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認為,對這個時代的說明,就是中國神話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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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就有三皇五帝的傳說。司馬遷的《史記》是從《五帝本紀》開始寫的,忽略了之前的三皇。現在的《史記》正文中雖有《三皇本紀》,但那是唐朝司馬貞的補作。
歷史研究中有個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神話是「加」上去的,新創造出的神會被安排到更早的時代。在神話時代,各式各樣的神「堆」在一起本來就已擁擠不堪,而為了給新出現的神以立足之地,人們在講述中就要加上一句「在更久以前」——就這樣,這些神被安放到了更遙遠且想象不到的更古老的年代。日本的富永仲基(1715—1746)和中國的顧頡剛(1893—1980)等人都持這種觀點,提醒人們要小心防備早期神話的誤導。
關於三皇有各種說法。所謂天皇、地皇、人皇,是根據「易」將構成宇宙的「三才」——天、地、人進行機械性的生搬硬套。這的確有點牽強附會。
最普遍的看法是,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不過,處在第一位的伏羲是取代了燧人氏而佔據天位的。燧人氏教會了人類使用火的方法。此外,還有人將有巢氏也算作三皇,這位有巢氏在樹上建了住處,使人類遠離了猛獸。
伏羲創八卦、文字、婚姻制度,教人結網捕魚、飼養牛羊豬等家畜、製造三十五絃的瑟樂器。人類在自然界中學會的各種各樣的技能,被歸結為某個古代聖人的教習,這可以認為是人文主義的表現。
據說,接下來的女媧沒有改變伏羲的制度,僅創造了一種叫笙篁的樂器。不改變伏羲制度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很多人認為女媧和伏羲是夫妻。他們都是人頭蛇身,尾巴連在一起,絲綢之路上出土的吐魯番古墓覆棺布上畫的就是這種造型。二神手持規和矩,故他們也是土地創造之神。
神農氏是牛頭人身,他砍木製鋤,傳授給人們耕作的方法。此外,他遍嘗百草尋找醫藥,並教人開市以交換物品。日本也將神農視為醫藥之神和露天擺攤商人的守護神。
三皇的造型是人頭蛇身或牛頭人身,讓人覺得可怕。一般認為,人們為了解釋從遠古時代就已出現的用火、居所、漁業、畜牧、醫藥、音樂、交易這些基本生活要素是如何發明的,就創造了三皇的傳說。司馬遷有意忽略這些,可能是因為他覺得這些神話是小伎倆的解釋說明吧。
《史記》的《五帝本紀》從黃帝開始,黃帝之後依次是帝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帝舜。中國人至今稱呼自己為「炎黃子孫」,認為黃帝是民族的始祖。黃帝已經不再是人頭蛇身這樣奇形怪狀的人物了,不過傳說他和炎帝子孫在阪泉大戰的時候,得熊、羆、貔等猛獸相助而獲大勝,這又披上了濃重的神話色彩。
神話色彩雖還有存留,但漸漸地,堯和舜開始顯示出濃重的歷史時代人物的一面。這兩人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古代的黃金期,被稱為「堯舜之治」。
從仰韶晚期到龍山初期這段時間,到處都是像半坡這樣的居住地。離半坡150公里的陝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也屬於仰韶文化,1974年在此發現了5萬平方米的居住區。出土的彩陶人面魚紋盆曾到日本展出,引起過人們極大的興趣。遍地開花的居住地、發達的生產手段、財產私有觀念的出現,使得一旦進入父系制社會(強烈的繼承意願在這個社會生根發芽),居住地內的夥伴之間發生衝突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鬥爭中出現了個體的聯合,發展成了集體對抗。
按傳說所述,黃帝在阪泉和涿鹿發動了兩次大戰。第一次的敵人是炎帝子孫,第二次則是蚩尤。各方雖都冠以代表性部族之名,但也很可能是部族的聯合體。黃帝自己也有熊、羆等幫手,但應該理解為以熊、羆為本族圖騰的族群。
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描述道
——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由諸子百家留下來的關於黃帝的記述,很多都是荒唐無稽的。司馬遷說自己收錄了其中比較能說得過去的史料。
黃帝傳說反映歷史的真實程度已無從得知。但是,在住地周圍挖深壕防禦猛獸這件事就宣告了安穩生活的烏托邦時代業已結束。前來襲擊的不只有猛獸,還有集結了武力的人們。同一住地的人們要麼聯合起來抵擋強者,要麼屈服於暴力,別無他法。
大約五千年前,逐漸強大起來的勢力都致力於將勢力範圍擴張到中原,這也體現在黃帝傳說中。首領把不肯臣服的部族打到他們屈服為止,大統一因此成就。這塊黃土地的主人,自然要叫做「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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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以武力實現大統一後,接下來就是所謂「聖人之世」。聖人堯、舜、禹為天子,統治萬民。禹還是夏這個世襲王朝的創始人,堯是黃帝的曾孫,把天子之位讓給自己的臣下舜,舜又推薦自己的臣下禹做天子。
黃帝傳說反映了大統一的歷史。儘管如此,大統一也只是加強了部族之間的聯合而已。各部族都有自己的首領,而中原的事務則由首領會議來決定。
各部族首領的產生或許已經實行世襲制了,但首領會議的議長極可能還是選舉制,或者是前任指名制。堯、舜、禹的禪讓傳說,可能就是以這段歷史為背景的。
所謂「禪讓」,就是將天子之位讓給德高望重的人。這對後世的學者,尤其是儒學者而言,是最為理想的形態。除了開啟世襲的禹,禪讓制的中心人物堯和舜被儒學者高度理想化了。撇開這些「理想化」,有種「虛構人物說」認為,堯和舜是後人炮製出來的聖人楷模。
前面提到的顧頡剛也對堯舜的存在性提出過質疑。《書經》(《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已被確認是後人追加上去的。去除這部分後,《書經》的原文中並沒有出現堯和舜。雖然有禹,但根本沒有提到傳說中禹曾是堯和舜的大臣這件事。
堯和舜的存在性值得懷疑,但是這個傳說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在孔子誕生之前就已存在了,儒家雖然有可能會把它理想化,但他們也不會創造出這樣一個早已存在的傳說。我也贊同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觀點,認為「堯舜存在說」值得懷疑。
不過,我們就算否定了堯舜的存在性,也不能否定其中的傳承。傳承,是統一這一歷史潮流的常規表現,統一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所以不能忽略傳承。
已有事實表明,有強力(指武力、智力、統率力)人物曾在仰韶期到龍山期這段時間內統一了各個居住區,而這個(些)人物,其名為「黃」。
大統一是必需的。工具的發達使生產力不斷增強,人們開始越過居住區周圍的壕溝,開拓耕地。之後就要引來黃河或是其支流的水,這可不是光靠一個小團體的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就需要有大量的勞動力,以及他們的組織能力和熟悉水文的策劃能力。
在傳承中,黃帝訴諸武力實現了大統一,堯和舜繼承了下來,而統一後的大問題就是治水。
堯是黃帝的直系,而舜則出身微賤。大統一和治水反映出的問題是,要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務,比起世襲的首領,更需要有實力的人物。舜以孝行聞名,被堯起用;堯還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了他。雖然叫禪讓,但也是讓給了自己的女婿,或許還是殘留了一點母系社會的影子吧。
在持「性惡論」的人看來,到了這個信奉實力的時代,舜先是晉升為堯的助手,不久搶了主子的兩個女兒,後取堯而代之。
在堯為帝王、舜為攝政的時候,據說發生了一件大事,即「降四罪」,天下盡服。那麼這「四罪」又是什麼呢?
一、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
二、放兜於崇山,以變南蠻。
三、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
四、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其中三苗是一個位於江淮及荊州的政治混亂的部族,而其餘三者都是堯的重臣。兜曾推薦過共工,但共工把工作搞得一團糟,所以連帶著推薦者也被驅逐。鯀治水失敗,被幽閉於東方的羽山。似乎是舜把有可能威脅到自己位置的人全部流放,以鞏固自己的地位,這種說法也不是說不通。
北狄、南蠻、西戎、東夷是中國古代史書中對周邊其他民族的稱呼,在這裡都悉數出場了。除了三苗,都是曾在堯的身邊接觸中原政治中心的重臣,而不是什麼蠻族。中原是文化氛圍最為濃厚的地域,越遠離這個中心,文化氛圍就越薄弱,最後就是未開化之地。人種是改變不了的,但從文明之地遷到未開化之地,就再也不能享受到文明的恩澤。所謂「變」,指的就是這個意思吧。「蠻」「狄」「戎」「夷」等字,原本是遠離文化地域的部族的名稱,而不帶有人種性質。
「四罪」中的「東夷」鯀,據說他的兒子禹重回中原,在文化地域的中央建立了夏王朝。
一般認為,被驅逐到各地的堯的重臣——共工、兜、鯀原本是某個居住地或居住地群的首領。他們率領著部族,向遠方遷徙。
半坡遺址的墓葬報告中提到,51具成年男子的遺骨平均身高為169.45釐米,頭蓋骨計量值比起中國現代北方人更接近於南方人的標準。半坡人可能並沒有一直在那裡居留,也許是出於某種原因而移居南方。
有觀點認為,中國各民族是從中原向各地擴散的。根據聞一多(1899—1946)的研究,三皇中的伏羲和女媧,原本是苗族的祖先。
在nhk(日本國家電視臺)的《絲綢之路》第一集的錄製過程中,我在和日中共同採訪組同行的時候有個感觸。在日本,只要文化是由國外傳入的,人們就會尋找文化的根源,這引發並提升了人們對絲綢之路的熱情。但與此相對,在中國除了佛教,人們毫無向西方尋找文化根源的意願。如果要尋找中國文化的根源,中原——黃河中游流域,才是他們應該前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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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南方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被接連發現,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不過殷遺留下的甲骨文記錄讓我們認識到,中國古代史的主要舞臺還在中原,這種看法在目前還是不可動搖的。
還是神話世界的故事。舜六十一歲時接替堯成為天子,治理天下三十九年,巡幸南方時死於蒼梧,埋葬於九嶷山。按現在的地名,舜死在遠離中原的湖南,埋葬於廣西。
鯀治水失敗後被幽閉於羽山並死在那裡。他的兒子禹治水獲得成功,曾「勞神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史記·夏本紀》中是這樣記載的。因此,舜推薦這個勤奮的禹為他的繼承人。舜還有個兒子叫商均,所以舜死後禹對權力的繼承很猶豫,但據說各部族的首領都沒有選擇商均,而是齊聚禹的帳下。
禹把政治委任給一個叫益的賢者,並推薦他為自己的繼承人。這樣一來禪讓制還會持續,但事實上卻沒能實現。和舜一樣,禹也是死在巡幸途中遠離中原的地方,地點是現在浙江省的會稽。
神話中的這兩位聖人,如出一轍地死在遠離中原的南方,可能是中國文化圈擴充套件之後,在神話中加入這一段情節以取得南北方的平衡。
禹指名益為接班人,但是益不情願,讓位給禹的兒子啟。就這樣,世襲王朝開始了。也可以認為這是為了把禹說成聖人,在神話中加入了他曾禪位於益的情節。
禹是夏王朝的創始人,但古代的記錄中都以夏後而不是夏禹來記述。夏的第一任王是禹的兒子啟,被稱為夏后帝啟。所以,在疑古派的史學家中,也有人採用了禹和啟無血緣關係的神話解釋。
把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神話相對照,原始共產社會便正值三皇時代。人們掌握了農耕、畜牧、狩獵的方法——在神話中就成了神向人傳授了這些技能。從仰韶文化中就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仰韶文化的上層也存在很多類似龍山文化遺址的情形。實際上,仰韶村的遺址就是如此。對彩陶出土興奮不已的安特生看漏了這一點。龍山文化在墓葬等部分顯示了貧富差距,反映出當時已經出現了財產私有制。此前居住區內是沒有階級的,有能力的人被推舉為「公僕」,做著首領的工作。如果這個人死了,人們就推舉出另一個有能力的。所有物資都是公有的,所以就算是首領也沒有任何特權。而從仰韶文化進入龍山文化後,首領的位置慢慢就變成世襲繼承的了。
從三皇五帝到禹的這段故事當然是神話。《史記》中記述禹「道九山」,「道九川」,「於是九州攸同」,很了不起。不過,《楚辭·天問》中講了一個故事,說禹的原形是頭熊,妻子塗山氏不小心看到後就變成了石頭。禹對著石頭大喊:「還我兒子!」於是石頭面向北開啟,兒子誕生了。這個神話解釋了禹的兒子名叫啟的原因。
雖說是世襲王朝,但起初也是從小規模聚居群的首領世襲開始的。隨著生產力的增強,在中原這塊土地上,人們的居住範圍不斷擴大,具有事務決定權的首領會議議長的地位也從推舉轉向了世襲。
禹是擴大人類居住範圍的神,儘管這是神話的說法,不過成就了類似大事業的大首領理應也存在過。即便是現在,中國還有個別名或雅稱叫「禹域」。禹踏足過的地域意味著這裡就是中國。我們揭去神話的幕簾,就會覺得眼前浮現出了一個勤奮的大英雄的影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姿勢像熊一樣,正在辛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