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難怪，他是養子皇帝嘛！——英宗個性內斂，甚至引起了口無遮攔的國都居民如此低語批評。
這樣的他，在聽到眾臣欲捐贈部分先帝陵墓建造經費之議，自然要動色了。
英宗甫即位，宮廷內就發生被稱為「濮議」的對立意見。這不是政策上的對立，而是單純因稱號問題而起的意見對立。一些史家甚至認為，宋後來因黨派抗爭而搖擺不定，危及國基的開端，完全在於「濮議」。
然則，「濮議」是怎麼一回事呢？
中國人稱去世的父親為「考」，去世的母親為「妣」，「考」、「妣」二字有對稱關係，而一般在文章中提及亡父時要寫成「先考」。英宗生父濮王已經去世，而去世牌位是否應以「皇考」書寫，成為一大問題。
「皇考」當然是指皇帝的父親而言。
一些人的意見是：既然是皇帝的父親，因此，英宗祀奉的生父濮王之牌位，應以「皇考」書寫才對，這一派人士的代表為編纂《新唐書》和《新五代史》的歐陽修。
與此相反，另一派人的意見是：「皇考」的字義包含「身為皇帝之父親」的意思在內，因此，對非為皇帝的濮王使用此一稱號確實有問題，使用「皇伯」之稱號應較為妥當。這一派人士的代表是司馬光。
這一派人士的看法是：被仁宗收為養子而成為皇嗣的英宗，從那個時候起，與生父濮王的父子關係便已斷絕。英宗是在與濮王之間的父子關係解消後，才得以以仁宗之子的身份就皇位的。
以道理來說，兩者中的「皇伯」說應較具說服力。但英宗也希望以皇考稱呼生父濮王，這是人之常情。議論沸騰中夾雜著感情因素，廷臣因而產生截然對立的派閥。
為解決這個問題，最後由皇太后提出的妥協性提案終被採用：皇考只對先帝仁宗使用；但以皇伯稱呼當今皇帝之生父濮王，未免有所隔閡，因而使用「親」字。這個問題因使用從未有過的新名詞，總算獲得解決。
然而，兩派人士間依然存有疙瘩，卻是難免的。
為奉承當今陛下，同意未曾就帝位之人使用與皇帝同樣的稱號，這是違背君臣禮儀的不倫之舉！——皇伯派人士以此責難皇考派。
皇考派人士則以此論調駁斥對方：只知墨守成規，而不於人情機微有所思慮。以後怎麼能推動合情合理的政治呢？
問題儘管獲得解決，對立狀態卻依舊存在。
在稱號問題之後，接著面臨的是政策問題。
仁宗之治世，因取其元號中之一字而號稱「慶曆之治」，被視為宋的黃金時代。但在黃金時代已有陰翳存在：由於對遼歲幣的增加以及對西夏新歲幣的贈與等，歲出已愈來愈多。
官吏依舊領取高薪，而且人數逐漸增多。國家對退職官吏設「祠祿制」，對官吏的優遇可說已到極點。祠祿制是對年老退職的官吏給予名義上的「道觀使」職位，繼續給付薪俸的制度。
祠祿制在仁宗的父親真宗時就已訂定。宋的地方制（即州縣制）大約沿襲唐的方式。而唐朝所訂一個縣的官吏人數，到宋朝時已增加一倍，依據記錄，真宗時代曾經有過「應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之議，國家有無所事事的官吏二十萬人。經濟力再強，在這種情形下，都會造成國家財政的窘迫。
宋的國家活力，從慶曆之治時代，似乎開始減退。歲出的增加唯有靠增稅來彌補，而增稅的結果是庶民受苦，勤勞意願減退。
繳不起稅金的農民，只有放棄土地。自耕農轉落為佃農的情形，從仁宗末期開始激增。宋之所以繁榮，完全是由於有為數甚多負擔得起國稅的健全農民——即自耕農。自耕農擁有自己的土地，便對土地有極大的愛惜之情，在耕作態度上也非常仔細。他們莫不以披星戴月的態度從事耕作，因為靠勤勞獲得的收成全歸他們所有。
佃農當然不會有自耕農那樣的勤勞意願，國家經濟力是國民勤勞的總計，因此，這個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國家經濟力的萎縮。
綜合國力降低，歲入減少，然而歲出卻逐年增加。
不趕緊想法，如此下去，國家只有衰亡一途。——參與國政前瞻之士，開始明白這一點。
英宗可以說是不幸的皇帝。蓄積多年的膿汁在他的時代迸流而出，而且，他本身又體弱多病。
新法與舊法兩派之爭是發生在英宗之後的神宗時代。問題在英宗時代就已叢生。英宗設法安排，總算暫時克服，但他雖有改革之志，卻由於身體孱弱，所以採取與皇太后共同執政這種畸形營運國政的方式。皇太后是女性，不喜歡激烈變革，於是應該做的國政改革，能拖的就儘可能地拖延下去。
不幸的英宗，在位五年後去世。滿十九歲的長子趙頊繼任，這是1067年的事。
「你有體力，而且年輕。為父沒做到的事情……這些事情沒做好，國家只有衰亡一途……你非完成不可。做這些事情，當然有人會反對，但為父相信你一定有制服這些人、完成國政改革的能力……希望你在歐陽修等人的襄助之下，完成大業……」病榻上的英宗再三叮嚀皇太子，要他完成國政改革。
神宗甫即位就宣言道：「朕奉先帝遺囑，擬即著手改革國政，以使我大宋得以復甦。」
而他準備倚重的歐陽修卻以如下之語推託：「任何事情，改革會遭遇諸多反對是一定之事。不顧反對而硬做，一定會產生問題。因此，做事絕不可勉強。勉強而做會招致失敗，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歐陽修列出許多史實，表示不贊成著手國政改革。
著手國政改革的話，一定會遭遇猛烈反對，我再也不願意受到抨擊，我永遠忘不掉濮議給我的教訓。——這是歐陽修的想法。他因為主張應將濮王稱為「皇考」，因而受到皇伯派的抨擊，被打上「對皇帝阿諛之徒」的烙印。他不願意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