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馬裡厄斯初退時，一見面就差點釀成血案。我遠遠看見馬裡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裡，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閒逛。聽到汽車引擎的響聲。他轉過身來，看見我正驅車過來。在那段路上曾經有過一兩次心驚肉跳的經歷之後，我已經學會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騎腳踏車的人、拖拉機司機以及狗和驚慌的雞仔們那令人無法預料的動作。我慢慢地減低了車速。他一下子跳到車前，雙臂展開，似乎想擁抱汽車，幸虧我的腳一直踩在剎車片上，才沒有讓他的擁抱得逞。在離他僅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車停了下來。
他先衝我點點頭，然後繞過去，開啟車門，上了車。「你好，」他說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裡，我的腳踏車正在那兒修理。」
他說在咖啡店前面下車。但是，我們到達咖啡店時，他卻沒有要下車的樣子，看起來似乎被換檔桿旁邊盤子裡用來投入停車計時器的零錢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個電話？」
我指指盤子。他仔細地挑選裡面的硬幣，最後取了一個十法郎的硬幣，衝我眉開眼笑，然後便消失在咖啡店裡。可是，在路過咖啡店旁邊的那部投幣電話時，他連裝裝樣子瞥一眼都沒有。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這幕喜劇一再重演。馬裡厄斯經常出現在我的視線裡，要麼在街道上走來走去，要麼在村子裡徘徊，伸開雙臂請求搭車。他的機動腳踏車總是在修理，他還需要打個電話。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乾脆免去了這些令人厭倦的俗套。我就在檔位杆旁的盤子裡放上兩個十法郎的硬幣，馬裡厄斯則徑直將錢放進衣服口袋裡。對這種安排我們倆都非常滿意，它高效、文明，而我們，都不喜歡討論金錢的事。
漸漸地，我們之間的關係從初級的金錢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呈現出某種社交的特點，這種情況是兩三個月以後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進郵局，看到馬裡厄斯正對著一張紙手忙腳亂，他堅持把紙推向櫃檯裡面的女營業員。女營業員一直搖著頭，又把紙推了回來。聳了好多次肩，最後用那些聽得見的噘嘴聲取代聳肩——氣正從往下撇著的嘴唇裡輕蔑地擠出來一一法國人喜歡這樣來表示不贊成或不同意。接下來便是沉默。交涉顯然沒有成功。
我的到來讓女營業員有了結束交涉的藉口，她斜對著馬裡厄斯，衝我道了聲早安。馬裡厄斯回頭看見是我，緊繃著的臉立刻舒展開來，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訴苦說，那位女營業員拒絕將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兌換成現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象力，生性乖張，不肯助人。他將支票舉到眼前仔細端詳，說，這是一種實用的斂錢工具。
他把支票遞給我，支票在風中可憐地抖動著。我猜這可能曾經是一張合法支票，但是現在它被弄得皺巴巴、髒兮兮的，上面的數字都磨掉了，幾乎難以辨認。用現錢換回這麼一張破舊不堪、讓人難以相信的老古董，這不啻於一個不折不扣的樂觀主義行為。我這樣告訴馬裡厄斯，再說我身上也沒有五百法郎。
「非常遺憾，」他說，「既然這樣，你為我買杯酒喝總可以吧。」
我發現，我很難回絕這種可愛的厚顏無恥，也許正因為我身上這種東西太過缺乏。兩分鐘後，我和馬裡厄斯已經坐在咖啡店後面的座位上了。我們以往的會面都是在車裡，我的眼睛一直盯著道路，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氣候一定對他的膚色產生了太多的負面影響，因此他那皮膚就像皸裂的樹皮。別人臉上是皺紋的地方，他的卻是深溝；別人臉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卻是皺紋。但他的眼睛很亮，頭髮濃密，粗硬，灰色，剃著平頭。我揣測他的年齡在六十歲上下。他從軍用茄克口袋裡取出一大盒點煤氣爐的粗頭火柴，點燃了一支香菸。我看見他左手的整個拇指從第一個關節處都沒有了，也許在修理葡萄藤時失手被修剪鉛剪掉了。
一大口紅葡萄酒下肚，他的身體微微顫動，像是表示謝意，然後便開始盤問我。他說我講法語的樣子就像德國人。當我告訴他我是英國人時，他顯得很吃驚，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國外的英國人更願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遇到當地人聽不明白的地方，他們把音調提高就行了。馬裡厄斯捂住耳朵，咧著嘴，瞅著牙笑，臉上的道道格皺便盪漾開去。
然而，一個英國人，大冬天在這兒幹什麼？以什麼為生？好多人也經常問我類似的問題，我的答案常常激起兩種不同的反應——要麼是遺憾，因為寫作是一項聲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職業；要麼是興趣，不少法國人對那些在文學藝術領域裡艱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懷敬意。馬裡厄斯屬於第二類。
「啊，」他說，「你出手謹慎，但是顯然不窮。」他輕輕敲著他那空空如也的酒杯。
更多的點心上來了，問題繼續問下去。我對馬裡厄斯說我喜歡寫什麼東西。他身子向前傾斜，半閉著眼睛，對著他吐出的煙霧，顯然是一副要透露絕密訊息的樣子。
「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一支胳膊朝他出生地的大致方向揮舞一下——咖啡館外面的某個地方。「我可以給你講許多故事，但要在下次，現在不行。」
原來此前他還有個約會。那天村子裡舉行葬禮，他從不錯過參加葬禮的機會。他喜歡葬禮儀式的整齊步調、莊重感、哀樂，還喜歡看女人穿著她們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參加葬禮的情景。如果葬禮是為他的老對頭舉行的，那他就更加歡喜不盡了。他稱之為最後的勝利，證實他自己的優越生存權。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看了一眼表。到他該走的時候了，故事得等等再講。
我非常失望。聽一位口才好的普羅旺斯人講故事，尤如聽一位口技大師表演節目，意味深長地停頓的名家好手，震驚不已的表情和捧腹大笑。戲劇源自於現實場景——在走向加油站的途中，取出雞的內臟，在屋頂下發現黃蜂的窩巢。如果表演者不溫不火，表演場地不是在鄉村酒吧。那麼這些小的場景便會呈現出類似於喜劇效果。它們的確涵義雋永，勉力無窮。
我再次見到馬裡厄斯，他正蹲在路邊他那輛機動腳踏車上，凝視著油箱，頭歪向一邊，似乎正等待傾聽它在他耳邊竊竊私語。像七月的岩石一樣乾燥，他鑽進汽車時對我說。不過，我能把他帶到加油站替他加上一壺油，不是嗎？然後再替他買杯酒，因為這是一個令人煩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時和馬裡厄斯在一起時一樣，他自信我沒有什麼緊迫的計劃會影響我做他臨時司機的職責。
我們在咖啡店就座，我問他上次的葬禮是否過得很開心。
「不錯，」他說，「這次是老費爾南。」他輕輕敲打著自己的鼻翼，「你知道嗎？他們說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個。你一定聽說過那個故事了。」
看到我搖頭，他回頭要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後開始了講述。為了表示強調，或者看看我是否聽明白了，他不時地瞥我一眼，但是大部分時間他則盯著遠處，搜尋他的記憶之庫。
他說，出於某種原因，賣肉人和女人之間常常有這種親密關係，一種超越了簡單交易的親密關係。誰知道為什麼？也許是看到了肉，肉的粉紅色，案板上的掌擊聲，答應割點好肉。無論什麼原因，在賣肉人和顧客之間形成某種特定的親密關係並不是非同尋常的。要是賣肉人很年輕，長得又漂亮，那麼買小羊排時就會調點情，增加點樂趣。一般來說，這很正常，幾次相互間沒什麼傷害地度過這樣的時光，不過是讓女人做家務時眼中會閃出點火花。
一般來說這很正常，但並非總是如此。在我們將他稱為阿諾的這位賣肉人的故事中就不是這樣。許多年前，故事剛剛鋪開的時候，他是村子裡新來的賣肉人，來接替退下來的老賣肉人。老賣肉人憂鬱沉悶，不苟言笑，而且賣肉很小氣，這令這裡的女人們的所思所想無從表露，不過，阿諾的誹聞在街頭巷尾耳熟能詳時，她們便開始稱讚他。他改變了小肉鋪的形象，設法將它修葺一新，更換陳舊設施，安裝現代燈具。等他把一切做完時，到那兒去本身就是一種快樂。迎面而來的是閃閃發光的鋼和玻璃，地板上散發著剛剛鋸下來的鋸屑發出的清香氣味，當然還有笑容滿面的年輕業主。
阿諾的處境也相應有了好轉，他的頭髮黝黑閃亮，棕色眼睛炯炯有神。更使他比那個時代大多數男人顯得出眾的是他的牙齒。那時，鄉下牙醫稀少，而且他們的技術，與其說是補牙，還不如說是拔牙。因此，很難看見哪個成年人不缺一兩顆牙的，那些僥倖尚存的牙齒更顯得可憐之極，歪歪扭扭，因過度的嗜煙酗酒而泛著黃色。然而，阿諾的牙齒簡直完美極了——潔白、整齊、勻稱。第一次看見他的女人會茫然地走開，責問為什麼這樣一位漂亮男子不在自己結婚之前出現。
阿諾並不是沒有意識到他對女性顧客的勉力。（事實上，後來的調查證實，他被迫離開他以前工作的另一個村子，就是因為與村長妻子關係曖昧。）但是，他是做生意的，如果衝顧客微笑能招律更多生意的話，那他微笑便是了。這很正常。
還得說他也是一位好的賣肉人，掛的肉恰如其分，血腸和灌腸圓滾滾的，實墩墩的。他切肉時很大方，常常比買主要的要多幾克，從來不短斤少兩，他甚至白送髓骨。白送髓骨！一直如此，當他遞上印有他的名字和快活的小牛圖案、併疊得整整齊齊的粉紅色臘紙袋時，他的微笑像陽光一樣燦爛。
第一年的整個冬天和春天，他便名聲大振。村民們發現自己吃到的肉比老賣肉人在的任何時候都多，而且肉也更好吃。他們這麼說時，他們的妻子會點頭稱是。是的，她們會說，新來的賣肉人改變的東西可真不少，村子有了他真幸運。有的妻子坐在餐桌對面看丈夫時，往往會不自覺地加以比較，發現自己在想年輕的阿諾，想的東西卻與他的專業技能毫無關係。瞧他那肩膀！還有那牙齒！
六月底，熱浪襲來，麻煩也隨之降臨。村子建在一座小山上，朝南的石頭房子似乎把全部陽光都吞進去了，夜晚也驅散不掉。在家裡，人們關上百葉窗，以抵禦灼人的陽光和持續的高溫，但是商業機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的商品櫥窗吸收熱量，並逐漸擴散開來。所以，阿諾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以適應天氣。他清除了櫥窗上面任何易變質的東西，取下了經常擺放在那兒的香腸，把肉切好，並寫了一個通知，好讓顧客知道肉放在屋子後面冷藏的地方。
很自然，賣肉人自己也需要擺脫些許炎熱。到七月初，阿諾身上已經穿著更為實用的工作服，換下了他經常穿的粗帆布褲子和厚厚的運動棉衫。他仍舊繫著圍裙，白色（儘管常常血跡斑斑）的圍裙很長，幾乎把他大部分胸部和髒部都給遮蓋住了。但是圍裙裡面，他只穿了一條黑色舊運動短褲，緊緊地繃在臀部，腳下穿著橡膠底木屐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