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強硬派在本國的活動逐漸奏效。不久，英國政府決定派遣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侖去清國視察。
北京不斷地督促廣東驅逐鴉片母船。廣東當局通過公行通知義律，鴉片母船如不撤走，將「封艙」，全面停止貿易。但是，鴉片母船仍然屹立不動。
1
有人論斷，一八三四年發生律勞卑事件時，清英兩國關係一觸即發，當時事態如果發展下去，鴉片戰爭可能早就發生了。
英國的擴張主義者，當時確實恨得咬牙切齒，對本國政府的優柔寡斷十分憤慨。但鴉片戰爭在律勞卑事件五年之後才發生。
原因是時機還不成熟。
從英國的皇帝和外交大臣巴麥尊給商務監督的訓令可以看出，他們是想極力避免同清國的摩擦，首先還是爭取和平進入中國。另外對於主要出口商品「鴉片」的性質，也還是感到有些理虧。
即使當時政府要採取強硬政策，但要獲得國會的同意，肯定也是困難的。有實力的鴉片商人查頓、馬地臣、顛地等人派人回國宣傳「應當打擊清國」，也是在律勞卑事件之後才開始的。
儘管強硬派到處向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遊說，在五年後的鴉片戰爭中，國會里也只是以二七一票對二六二票——九票之差——勉強通過了批准軍費的決議。
當時英國的精神、思想存在著一種奇妙的矛盾。新興資產階級功利主義的進取精神，貪得無厭地向外謀求大英帝國的利益，特別要求擴大貿易市場。
但另一方面，人們通過產業革命，親眼看到了機器的偉大，但他們也感到一種不安，擔心人會淪為機器的奴隸。
當時的哲學家卡萊爾這麼寫道：
如果非要用一個形容詞來表現現代的性質的話，那麼，我們不想稱它為英雄的、信仰的、哲學的或道德的時代，而首先想稱它為機器的時代。從詞的外在和內在的一切意義來說，現代完全是機器的時代。……不僅是人的雙手，就連頭腦和心也變成機器的了。……
這裡產生了追求「人的尊嚴」的思想，它培育了人道主義和博愛主義的精神。
當時不單純是對清國的強硬派橫行一時，也還有一群人道主義者譴責鴉片的無人性。
從清朝方面來說，也不願意同英國發生事端。律勞卑事件的解決，道光皇帝嘉獎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而免釁端」，就是因為他的處理沒有導致戰爭。
說清朝政府不知道自己的實力，那是言過其實。當政者也深知軍隊的軟弱，連道光皇帝在他的上諭中也慨嘆「武備廢弛」。在征討連州瑤族叛亂時，士兵因吸鴉片而根本不起作用，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所以清朝方面也儘量避免衝突，弛禁論就這樣冒了出來。這種弛禁論使廣州和澳門的外國鴉片商人大為高興，以為清國正在屈服。
律勞卑死後，德庇時提升為英國商務總監督。他曾是東印度公司的高階職員，比海軍軍人律勞卑穩健，一味採取靜觀的態度。英國的鴉片商人們不滿意他的這種態度，公開表示反對，而且派出全權代表團，建議本國政府率領軍艦去北京。這個時期因律勞卑的氣死而產生的激動尚未平息。因而德庇時任職不到四個月就下臺了。
羅賓臣被任命為德庇時的後任，他大體上也繼承了德庇時的方針。
弛禁論就是在羅賓臣擔任總監督官時期抬頭的。羅賓臣對許太常奏議和廣東復奏抱著很大的期待，居留在廣州的外國商人，一時也充滿了樂觀的情緒。
弛禁論出現的一八三六年，鴉片的進口量大幅度增加，突破了三萬箱。
在廣州的清國官員中，也同樣洋溢著弛禁的氣氛。因為廣東復奏是從這裡發出的。可以說這裡是弛禁論的發源地。
伍紹榮、盧繼光等公行的人，邀請學海堂的學者們，大開宴會。
學海堂是道光四年由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建立的一所學堂，歷史比較短。阮元曾著有《疇人傳》，介紹過代數學，並在《天象賦》的著述中注意到西洋的學術，是一個進步的人物；後來擔任大學士，歷任刑部、兵部的尚書。他在中央時，人們都知道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鏞不睦。他是「實學派」，而曹振鏞卻認為寫端正的楷書就是政治。他們的意見對立，看來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樣一個由阮元所建立的學海堂，卻成了弛禁論者的大本營，這大概是由於他的「實學」遭到了極大的歪曲。
最覺得掃興的是韓肇慶。他當初由於取締鴉片的功勞而被升為副將。他把一部分作默許費的鴉片交給了政府而立了功。可是，一齣現了弛禁的浪潮，不在廣州停留而直接向北航行的船隻日益增多，商人們就逐漸把默許費壓低了。
禁嚴才付默許費，禁弛，當然就沒有必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了。收入減少當然不愉快。因此他變成了「嚴禁論者」。
於是他通過有關方面，懇求軍機大臣穆彰阿嚴禁鴉片。但是沒有答覆。不僅如此，有一天，海關監督把他叫去，跟他說：「暫時停止取締鴉片！這是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下的特別指示。違背這個指示，對你將會是不利的。」他深知北京某個有實力的大臣是多麼的可怕。韓肇慶的情緒更加消沉了。
盧繼光的希望也同樣落了空。他派他的手下人郭青到韓肇慶那兒去告密，說有兩個名叫簡誼譚和連承文的小夥子不僅私賣鴉片，甚至還在鴉片裡摻假，要求予以逮捕。
郭青去武夷收購茶葉時，曾對連承文溜鬚拍馬，為公行大肆活動。可是卻中了連維材的計謀，弄得面子掃地。他滿以為這次是挽回面子的好機會，跑去唆使韓肇慶。可韓肇慶卻皺巴著臉說：「你來報告是好事。不過，我也無能為力。」
「為什麼呀？」郭青吃了一驚，這麼問道。
「現在要想逮捕這些傢伙，我可能就會完蛋。」
盧繼光聽了郭青的報告，咂了咂舌頭說道：「弛禁也不盡是好事呀！叫那小子發財啦！」
穆彰阿派在朝廷作出弛禁的決定之前，認為弛禁對自己有利，所以早就命令廣東進行這方面工作。
簡誼譚和連承文乘著這股弛禁的浪潮，大賺了一筆錢，整夜整夜地在廣州的妓院裡拍著手兒，大聲地唱著淫穢的小調，沉湎在酒色之中。
廣州的國內外商人，就這樣在提前製造一種弛禁的繁榮景象。其實中央的形勢正朝著與他們的期望相反的方向發展。
穆彰阿大出意料，道光皇帝的態度並沒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倒向弛禁。連穆彰阿也不瞭解皇帝的「個人經驗」，他只認為皇帝的猶豫是受反弛禁論的影響。
關於朱嶟與許球的反駁，前面已經說過。除了這些京官（中央政府的官吏）之外，在地方官中也有人上奏反弛禁論。像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就極其猛烈地抨擊了弛禁論。在他十一月十二日的奏文中有以下的論點：
即使按舊例，鴉片每百斤課稅銀三兩和分頭銀二兩四錢五分，二萬箱只不過十二三萬兩；加倍課稅為二十餘萬兩，再加一倍也只是五十餘萬兩。弛禁課稅論乃是僅見小利而傷大體的妄說。
外夷售鴉片，為欲獲銀，不會同意「以貨易貨」，一定暗中攫取內地之銀。總之，漏銀問題的解決，關係到是否認真監視銀的流出。認真查辦，鴉片之禁可行，銀出洋之禁亦可行。如不認真，即使弛禁鴉片，禁銀出洋肯定也會忽視。
如允許栽培罌粟，鴉片之利數倍於農，無知小民將會棄農奔利。人口日增，谷產日耗。這樣，即使連年豐收，亦不能充分養活戶口。如遇災害，則將束手無策。
至於所謂愚民自縮生命，不足深惜，此乃「痛心疾首之言」。皇恩應沐一切人民。
所謂禁亦無效，等於不禁。此非法律之罪，乃是施行法律者之罪。如今海內和平，盜奸事件仍有發生。雖禁盜奸，事件仍然不絕，但從未因此而聽到要求弛禁盜奸之議論。何況鴉片之流毒更深，弛禁實無道理。
淡巴菰（菸草）過去一向禁止，解禁後亦無害。因此有人主張鴉片亦應按此辦理。淡巴菰確實無益，但不至因之「廢事耗神」，怎能將它與鴉片相比。
所謂禁嚴則賄賂多，禁弛則賄賂少。但此乃綱紀問題。奉法如得人，雖禁鴉片，亦不會有賄賂；奉法如不得其人，雖弛禁鴉片，賄賂仍將以某種形式橫行。
袁玉麟所說的「得人」，確實是說到了點子上。地方官跟京官不一樣，他們的奏文雖然詞句不夠文雅，但確實將弛禁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從此以後，弛禁鴉片的議論再也沒有公開露面過。它在輿論上失敗了。
另外，廣東復奏的主持人兩廣總督鄧廷楨等人並不是積極的弛禁論者，這也是弛禁論的弱點。他們沒有熱情對反弛禁論再一次進行反駁。
就鄧廷楨來說，據說他的朋友中有反弛禁論者，對他進行了勸說。
廣州的司後街有一所官立學校，名叫越華書院。它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由當時的鹽運司範時紀建立的，是比學海堂要早七十年的名牌學校。這所學校的主講教官陳鴻墀著有《全唐文紀事》等著作。在廣州掀起弛禁論的高xdx潮時，他是嚴禁論的急先鋒。他是總督鄧廷楨的門生，據說他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約好，要在總督生日的那天，在酒間的閒談中批判弛禁論。
朋友中有一個叫李可瓊的老人說道：「鴉片要不嚴禁可了不得啊。我真擔心，將來說不定自己的子孫也會吸上鴉片，傾家蕩產，落個悲慘的下場。」
李可瓊這麼一說，陳鴻墀大聲說道：「事關天下的風化！擔心一家之私事，與擔心吾師（指總督）百年之後，在青史上被寫上倡導弛禁的魁首，損傷其名聲相比，那算什麼呀！」
不知道這是否是事先導演好的一幕戲。不過，據說鄧廷楨就因為這幾句話而大大地覺悟了。他以後再沒有提到弛禁，而且在鴉片戰爭中同林則徐齊心協力，共赴難局。
如果加以推測的話，廣州的兩所名牌學校越華書院和學海堂的對立，也許就糾纏在這個問題上。
後來林則徐作為欽差大臣到達廣州時，越華書院是他的行轅。這所歷史悠久、正統的學校，當時已受到新興的學海堂相當嚴重的欺壓。學海堂的規模大，正處於興盛發展時期。當學海堂的學者傾向於弛禁時，越華書院的人很可能是乘這個機會來反對他們。
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可以說是弛禁論的點火人。他和龔定庵是同鄉，都是浙江仁和人。嘉慶二十二、二十三年他曾在廣州的粵秀書院擔任過兩年教官。
這些情況不能不令人感到，廣州的教育界已深深陷到關於鴉片的嚴禁和弛禁的論爭裡去了。
附帶說一下，學海堂就是現在廣州市立一中的前身，越華書院在光緒二十九年停辦。許乃濟曾經執教的粵秀書院變為後來省立大學的附屬中學。
2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連維材除了到武夷山去了兩個來月外，其餘的時間幾乎都待在廈門的望潮山房裡。
他既未去廣州，也沒有去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