥的人道主義的、果敢前進的悲觀主義者。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