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氣要高，但絕不可輕視實務。——王安石想要告訴神宗的是這一點。
由口吻看得出來這是個硬漢子。神宗初次見面就對王安石有了這樣的想法：「一切交給這個人處理，一定不會有差錯。」
依據父皇遺囑準備改革國政的神宗，甫一即位就遭遇極大障礙。
想以強硬手段進行國政改革，卻沒有主其事的人才。父皇提名，神宗也想倚重的歐陽修，卻以「不可勉強」為由，不贊成推動改革。
另外再尋覓負責國政改革事宜的人吧！——十九歲的神宗畢竟是精神飽滿的。神宗最後物色到擔任南京長官的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馬光一樣，年紀輕輕就中進士，是有神童之稱的俊才。
尋覓人才，當然不是由皇帝親自到各處物色，他只能從自己視野內的人物中加以挑選。
從仁宗末期到短命的英宗時代期間，宋的國政有三個中心人物，他們是宰相韓琦、同平章事曾鞏和參知政事歐陽修。
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史書如此稱讚由這三個人執行的政治。實際上的情形卻是，宋的國政在財政上面臨極大困難。
三人同心輔政也只是表象而已。韓琦甚有決斷力，曾鞏深諳法令典故，歐陽修則為文學、歷史的佼佼者，他們各有專長，三人同心相輔為政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態。但現實上的政治是由甚有決斷力的韓琦決定一切，而站在協助者立場的曾公亮，開始對韓琦有所微言了。
「過於獨斷專行——」曾鞏不止一次地對親近人士訴說自己的感觸。除了他以外，廷臣中對韓琦反感的人也不在少數。
韓琦處理公事的能力越是突出，其餘大臣的存在越發顯得渺小。
其餘的大臣根本沒有在做事嘛！——眾臣因受到如此批評而對韓琦心存恚憤，結果自然造成韓琦逐漸被疏遠孤立。
神宗對韓琦的觀感也不甚良好。年紀輕輕即位的神宗，銜有父皇英宗的遺囑，因而對國政改革有很大的抱負。但精明能幹的宰相在一旁，新皇帝就似乎連存在的價值都沒有了。
這不是應該由朕裁決的事嗎？——每次韓琦要求事後承認時，十九歲的皇帝總會一肚子懊惱。他希望的是，宰相事前就找他商量，他或許會表示意見或做一些指示；然而宰相卻是自行決定後，僅在形式上讓他知道。
莫非因為朕年輕而瞧不起朕？
年輕皇帝容易把感情形之於色，同時朝廷內也不乏睜圓大眼企圖從皇帝表情看出其心事的人。
「皇上對司空好像耿耿於懷……」
「你也發現了是嗎？我也有這個感覺。」
「皇上認為司空的做法過於專橫，這是一定的事情嘛！」
「依我看，司空的職位一定保不住。」
廷臣們如此竊竊私議。韓琦的職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此外兼任侍中職。
時機成熟了！——做此判斷的韓琦政敵，遂提出了對他的彈劾案。這個人是中丞王陶。
無視其餘廷臣，作為專橫。——這是彈劾的主要理由。韓琦因而被迫離開內閣。
在這之前，站在協助者立場的曾鞏，為了牽制韓琦的專橫，推薦了江寧府南京知事王安石。
韓琦於離開內閣前進宮辭行時，神宗問他：「卿去職後，委由何人擔任國政為宜？有人推薦江寧王安石，此人是否適任，卿意以為如何？」
對此，韓琦回答：「倘若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而言，他的才能超越其上。但如若要委以國政，他的能力稍嫌不足。」
翰林學士是皇帝的秘書，對皇帝垂詢事項提出回答為其任務。為使王安石伺候於皇帝身邊，將他任命為翰林學士是一個方法。但這無疑大材小用，因為以王安石的才華，翰林學士一職是委屈了他。然而，一下子就讓王安石擔起國政，使其入閣，在資格上尚嫌不足——這是韓琦的看法。
韓琦的回答可以說是非常微妙。
王安石成為翰林學士，《資治通鑑》著者司馬光也成為翰林學士。
新法、舊法之爭的兩派領袖，於神宗甫即位時同時就任為皇帝秘書，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於神宗即位的翌年又有改元之事，是為熙寧元年（1068年）。
此時王安石四十八歲，司馬光五十歲，以東坡之號馳名的大詩人蘇軾則為三十三歲，當時他因父親去世正值服喪期間。蘇東坡當然也是進士及第，但年輕的他仍只是中央官廳的中堅幹部。相較之下，王安石則是歷任州、府知事的高階幹部。
王安石是曾鞏為了牽制韓琦之專橫而向皇帝推薦的，但他並沒有因此即刻上京，那是因為他不願意被人認為自己急欲攀登龍門。
王安石可能成為秘書、顧問，甚至是可能成為宰相的閣僚級人物呢！——他知道人們對他的評價相當微妙，因此，對進退之間持著極為慎重的態度。他到熙寧元年的四月才上京，這是被推舉為翰林學士後第五個月的事。
越次入對——史書如此表達。「次」指「序列」而言，這句話的意思是：他被皇帝召見是超越序列之舉。
「政治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說，非首先執行不可的事情是什麼？」神宗質問他。
「非先做不可的事情是擇術。也就是說，必須決定一貫的方法。」王安石回答。
不提意識之論，而以實施方法為絕對先決條件——王安石的實務派本色由此可見。
「方法？」神宗略為斜頭問道：「不知唐太宗持的是什麼樣的態度？他是否也以方法為重呢？」
在當時，「唐太宗」是明君的代名詞。身為君主，如何才能成為像唐太宗那樣的人？——這是每一個就帝位者所想的第一件事。
「為什麼要向唐太宗看齊呢？」王安石用較大的聲音道：「何不捨太宗而向堯、舜看齊？」
堯、舜是神話中的人物，為聖天子的代名詞，遠較實際存在過的唐太宗為高。
伸手到更遠的地方——王安石如此激勵年輕的神宗。
「堯、舜之道很難企及吧？」神宗道。
「一點不困難。」王安石態度嚴肅地搖頭道：「堯、舜之道至為簡明，絕不難仿效。這個道極得要領，而且容易至極。末世學者由於無知，因而把他們推到遙不可及的高處。」
關於唐太宗的政治，有《貞觀政要》一書記錄他與臣下問答政治而廣為人知。但堯、舜由於是傳說中的人物，因此無人確實知悉他們的政治手段如何。
志氣要高，但絕不可輕視實務。——王安石想要告訴神宗的是這一點。
由口吻看得出來這是個硬漢子。神宗初次見面就對王安石有了這樣的想法：一切交給這個人處理，一定不會有差錯。
「臣過去在地方時，深深感覺如此下去，我國一定會陷入僵局。此際最重要的是變法，精神上要儘可能地接近堯、舜之心，但卻要以務實態度將事情一一處理，這是最重要的。皇上可以不用畏懼，這樣做一點也不困難。」
神宗表情恍惚地聽著王安石滔滔不絕地講話；實際上，神宗此刻正有醉意。
堯、舜之道不外乎是以人民為重的思想。
從王安石上京的第二年起，由他建議的「均輸法」和「青苗法」陸續付諸施行。他的地位也逐次晉升為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最後坐上宰相寶座。神宗對他的信賴程度由此可以窺見。
相對於此，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辭去翰林學士職位，移至地方專心完成《資治通鑑》。
新法以增加「健全之農民」為目的，換言之，在於增加有納稅能力的農民。為重建國家財政，這是最根本的方法。
新法以青苗法為主要骨幹。
青苗法不外乎是國家以低利對農民融資。收割期過後開始種苗時，大部分農民都鬧窮，為了要吃飯，連存下來準備作為種苗用的稻穀都早已賣掉，這是當時一般的情形。
知道貧農急需資金的地主或豪族，於青黃不接時期貸予他們的款項，利息達六成至十成之高，屆時無力償還的貧農只有潛逃淪為流民，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國家稅收當然也因此而減少。
政府依據青苗法貸予農民的款項，利息在兩成以下，而且，償還方法可以任選稻穀或現金，谷價漲高時，當然以現金償還較為有利。
青苗法公佈後，立刻湧起反對之聲。
地主和豪族施放高利貸並不是一時的行為，而是他們的主要營業專案之一。政府舉辦低利貸款的結果，他們就喪失了高利貸這項利潤頗高的生意機會。
出仕朝廷的高階官僚，幾乎全都是地主、豪族出身，因此，他們不贊成對自己帶來不利的青苗法是必然的事情。為了國政改革，他們可以同意王安石其餘的新法，唯獨青苗法例外，堅決反對實施此法——這是他們的見解。
司馬光則從另外的觀點表示反對。
「國家怎麼可以做貸款業務呢？國家必須以道義為基本，王安石三句不離堯、舜之道，但是向農民收取利息，不是背離此道嗎？」
也就是說，他是站在道義觀點表示反對的。
王安石對國家改造事宜懷有滿腔熱情，無論遭遇多大的反對聲浪，他也決心貫徹到底。
新法之中有一種「募役法」，亦被稱為「免役法」。
宋朝政府將農民依資產分為五個等級，其中的上等階級——一等戶和二等戶——屬富農，被認為是在經濟上有餘裕的階級，因此，國家常常派各項雜務讓他們擔任。這些雜務包括官員出差或旅行時的住宿、接待事宜，以及國家物資的運輸、保管，甚至押送犯人的任務等，而政府對這些任務都不支付任何報酬。
這亦使農民的勤勞意願低落許多。以押送犯人為例，倘若犯人於途中逃逸，負責押送的人要受處罰。此外，負責運輸的物資若有遺失或破損等情事，亦得賠償。故，人們都說：成為一等戶的人，最後一定會破產。
被核定為一等戶或二等戶，只有壞處而沒有好處，因此，沒有人願意成為富農。耕作態度不積極的結果，生產力當然無法期望提高。有些人甚至積了不少財富，也依舊住在原先的破舊房子，連修繕也不肯，以免被提高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