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經常在這樓梯上上下下嗎？」我問。
「跑步上樓，跑到32樓。但下樓使用電梯。跑步下樓有危險的。」
「天天如此？」
「不是的，上班很難有時間。週末集中往返及次，平時下班早的時候也跑一跑。」
「住在這座公寓裡？」
「自然。」跑步者說，「住在17樓。」
「26樓住的胡桃澤先生，您可曉得他？」
「胡桃澤先生？」
「戴一副阿爾瑪眼鏡、搞證券中介、經常在這樓梯上上下下的。身高一米七三，年齡四十歲。」
跑步者略一沉吟後想了起來：「啊，原來是那個人，曉得曉得。說過一次話。跑步當中時不時擦肩而過，有時也坐在沙發上。討厭電梯，只用樓梯，對吧？」
「對，是他。」我說，「不過日常用這樓梯之人，除了胡桃澤先生還有幾位的吧？」
「嗯，有的。」他說，「倒不是很多，但的確有類似爬樓常客那樣的人。有人不喜歡乘電梯。另外，除了我還有兩三個常常跑步上樓的。因為這附近沒有適合的跑步路線，只好代之以上下樓梯。跑固然不跑，但也有幾位為保持健康而選擇樓梯。這裡的樓梯寬敞明亮又整潔，同其他高層公寓相比，好像比較好用。」
「那些人的名字，估計您不會曉得的吧？」
「不曉得。」跑步者說，「長相大致記得，迎面碰上時互相寒暄一聲，但名字和住哪個單元不曉得，畢竟是大城市裡的公寓。」
「明白了，多謝多謝！」我說，「攔您停下，很抱歉。加油跑吧！」
男子按下手錶的停止鈕，繼續跑步上樓。
星期二我正在沙發上坐著，一位老人從樓上下來。白髮，戴眼鏡，七十五六歲光景。長袖襯衫，灰色西褲，拖鞋。衣著整潔，一道皺紋也沒有。個頭高，姿態也好。看上去像是退休沒多久的小學校長。
「您好！」他說。
「您好！」我應道。
「在這裡吸菸可以麼？」
「請、請，儘管吸。」我回答。
他在我旁邊弓腰坐下，從褲袋裡掏出「七星」，用火柴點上，熄掉火柴，投進菸灰缸。
「住26樓。」他緩緩吐出一口煙說，「和兒子夫婦同住，兩人說吸菸會把房間燻出味來，所有想吸菸就來這裡。您吸菸麼？」
我說戒菸十二年了。
「我戒掉也可以的。反正一天才吸幾支，想戒什麼時候戒都不費事。」老人說，「只是，外出買菸啦、特意出門來這裡吸一支啦——由於有這類瑣碎的事發生，每天每日得以順利滑過。還能運動運動身體，避免想多餘的事。」
「就是說是為了健康而繼續吸菸囉？」
「正是正是。」老人神情很認真。
「您說住在26樓？」
「是的。」
「那麼您可認識住在2609的胡桃澤先生？」
「嗯，認識，戴眼鏡的那位吧？是在‘所羅門兄弟’工作？」
「merrilllynch.」我糾正道。
「對，是merrilllynech.」老人說，「在這裡說過幾次話。那位先生也時不時坐這沙發。」
「胡桃澤先生在這沙發上做什麼呢？」
「這——，我不曉得。大概只是愣愣地發呆吧。好像不吸菸的。」
「就是說像思考什麼似的？」
「不大清楚那方面的差異。發呆——思考。我們日常性地思考東西。我們決不是為了思考而活著，卻又似乎同樣為了活著而思考的。這麼說好像和帕斯卡的學說相反，說不定我們有時倒是為了不讓自己活著而思考的。發呆——未嘗不可以說是下意識地驅使那種反作用。總之問題很難。」如此說罷，老人深深吸一口煙。
我試著詢問：「胡桃澤先生沒說過什麼嗎，比如工作壓力大啦家裡發生矛盾啦……」
老人搖一下頭，把菸灰磕落在菸灰缸裡。「如您所知，大凡水都流經所給的最短距離。但在某種情況下，最短距離是水本身所造成的。人的思考同水的這一功能相類似，我總是懷有這樣的印象。可是，我必須回答您的問話。我同胡桃澤先生從未談過那麼深入的內容，只是不鹹不淡閒聊罷了，天氣啦公寓守則啦，不外乎這些。」
「明白了。耽誤您時間了。」我說。
「有時候我們並不需要語言。」老人好像沒聽到我的話，「而與此同時，無須說，語言則常常需要我們這個中介。沒有我們，語言就不具有存在的意義——不是這樣嗎——從而成為永遠沒有發聲機會的語言，而沒有發聲機會的語言早已不成其為語言。」
「的確如您所說。」我說道。
「這是不知思考了多少次的有價值的命題。」
「就像禪的公案。」
「正是。」老人點頭。
吸完一支菸，老人起身，走回房間。
「祝您愉快！」他說。
「再見！」我說。
星期五下午兩點過後，我上道25樓和26樓之間的樓梯轉角平臺，見沙發上坐著一個小女孩兒，一邊看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一邊唱歌。剛上小學的年齡。粉色t恤，粗斜紋布短褲，背一個綠色d形背囊，帽子放在膝上。
「你好！」我說。
「你好！」女孩兒停止唱歌。
本來我很想在她身旁坐下，但又不願意有人路過時懷疑自己不地道，便靠在窗邊的牆上，保持距離和她交談。
「放學了？」我試著問。
「懶得說學校的事。」女孩兒一副不容商量的口氣。
「那就不說學校的事。」我說，「你住這座公寓？」
「住。」女孩兒回答，「27樓。」
「常在這樓梯走上走下的？」
「電梯臭。」女孩兒說。
「電梯臭，一直走到27樓？」
女孩兒對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大大地點頭：「不是經常，有時候。」
「腿不累？」
女孩兒沒有回答我的提問。「噯，叔叔，這座公寓樓梯的鏡子裡邊，這兒的鏡子照人照得最好看，而且和我家裡的照人完全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自己照照看！」女孩兒說。
我跨前一步，面對鏡子，注視一會兒裡面的自己。給女孩兒這麼一說，覺得映在鏡子裡的自己同平時在別的鏡子裡見到的自己是有點兒不一樣。鏡子彼側的自己比此側的自己看上去多少胖些，還有點兒樂呵呵的。打個比方，簡直就像剛吃過滿滿一肚子熱乎乎的薄餅。
「叔叔，你養狗的？」
「哪裡，狗沒養。熱帶魚倒是養的。」
「嗬！」女孩應道。不過好像對熱帶魚沒多大興致。
「喜歡狗？」我問。
她沒有回答，另外問：「叔叔，沒有小孩兒？」
「沒有小孩兒。」我回答。
女孩兒以充滿懷疑的眼光看我的臉：「我媽媽說不能和沒有小孩兒的男人說話，說那種男人當中絕對有很多是莫明其妙的。」
「那倒不一定。不過，的確最好提防陌生男人，你母親說的對。」
「納叔叔你怕不是莫明其妙的人吧？」
「我想不是。」
「不至於突然亮公雞出來？」
「不亮。」
「也不蒐集小女孩兒的三角褲什麼的？」
「不蒐集。」
「可有蒐集的東西？」
我想了想。現代詩的原始版本倒是蒐集的，但這種事恐怕還是不在這裡說為好。「沒有特別想蒐集的東西啊。你呢？」
她也就此想了一會兒，然後搖幾下頭：「我想我也沒有特別想蒐集的東西。」
接下去我們沉默了一陣子。
「噯，叔叔，‘炸面圈先生’裡邊什麼最喜歡？」
「‘老年時裝’。」我脫口而出。
「那不知道，」女孩兒說，「好怪的名字。我喜歡的是‘圓圓的月亮’，還有‘泡沫奶油兔’。」
「兩個都沒聽說過。」
「裡面有果凍餡的傢伙，好吃著哩！媽媽卻說光吃甜的腦袋不好使，不常給我買。」
「好像好吃。」我說。
「噯，叔叔，你在這裡幹什麼呢？昨天也好像在這裡了，一閃瞧見的。」女孩兒問。
「在這裡照東西。」
「什麼東西？」
「不知道。」我實話實說，「大概像門那樣的東西。」
「門？」女孩兒問，「什麼門？門也有好多形狀和顏色的。」
我開始沉思。什麼形狀和顏色？那麼說來，以前還從沒考慮過門的形狀和顏色。不可思議。「不知道啊。到底什麼形狀和顏色呢？說不定也不是門。」
「沒準像雨傘似的？」
「雨傘？」我介面道，「是啊，不準是雨傘的理由也好像沒有，我覺得。」
「雨傘和門，無論形狀、顏色還是作用都相差好多啊！」
「相差，的確。不過只要看上一眼，當場就會看明白的：噢，對了，這就是正找的東西。雨傘也好，門也好，炸面圈也好，都無所謂。」
「嗬，」女孩兒應道，「很長時間一直找那個？」
「找了很久，從你出生前就開始找了。」
「原來是這樣。」說著，女孩兒看了好一會兒自己的手心，思考著什麼。「我也幫忙好了，幫你找那個。」「若肯幫忙真叫人高興。」我說。
「門也好，雨傘也好，炸面圈也好，大象也好，反正只要找到莫明其妙的東西就可以的吧？」
「是那麼回事。」我說，「不過見到了馬上就能知道找對了沒有。」
「有意思！」女孩兒說，「可今天這就得回去了，往下要練芭蕾舞。」
「那好，」我說，「跟我說了這麼多，謝謝！」
「噯，叔叔你喜歡的炸面圈名字，能再說一遍？」
「‘老年時裝’。」
女孩兒現出困惑的神情，在口中低聲反覆說了幾次「老年時裝」。
「再見！」女孩兒說。
「再見！」我說。
女孩兒站起，唱著歌跑上樓梯，消失了。我閉起眼睛，再次把身體交給時間的流沙，讓時間白白消耗掉。
星期六，委託人打來電話。
「丈夫找到了。」她劈頭一句，沒有寒暄話沒有開場白。
「找到了？」我反問。
「嗯，昨天中午警察來了電話，說在仙台站候車室長椅上躺著的時候被監護起來了。身無分文，證件之類也沒帶，但姓名、住所和電話號碼漸漸想起來了。我立即趕去仙台。分明是我的丈夫。」
「怎麼是在仙台？」
「他自己也不清楚，說意識到時就躺在仙台站長椅上了，被站務員搖醒的。至於身無分文怎麼去的仙台，二十天時間裡在哪裡做了什麼，怎麼吃的東西，都記不起來了。」
「什麼衣著？」
「衣著和離開家時一樣。長了二十天長度的鬍鬚，體重減了十來公斤。眼鏡好像在哪裡弄沒了。我現在是從仙台一家醫院打電話過來。丈夫在這裡接受醫學檢查，ct掃描啦、x光透視啦、精神堅定啦。不過眼下頭腦功能已經恢復，身體也好像沒有問題，單單記憶消失罷了。離開母親房間和上樓梯之前記得，往下的記憶就沒有了。但不管怎樣，我想明天可以一起返回東京。」
「那就好！」
「勞您調查到現在，深表感謝。可是看這情形，往下好像沒必要再勞駕了。」
「看來是的。」我說。
「所有的一切全都亂糟糟的，費解之處為數多多，但丈夫總之是好端端地回來了。不用說，這對於我是再要緊不過的事。」
「當然。千真萬確。」我說，「那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酬金還是想請您收下，收下可以嗎？」
「第一次見面時我就說了，酬金之類概不接受。所以，關於這點，請別放在心上。您的心意我自是感謝。」
沉默。該說明的事已大致說明完畢——便是這麼一種意味的涼絲絲的沉默。我也不自量力地加種沉默，領略了片刻這涼絲絲的意味。
「那麼，請多保重！」少頃，她結束通話電話。話中帶有未嘗不可以說是同情的餘韻。
我也放下聽筒，隨後一邊把新鉛筆挾在指間旋轉，一邊盯視著雪白的便箋。雪白的便箋使我想起剛從洗衣店返回的新床單，新床單使我想起在那上面舒舒服服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躺在新床單上面午睡的性格溫順的三毛貓影像使我的心情多少平靜下來。之後，我梳理記憶，把她所說的用工整的字跡一一記在雪白的便箋上：仙台站，星期五中午，電話，體重減少十公斤，眼鏡丟失，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二十天時間記憶的消失。
我把鉛筆放在寫字檯上，在椅子上把身體大大向後仰去，仰望天花板。天花板斑斑駁駁地沾有不規則的圖形。眯縫眼睛細看，未嘗不像天體圖。我一面仰視虛構的星空，一面思忖為了健康或許該重新吸菸才對。腦袋裡仍微微迴響著上下樓梯的高跟鞋聲。
「胡桃澤先生」和我對著天花板一端出聲地訴說：「歡迎回歸現實世界，回到被患有焦慮性神經症的母親、腳穿冰錐一般的高跟鞋的太太和merrilllynch包圍的美麗三角形世界中來！」
我大概又要在另一個場所尋找門、雨傘、炸面圈或大象等形狀的東西，在所有可能找見的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