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麼，你知道麼？芬蘭最早鋪的鐵路就是赫爾辛基和h?meenlinna海門林納之間的。所以這裡的人都很為鐵路驕傲，和西貝流士出生地一樣驕傲。看來你是來對地方了呢。」
「是麼，我不知道呢，那麼愛德華先生你是做什麼的呢？」
「我做的是陶器。」愛德華說道。「和車站比起來小得多了。快請進吧，多崎先生。」
「會打攪你們麼？」
「完全不會。」愛德華說道，然後伸開了兩隻手。「這裡是誰來都歡迎的。做東西的人話更是我們的夥伴，那就更加歡迎了。」
小屋中並沒有人。桌上只得一隻咖啡壺，一本翻到一半的芬蘭語的書。看來他應該是一邊坐在這兒喝著飯後的咖啡一邊讀著那本書。他讓作坐下，自己坐在了作的對面。他在書的那一頁夾了書籤把書合上，夾在了腋下。
「來點咖啡怎麼樣？」
「那就不客氣了。」作說道。
愛德華走到咖啡機那兒，倒了一杯熱騰騰冒熱氣的咖啡，放在作面前。
「要糖和奶麼？」
「不用了，清咖就行了。」作說道。
這個奶油色的馬克杯是手工製作的。把手是橢圓形，形狀很奇特。但是卻很合手，觸感很親近，就像只有家人才懂得的暖人的笑話一樣。
「這個杯子是我大女兒做的。」愛德華笑眯眯地說道。「當然實際在窯裡燒製的是我了。」
他的眼睛是溫和的淺灰色，和頭髮、鬍子的金色很相配。作對他抱有了種自然而然的好感。相比城市的生活，他更適合住在森林湖泊之中。
「多崎先生一定是有事找惠理來的吧。」愛德華問道。
「是的，我是為見惠理而來的。惠理現在在這裡麼？」
愛德華點了點頭。「惠理在這兒。剛剛和女兒們出去飯後散步了，大概正在湖邊上走著。那兒有條很好的散步道。我一直都會和狗先回來的。所以她們不多久也會回來的。」
「你日語說的很好呀。」作說道。
「我在日本住了五年，在岐阜和名古屋。我在那兒學習了日本的陶藝，要是不會日語的話什麼都做不了。」
「你在那兒認識惠理的麼？」
愛德華爽朗的笑了起來。「是啊。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八年前在名古屋舉行了婚禮，之後我們就一起回芬蘭來了。現在在這兒做陶器。剛回芬蘭時暫時在arabia阿拉伯公司（此處指芬蘭的一家有名的陶瓷公司）做設計的工作，但無論如何都想自己一個人單幹，所以兩年前當了自由職業者。此外，一週一次在赫爾辛基的大學教書。」
「一直來這麼避暑麼？」
「是的，七月初開始到八月中旬會住到這兒來。旁邊就有和夥伴公用的工作室。上午一大早就在那兒工作，然後中午回來吃午飯。接著下午就在這兒和家人一起，散散步讀讀書，有時候大家還會一起去釣魚。」
「這裡很好啊。」
愛德華聽了很高興似的笑了笑。「謝謝。這一帶很安靜，所以工作也做得好。我們家過的生活很簡單，孩子們也很喜歡這兒，能和大自然多親近。」
房間裡漆成白色的那面牆上，從地板到天花板上全都是一個木製的架子，上像是面排列著他燒製的陶器。除此之外房間裡並沒什麼稱得上是裝潢的東西。只有一個樸質的圓形掛鐘在牆壁上、一個小型音響組合與一小堆的cd放在一隻結實的舊木頭櫃子上。
「那個架子上差不多三成的作品，都是惠理作的。」愛德華說道，帶著一種自豪的味道在其中。「怎麼說呢，她有natural的天賦，那是生來就有的東西。它透露在作品裡。赫爾辛基的幾家店裡放著我們的作品，但有些店裡比我的還要來的有更有人氣。」
作微微吃了一驚。因為之前從未聽說黑對陶藝有所興趣。
「我不知道她在做陶器這件事啊。」作說道。
「惠理是在20歲以後才開始對陶藝有興趣的，是在普通的大學畢業後重新考入愛知藝術大學的工藝系的。我們是在那裡相遇的。」
「是麼？我只知道十多歲時候的她。」」是高中時代的同學麼？「」是的。「
「tazakitukuru」愛德華又唸了一遍他的名字，稍稍眯起了眼睛在搜尋著記憶。「這麼說的話，我聽惠理說過你的事。是名古屋那個要好的五人團體裡的一位，對吧？」
「是的，我們屬於同一個小團體。」
「我們名古屋的婚禮上來了團體裡的三位。紅、白和青。的確是這樣的吧，五彩的人們。」
「一點都沒錯。」作說道。「很遺憾我沒能出席儀式。」
「但現在不是見她來了嘛。」他說道，又露出了溫暖的笑容。臉頰上的鬍子像篝火那熱情的火焰一般在臉上搖曳。「多崎先生是來芬蘭旅行的麼？」
「是的。」作說道。要是說真話的話，解釋起來就長了。「因為來了芬蘭旅行，就想可能的話見一見久未謀面的惠理，所以特地來了這裡。沒事先告知一聲，真是抱歉。要是沒給你添麻煩就好了。」
「沒有，沒有。完全不麻煩。熱烈歡迎。這麼大遠路來了的嘛。碰巧我一個人在家真是幸運，惠理也一定會高興的。」
要是會高興就好了，作想到、
「能讓我看看你們的作品麼？」作指了指牆壁架子上陳列的陶器，問愛德華道。
「當然。隨便用手去碰好了。我做的和惠理做的雖然混在了一起，但不用說也能簡單區分出來的吧。」
作走到牆邊，把擺在那兒的陶器一個一個地看了過去。大部分都是盤子、部分都是盤子、盆和杯子等能夠實際在餐桌上用的食器。除此之外就是幾個花盆或是壺。
如愛德華所說，他的作品和惠理的作品之間的差異是一目瞭然的。光滑質地且是蠟筆色彩的是丈夫的作品。色彩在處處時深時淺，描繪出瞭如同清風流水般的細緻陰影。沒有一個陶器上帶有花紋圖案，色彩的變化本身即成了圖案。對陶藝毫不通曉的作，也很容易想象這樣的上色應該頗費高難度的技術。他作品的特色在於捨去了多餘裝飾的設計以及光滑而高階的觸感。基本上還是北歐的風格，但那份削瘦幹練的簡約很明顯帶有日本陶器的影響。拿在手裡讓人意外的很輕，非常順手。細節之處都費勁了心思。總之就是一流的手工師傅才做得出的手工品。在大批次生產的大公司裡，大概是無法發揮這份才能的吧。
與之相比，惠理的風格還要來的簡樸。從技術的角度來看，遠不及丈夫的來得細膩精妙。整體都做得很厚實，邊緣的曲線也微妙的歪斜掉了，也沒有那份洗練的造型美感。但是她的作品有著讓觀者的心放鬆下來的溫情餘味。雖說有些微不整齊之處，手感上那粗糙的顆粒感卻給人一種好比手拿著天然質地的布塊時、或坐在廊子下抬頭眺望空中白雲流淌時的一份沉靜安穩的感覺。
和丈夫的特色正相反，她的特色在於圖案。無論哪個作品都如同那被風吹過的樹葉一般，有些分散開來、有些歸整在一塊，皆細細的描繪著圖案。不同圖案的不同散落方式，整體的印象時而寂寥、時而竟也生出華美之感。這份絕妙讓人聯想起古早和服上的花紋。作為了看出每個圖案表達出了什麼，近看了一番，但那形象並不具備特定的意義。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形狀。稍微隔些距離遠遠看去的話只覺得像是森林地上散落的樹葉，不知名的動物不為人知的從樹葉上頭踩過，不發出一絲聲響。
色彩對她的作品而言，不同於她丈夫的，僅僅不過是背景的存在。色彩被賦予了的任務在於如何讓圖案靈動起來，如何烘托彰顯它。顏色極為淡漠、寡言著的，但卻極能發揮出背景的效果。
作把愛德華和惠理的作品交換著拿在手上比對著看。這對比讓人不由想到，這對夫妻在現實生活中也一定很好的互相平衡著一起生活的吧。雖然風格迥異，但都互相接受著對方的獨特。
「我做丈夫的也許不應該這麼褒揚自己妻子的作品。」愛德華一邊看著作說道：「用日語怎麼說的，偏袒，對吧？」
作只是笑笑什麼都沒說。
「但是我不是因為是夫妻才這麼說的，而是真的喜歡惠理的作品。這世上陶器做得更精妙、更漂亮的人大概多得很吧。但在她的作品裡，我看不到侷限，能感受到心的廣大。要是能說得更準確就好了。」
「你想說的意思我很明白。」作說道。
「這，一定是上天賜予的吧。」他指了指天花板。「gift，而且惠理今後一定會做得更出色。她還有很大的一片天。」
狗兒在外面吠著，聽上去很是親密而特別的叫法。
「好像是惠理和孩子們回來了。」愛德華朝那兒看去說道。接著站起身來朝門的方向走去。
作把手上的惠理的陶器鄭重的放回架子上，就站在原地等著她從門口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