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管道出口到青山一丁目車站，沒有多遠的距離。我們走在地鐵軌道上，電車來時就躲在立柱後面等它通過。車內光景歷歷在目，而乘客對我們則不屑一顧。地鐵乘客沒有人往窗外張望。他們或看報紙，或乾脆怔怔發呆。地鐵無非是便於人們在都市空間移動的權宜性工具而已。任何人都不會為乘地鐵而滿懷欣喜。
乘客數量不很多。幾乎無人站立。雖說上班高峰已經過去，但依我的記憶，上午10時後的銀座線該更擠些才是。
「今天星期幾？」我問女郎。
「不知道，從來不理會星期幾。」女郎回答。
「就平日來說，乘客未免過少。」我搖了搖頭，「說不定星期天。」
「星期天又怎麼？」
「怎麼也不怎麼，星期天不外乎星期天。」我說。
地鐵線路比預想的好走得多。坦坦蕩蕩，無遮無攔。沒有訊號，沒有車輛，沒有街頭募捐，沒有醉漢。牆壁的熒光燈以適當的亮度照明腳下，空調器保持空氣的清新。至少比地下那黴爛氣味強似百倍，無可挑剔。
最先從身旁通過的是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其次開往澀谷的疾馳而過。走到青山一丁目站旁時，從立柱背後窺視了站臺情況。如果正在地鐵線路行走時被站務員逮住，那可是件麻煩事，因為想不出如何解釋才能使對方相信。站臺最前頭有一架梯子，翻越柵欄估計輕而易舉。問題只是怎樣避開站務員的視線。
我們站在立柱後面，靜靜看著開往銀座方面的電車停進站臺，開門放客，又載上新的乘客後關門。列車長下到站臺，確認乘客上下情形，又上車關門。發出開車訊號。電車消失後，站務員便不知去了何處，對面站臺也已不見站務員身影。
「走吧。」我說，「別跑，要裝得若無其事，跑會招致乘客的懷疑。」
「明白。」
兩人從立柱背後走出，快步走到月臺的這邊一頭，然後裝出習已為常且毫無興致的樣子爬上鐵梯，跳過木柵欄。有幾個乘客看見我們，露出費解的神情，想必懷疑我們擔當的角色。無論怎麼看，我們都不像是地鐵有關人員。滿身汙泥，褲子裙子溼得一塌糊塗，頭髮亂蓬蓬一團，眼睛被燈光晃得直流淚。如此人物當然不會被看成地鐵工作人員，可是究竟又有誰會樂此不疲地在這地鐵線路上行走呢？
不等他們得出結論，我們已三步兩步穿過站臺，朝出站口走去。走到跟前才意識到沒有車票。
「沒票。」我說。
「就說票丟了，付錢補票可以吧？」女郎道。
我向出站口的年輕站務員說票弄丟了。
「好好找過了？」站務員說，「衣袋左一個右一個的，再找一遍試試？」
於是我們在出站口前裝出把全身上下摸遍的樣子。這時間裡站務員不無疑惑地定定注視我倆的裝束。
還是沒有。我說。
「從哪裡上的？」
澀谷。我回答。
「花了多少錢，從澀谷到這裡？」
「忘了，」我說，「大概不是120元就是140元。」
「記不得了？」
「想問題來著。」
「真從澀谷上的？」站務員問。
「開進這站臺的不都是澀谷始發的嗎？如何騙得了人！」我提出抗議。
「從那邊的站臺來這邊也是可能的。銀座線相當長的嘛。比方說可以從津田沼乘東西線到日本橋，從那裡換車來這裡。」
「津田沼？」
「比方說。」站務員道。
「那麼津田沼到這裡多少錢？照付就是。這總該可以了吧？」
「從津田沼來的？」
「哪裡，」我說，「根本就沒去什麼津田沼。」
「那為什麼要照付？」
「你不是那麼說的麼？」
「所以我不是說打比方嗎？」
此時又開來一列電車，下來20多個乘客，通過出站口走到外面。我看著他們通過。沒一個人丟票。隨後我們重新開始交涉。
「那麼說，從哪裡付起才能使你滿意？」我問。
「從你上車那裡。」站務員說。
「所以不是從澀谷嗎？」
「卻又不記得票價。」
「忘了嘛，」我說，「你可記得麥當勞的咖啡價格？」
「沒喝過什麼麥當勞的咖啡。」站務員說，「純浪費錢。」
「打個比方嘛，」我說，「就是說這類瑣事是很容易忘記的。」
「反正丟票的人總是往少報，全都到這邊站臺說是從澀谷來的，無一例外。」
「所以不是說從哪裡起算都照付就是麼？你看從哪裡起算合適？」
「那種事我如何曉得！」
我懶得再這麼無休無止地爭論下去，便放下一張千元鈔票，擅自走到外面。背後傳來站務員的喊聲，我們裝作沒有聽見，兀自前行。在這世界即將步入盡頭之際，實在懶得為這一兩張地鐵票挖空心思。追究起來，我們根本就沒乘地鐵。
地上在下雨。針一般的霏霏細雨將地面和樹木淋得溼漉漉的。想必從夜裡便一直在下。下雨使我心緒多少有些默然。對我來說，今天是寶貴的最後一天。不希望下什麼雨，最好一兩天萬里無雲。而後像j·g·巴拉德小說中描寫的那樣連降一個月傾盆大雨，反正已不關我事。我只想躺在燦爛陽光照耀下的草坪上聽著音樂痛飲冰涼冰涼的啤酒。此外別無他求。
然而事與願違，雨不像有止息的跡象。彷彿包了好幾層塑膠包裝紙一樣色調模糊的陰雲把天空遮掩得密密實實，雨不間斷地從中瀉下。我想買份晨報看看天氣預報，但買報必須走到地鐵出站口附近，而一到出站口勢必又要同站務員重開那場徒勞無益的論戰。於是我只好放棄買報的打算。一天剛開頭就這樣不順心。連今天星期幾都無從判斷。
人們撐傘而行，不撐傘的惟獨我們兩人。我們站在大樓簷下，像觀看古希臘衛城遺址似的茫然注視著街景。雨中的十字路口，五顏六色的車輛熙來攘往。無論如何我也無法想象在這下面有個廣大而離奇的夜鬼世界。
「幸好下雨。」女郎說。
「好在哪裡？」
「要是晴天，肯定晃得我們好久不敢走上地面。下雨好吧？」
「倒也是。」
「往下怎麼辦？」女郎問。
「先喝點熱東西，再回家洗澡。」
我們走進附近一家自選商場，在門口處的飲食間要了兩個濃湯和一個火腿雞蛋三明治。
櫃檯裡的女孩見我們這副狼狽相，起始像是相當驚愕，旋即若無其事地用職業性口氣應對下來。
「濃湯兩個火腿雞蛋三明治一個。」女郎道。
「一模一樣。」我說。接著問，「今天星期幾？」
「星期日。」對方回答。
「瞧，」我對胖女郎說，「猜得不錯。」
湯和三明治上來之前，我翻閱鄰座丟下的《體育日本》來消磨時間。儘管看體育報也什麼解決不了，但總比什麼也不看好些。報紙日期為10月2日星期日。體育報上沒有天氣預報，不過賽馬專版報道的雨情相當詳細：傍晚可能下雨，好在並不影響最後一個跑道的賽馬，而這一跑道的競爭恐怕相當激烈。神宮球場上進行的是棒球比賽，亞克爾特隊對中日隊的最後一場，結果亞克爾特以6：2敗北。誰都不曉得神宮球場的正下面即是夜鬼龐大的巢穴。
女郎說她想看最上面的那版，我便分下來遞過去，她想看的似乎是那篇《喝精液是否有助於美容》，其下面是篇小說類的東西：《被關入籠子強xx的我》。我無法想象如何強xx關入籠子的女士。想必自有其行之有效的手段。但不管怎樣，肯定很費操辦。我可做不來。
「咦，喜歡給人喝精液？」女郎問我。
「怎麼都無所謂。」我回答。
「可這裡是這樣寫的：‘一般來說，男子喜歡在被愛撫時由女性吞下精液，由此確認自己被女性所接受。此乃一種僅式，一種承認。’」
「不大明白。」我說。
「可讓人喝過？」
「記不得了，大概沒有。」
她唔了一聲，繼續看那篇東西。
我則閱讀中央棒球聯隊擊潰太平棒球聯隊的前後過程。
湯和三明治端了上來。我們喝著湯，把三明治一掰兩半。於是烤麵包片味兒和蛋清蛋黃味兒盪漾開來。我用紙巾擦去嘴角沾的麵包屑和蛋黃，再次喟然長嘆，長得彷彿把全身所有的嘆息匯成了這一聲。如此深長的喟嘆整個一生都不會出現幾次。
走出店門，攔了輛計程車。由於渾身髒汙，等了好些時回才碰上一輛肯停下來的。司機是個留長髮的小夥子，助手席上放一臺組合音響式的大型收錄機，裡面流出警察樂隊的歌聲。我大聲告以去處，然後深深縮排坐席。
「喂，怎麼髒成這樣？」司機對著後望鏡問道。
「在雨中抓打起來了。」女郎回答。
「嗬，厲害厲害。」司機說，「不過也太狼狽了。脖子側面紅一塊青一塊的。」
「知道。」我說。
「沒關係，這個我不在乎。」司機說。
「為什麼？」胖女郎問。
「我只拉看上去喜歡聽流行歌曲的年輕人，哪伯髒點也無所謂，只聽這個就足夠開心的了。喜歡《警察》？」
「差不多。」我適當應和一句。
「公司嘛，偏偏不讓放進這種歌，要我用收音機放電臺的音樂節目。開哪家的玩笑！什麼瑪蒂啦松田聖子啦，誰聽那無聊玩藝兒！《警察》才叫絕！聽一天都聽不厭。萊戈也蠻好。你看呢，萊戈如何？」
「不壞。」我說。
《警察》磁帶轉罷，司機給我們聽鮑勃·馬利的戀歌。儀表板堆滿盒式磁帶。我早已筋疲力盡，加之又冷又困，全身活像要散架似的，談不上欣賞音樂。但不管怎樣，能讓坐他的車已算是謝天謝地了。我從後面木然望著司機一邊扶方向盤一邊用肩頭打著拍子。
開到我住處門前停下，我付罷車費下車，給了一張千元小費：
「買磁帶好了。」
「太高興了！」司機說，「能再次碰到一起？」
「是啊！」
「不過，你不認為再過10年15年世上大多數計程車都會大放流行歌曲？你不覺得那樣很好？」
「是很好。」我說。
但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吉姆·莫里遜已死有10多年了，我還從未碰上哪輛計程車放著德阿茲的音樂趕路。世間有變化的有不變化的。不變此的永遠一成不變。計程車上的音樂便是其中之一。計程車收音機播收的永遠是不堪入耳的名人一席談或棒球賽轉播之類。商店擴音器傳出的是雷蒙·盧浮布林的管絃樂，酒吧散的是波爾卡舞曲，年末商業街上聽到的是本查茲的聖誕歌。
我們乘電梯上樓。房間的門本應依然處於合葉脫盡的狀態，不料不知何人已將門整個嵌入門框，乍看似乎門關得好好的。誰幹的不曉得，肯定花了不少時間和氣力。我像克羅馬尼翁人開啟洞門那樣卸掉不鏽鋼門，把女郎讓入室內，又從裡面把門移過來，以免房間暴露。而後自欺欺人地扣上防盜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