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茨取出了3只茶杯，走到放在煤氣灶上的一隻搪瓷茶壺前，從壺裡倒出一種已經加了奶的深黑色的飲料。然後把3只盛滿飲料的杯子依次擺放在餐桌上，打手勢示意讓他們就座。
丹說道：“在這種船上，有的是機會，能見到各種各樣的人。”
“正是，先生，”蓋茨咧嘴笑道，“各種體形，各種膚色，各種身高的人。還有一些神經不很正常的人，怪人。”他故意朝他們瞟了一眼。
“你對亨利·杜瓦爾怎麼看？”丹問道。
斯塔比·蓋茨從他自己的杯子裡喝了一大口茶，然後答道。
“他是一個很正派的小傢伙。我們大家都喜歡他。無論我們讓他幹什麼活，他都幹，儘管作為一個偷乘者他並非一定得幹這些工作。這是海上的規矩。”他很在行地說道。
“他偷乘上這條船時，你就在這條船上嗎？”丹問道。
“沒錯！在我們離開貝魯特兩天後，我們才發現他。當時他象一把討厭的掃帚柄。我估計這個可憐的傢伙上船之前一定餓了好久了。”
迪·維爾嚐了一口杯中的茶，然後放下杯子。
“難喝極了，是不是？”主人歡快地說道。“喝起來是一股濃縮鋅的味。我們在智利裝了滿滿一船這玩藝。結果到處都是它——頭髮裡，眼睛裡，連茶裡也是它。”
“謝謝，”攝影記者說道，“這麼說我到醫院去就有話說了。
10分鐘後，亨利·杜瓦爾來到了廚房。他已漱洗完畢，梳理好了頭髮，刮過了鬍子，並在襯衣外又罩上了一件海員穿的藍色衛生衣。儘管這些衣服都很舊，但卻很整潔。丹注意到，他的褲子上的一道劃破的口子已被整整齊齊地織補上了。
“過來，坐下談，亨利，”斯塔比·蓋茨說道。他斟上了第4杯茶，把它放在杜瓦爾的面前，杜瓦爾報以微笑表示感謝，在這兩個記者面前，他是第一次露出笑容，這使他的面龐生輝，使他看上去更象一個孩子了。
丹從簡單的問題開始。“你多大了？”
停了片刻，杜瓦爾說：“我23。”
“出生在哪裡？”
“我生在船上。”
“船的名字叫什麼？”
“我不知道。”
“那你是怎麼知道你出生在船上的？”
又停頓了片刻，杜瓦爾說道：“我不明白。”
丹耐心地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題。這次杜瓦爾明白地點了點頭答道：“我母親說給我的。”
“你母親是哪國人？”
“她法國人。”
“你母親現在在什麼地方？”
“她死了。”
“什麼時候去世的？”
“很多年前——在亞的斯亞貝巴。”
“你的父親是誰？”丹問道。
“我不知他。”
“你母親向你談起過他嗎？”
“他英國人，海員。我從沒見過。”
“你也從未聽說過他叫什麼名字？”
他搖頭否認了。
“你有兄弟姐妹嗎？”
“沒有兄弟姐妹。”
“你母親什麼時候去世的？”
“原諒——我不知道。”
丹換了個角度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你知不知道你母親去世時你幾歲？”
“我6歲。”
“在此之後，誰照顧你？”
“我照顧自己。”
“你上過學嗎？”
“沒學校。”
“你識字嗎？”
“我寫名字——亨利·杜瓦爾。”
“再什麼也不會了？”
“我寫名字，”杜瓦爾堅持說，“我給你看。”
丹從桌子上把一張紙和一支鉛筆推到他的面前，杜瓦爾用顫抖，幼稚的手一筆一畫地寫下了他的名字。他寫出的名字只是勉強能夠辨認出。
丹揮了揮手問道：“你為什麼要偷乘這條船？”
杜瓦爾聳了聳肩說：“我試找個國家。”他吃力地選擇著詞句，接著又補充說：“黎巴嫩不好。”
“為什麼不好？”丹不自覺地也說起了這個年輕偷乘者的簡略了的英語。
“我不是公民。如果警察發現——我就進監獄。”
“你是怎樣到了黎巴嫩的？”
“我乘船。”
“那是條什麼船？”
“義大利船。原諒——我不記得船名了。”
“你是那條義大利船上的旅客嗎？”
“我偷乘。我在船上一年。想下船。沒人要我。”
斯塔比·蓋茨插嘴說：“據我估計，他當時是乘一條義大利不定期貨船，明白了嗎？那條船往返於中東。因此他在貝魯特跳上了那條船。明白嗎？”
“明白了，”丹說道。然後他轉向杜瓦爾。“你在上義大利船之前幹什麼？”
“我跟人和駱駝在一起。他們給我吃的，我幹活。我們到過索馬利亞，衣索比亞，埃及。”他的手前後揮動著，吃力地說出了這幾個國家的名字。“在我小孩，過國境線可以，沒人管。等我大了，他們不讓過——誰也不要。”
“就是在那時你偷乘上那條義大利船的？”丹問道。“對吧？”
杜瓦爾同意地點了點頭。
丹問：“你有什麼護照，證件，任何可以說明你母親是哪國人的證明嗎？”
“沒有證件。”
“你屬於哪個國家嗎？”
“沒國家。”
“你想有個國家嗎？”
杜瓦爾看來有些迷惑不解。
“我的意思是，”丹慢慢地說道，“你想下這條船，你對我這樣說過的。”
他使勁地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這麼說你想有個國家——一個住的地方？”
“我幹活，”杜瓦爾堅持說，“我幹活好。”
丹·奧利夫再次審視著面前的這個偷乘者。他無家可歸的身世是真實的嗎？他真是一個任何國家都不認領，都不收留的投錯胎的棄兒嗎？他是個無國籍的人嗎？也許這一切都是偽造的，都是為了博取同情，而精心編織的？謊言加部分屬實的混合故事？
這位年輕的偷乘者看起來很誠實。但他真是誠實嗎？
他那雙眼睛流露出懇求的神情，但他的目光中好象還隱藏著一種令人費解的神態。難道這喻示著一種狡詐，還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在開玩笑？
丹·奧利夫猶豫了。他知道無論這次他寫出什麼樣的報道，都將受到郵報的午報競爭對手《溫哥華移民報》的反覆推敲與核實。
既然沒有最後的截稿期限，他就可以自己來決定花多少時間來完成這篇報道。他決定先把他的疑團徹底搞清楚。
“亨利，”他問杜瓦爾，“你信任我嗎？”
一瞬間，一開始的那種疑惑又回到了這個年輕人的眼裡。緊接著他出其不意地點了點頭。
“我信任，”他簡單地說道。
“很好，”丹說道，“我覺得或許我能幫助你。但我想知道你的一切，從頭談起。”他朝正在安裝照相機閃光燈的迪·維爾瞟了一眼。“我們先照幾張相，然後再談。不要漏掉什麼事情，也不必著急，這也不是一兩句話能談清的事情。”
亨利·杜瓦爾仍疲倦地坐在“瓦斯特維克號”船的餐廳裡。
郵報記者丹是個很有提問口才的人。
杜瓦爾有時覺得要搞清那記者希望瞭解什麼是很難的。
他頻頻發問，並期望著得到明瞭的回答。而且在杜瓦爾的每個回答都被迅速地記錄在擺在他們面前桌上的一疊紙上。那疾速移動的筆尖彷彿把杜瓦爾的一生按先後順序仔細地再現了出來。然而，他的一生是那樣坎坷，哪有什麼順序呢？有的只是互相間沒有什麼聯絡的片斷。同時很多事情是無法用杜瓦爾那簡單的話來表達的，甚至連記住它們發生的情景都很難。
如果他識字，能用筆和紙象這個記者和其他人那樣把腦子裡的東西記錄下來，那他亨利·杜瓦爾也能把往日的記憶和想法儲存下來。並不是一切事情都能長期裝在腦子裡的，就象把東西放在一個架子上那樣，不至於因為它被遺忘而消失，就象他現在正搜腸刮肚企圖回憶起的那些事情那樣，因遺忘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母親曾經提到過送他上學讀書一事。她本人在孩提時代受過教育。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他能夠接受教育之前，他的母親就去世了。在此之後就無人關心他學些什麼，或是否有機會學習了。
他皺了皺眉，極力在記憶中搜尋著往事；想方設法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回憶，回憶，回憶……
首先是那條船。他的母親曾對他談起過那條船，就是在那條船上他降生到了人世。那條船是他出生前一天從法屬索馬利亞的吉布提開出的，他確信他母親曾告訴過他那條船的目的地，但他早已忘記了。而且她還曾告訴過他船上掛著哪國的國旗，但這也被他忘得一乾二淨。
他的降生是難產，並且沒有醫生。他的母親產後身體十分虛弱，而且還在發高燒。船長命令調轉船頭，返回吉布提。船一靠岸，母子倆就被送進了一家為窮人開的醫院。當時他們很窮，沒有什麼錢，後來也一直是這樣。
亨利記得他的母親很善良也很體貼人。在他印象中母親是很美麗的，但或許這只是他的想象，因為他記憶中的母親的相貌已經淡漠了。現在每當想起母親，她的臉就好象是在陰影裡，面容模模糊糊。但她把母愛給予了他；這一點他確信自己絕對沒記錯，因為這是他所享受的唯一的愛。
他對童年時代的記憶只是些支離破碎的片斷，他記得只要有可能，他的母親就一直在幹活，使他們母子倆有個溫飽，只是她時常找不到活幹。他無法追憶母親都幹過哪些工作，但他記得有一次她當了舞女。母子倆經常四處漂泊——從法屬索馬利亞遷入了衣索比亞，首先住在亞的斯亞貝巴，後來到了馬薩瓦。有兩三次他們艱難跋涉于吉布提與亞的斯亞貝巴之間。
儘管他們很貧困，但一開始他們與法國人住在一起。後來，由於他們變得越來越貧困了，土人居住區就成了他們的家。在亨利·杜瓦爾6歲那年，他的母親離開了人間。關於他母親去世後情況的記憶又模糊不清了。有一段時間，他浪跡街頭，以討飯為生，晚間露宿在他能夠找到的洞裡或角落裡。他從未找過政府；也從未意識到有這個必要，因為在他生存的這個範圍裡，警察從來就是敵人而不是朋友。
不知過了多久之後，一個孤寡的索馬利亞老人收留了他。老人住在土人居住區的一所陋棚裡。他們相依為命地生活了5年。後來不知什麼緣故，這位老人走了。亨利·杜瓦爾又重新陷入隻身一人的境地。
這次他從衣索比亞漂洋過海，來到英屬索馬利亞，有活便幹。4年間，他幾易工作，當過牧羊幫工，看山羊的人和船工。他用他那極為可憐的微薄工資勉強維持著朝不保夕的每日生存需要。
在當時和後來一段時間中，穿越國境線對亨利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眾多的家庭拖兒帶女地移居他國，以至於邊防哨卡上的官員們很少一個個仔細地過問小孩。那時他只要混在一家人中，就能不引人注目地混過哨卡。慢慢地，他幹這種事情越來越在行了。即使在他十七、八歲時，由於他那瘦小的身材，幹這種事情也還是很順利。他曾跟隨著一些阿拉伯游牧民經常穿越國境線，直到他20歲那年，他第一次在法屬索馬利亞的邊境線上被截住，並被攆了回去。
亨利·杜瓦爾突然發現了兩個事實。一個是：他跟著一群小夥伴隨意混過國境線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另一個是：到那時為止他一直當作祖國的法屬索馬利亞也把他拒之門外。對於第一個事實他已經猜想到了；而第二個事實的出現對他則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他命裡註定要遇到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沒有檔案材料。沒有一些重要的證明，最主要的是出生證明書，如果一個人什麼證明也沒有，那麼他從法律上講就是不存在的，在這個被劃分為不同領土的地球上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即使是對有知識的人們來說，他們也會發覺這一事實很難接受，對於亨利·杜瓦爾這個沒有一點文化，從童年時代起就一向不受人喜愛的拾垃圾的人來說，這一事實簡直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那些阿拉伯游牧民繼續上了路，把杜瓦爾拋棄在了衣索比亞。此時他已經意識到他同樣也無權逗留在這個國家。整整一天一夜的時間，他踡縮地坐在哈德勒古堡的國境線的哨卡邊……
……那裡有一塊飽經風雨，曬得發白的巨石。在許多方面這個20歲的年輕人仍然是個乳臭未乾的孩子。他獨自棲身於石下，一動不動。在他的正前方就是那貧瘠的、礫石遍野的索馬利亞平原。在月光下它一片淒涼，在正午的驕陽下它一派荒蕪，象一條暗褐色的蛇蜿蜒橫臥於這片平原中的是一條通向吉布提的灰褐色的公路。在公路的盡頭就是亨利·杜瓦爾的過去。他的童年、成年，他那活生生的、但沒有任何材料以資證明的軀體與生活，和那沐浴在陽光下的海濱城市，該市那充滿魚腥味的小巷，以及他當成自己出生地和唯一家園的外表覆蓋著鹽的碼頭。
突然，面前的那塊不毛之地看起來是那麼的熟悉，那麼的誘人。就象一個人被某種原始的本能吸引到他的出生地和母愛身邊一樣，他此時也渴望著回到吉布提。但是現在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就象很多其它的東西一樣，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了，並將永遠可望而不可即。
後來，在飢餓和乾渴的折磨下，他站了起來。他轉身離開了這個禁止他入境的國家，朝北走去，因為他必須到一個地方去，到厄拉特里亞和紅海。
厄拉特里亞是衣索比亞西海岸的一個省，到那裡去的旅程是他記得很清楚的一次。他還記得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開始了有計劃的偷竊。他以前曾偷過食物，但那僅僅是在乞討無門，打工無路，瀕於絕望的時候才幹的。現在他不再尋求工作了，他只靠偷竊為生了。只要有機會他仍然偷些食物，也偷些貨物和一些小玩意兒，以便賣掉換點零花錢。他得到的那點微不足道的錢似乎一到他的手裡就花掉了，但在他的頭腦深處，他仍在想積蓄點錢，付上船費，然後到某個能收留他，並能夠重新開始生活的地方。
終於，他到了馬薩瓦。這是一個珊瑚港，同時也是從衣索比亞進入紅海的門戶。
在馬薩瓦，他因偷竊差點受到了懲罰。一次他混進了一個魚販攤前的人群中，偷了一條魚，但被那個眼尖的小販子發現了，追趕了上來。人群中還有幾個人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包括一名警察。不到幾秒鐘的功夫，亨利·杜瓦爾那幼稚和嚇壞了的耳朵就聽出在他後面窮追不捨的憤怒的暴民已迅速增加到一大群，他絕望地奔跑著，引著那夥人圍著馬薩瓦的珊瑚建築物兜著圈子，穿過當地居民住宅區那迷宮般的後街。最後，他把那夥人甩在了後面，朝碼頭跑去，藏在了一包包等待裝船的貨物中。他從一個小洞裡看到前來追捕他的人在四周搜尋了一陣，最後漸漸失望地走開了。
但這一遭遇給於他的震動太大了，他決心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離開衣索比亞。在他的藏身地前面停著一條貨船。等到夜幕落下之後，他爬上了船，從下甲板蹣跚地進到了一個黑洞洞的小貯藏箱裡，藏在了裡面。第二天早晨貨船起航了。兩個小時後他被發現了，並被帶去見了船長。
這是一條極為老舊的義大利燒煤船，在海水不停地滲進船艙的情況下，勉強地往返於亞丁灣和東地中海上。
那位倦怠的義大利船長令人厭惡地從指甲縫裡朝外剔著汙垢，亨利·杜瓦爾抖抖瑟瑟地站在他的面前。
幾分鐘後，船長用義大利語尖利地問了一個問題。沒有反應。他試著用英語，接著又用法語，但還是一無所獲。杜瓦爾早已忘記了他從他母親那裡學來的那點法語，他現在的語言是阿拉伯語，索馬利亞語和阿姆哈拉語（衣索比亞官方語言——譯者）混合的大雜燴，還摻雜著衣索比亞境內所使用的70多種語言和比這多一倍的方言土語中的一些詞彙。
船長髮現無法與他交談，便不感興趣地聳了聳肩。偷乘上船者是不足為奇的，船長根本不必顧慮那令人討厭的海商法，隨之就吩咐安排杜瓦爾去幹活。他的目的是想在下一次停靠碼頭時將這個偷乘者送下船。
然而，船長沒有預料到的是，亨利·杜瓦爾是個沒有國籍的人。在該船停靠的任何一個港口，包括該船幾個月後返回的港口馬薩瓦，移民局的官員都拒絕他上岸。
隨著杜瓦爾在船上逗留的時間的延長，船長的惱怒也隨之增長。10個月後，他召來了他的水手長商量辦法，他們設想出了一個主意。水手長又按吩咐通過一名翻譯把這個主意轉告給了杜瓦爾。他們的主意是想方設法地在生活和勞動上折磨杜瓦爾使他覺得痛苦難忍，以至於（最終）情願跳下這條船。漸漸地，在經受了兩個月的超負荷的勞動、毒打和半飢半飽的折磨之後，杜瓦爾真的這樣做了。
杜瓦爾很清晰地記得，那天晚上他默默地溜下那條義大利船的舷梯。那是在黎巴嫩的貝魯特，這裡是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的一個小緩衝地帶，傳說聖·喬治就是在以色列殺死了他的龍。
他的離開和他到來時一樣，都是在黑暗中；然而離去卻要容易得多，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可攜帶，除了他穿在身上的那身襤褸的衣裳，他一無所有。上岸以後，他首先急促地穿過船舶修造廠，想溜進市區。但當他看見在前方一塊被燈光照得通亮的地方有一個穿制服的人時，他立時喪失了勇氣，飛快地奔了回去，在陰暗處尋找著藏身之地。他的進一步偵察表明，船舶修造廠設有防護牆，並有人巡邏。他感到自己渾身在戰慄；他才21歲，忍飢挨餓使他身體虛弱，而且他還感到一種難以置信的孤獨和令人絕望的恐懼。
就在他離開的時候，又一個陰影赫然聳現在他的面前，是一條船。
一開始他還認為他又回到了那條義大利船旁邊。他當時產生的衝動是再偷偷溜回船上去。忍受他已熟悉的苦難也要比讓警察逮住後送進監獄強。接著他看出那個陰影不是那條義大利船，而是一條較大些的船。他急忙逃了上去，象一隻鑽進洞去的老鼠。這條船就是現在這條瓦斯特維克號。他知道這一點是溜上船兩天後，船駛出海面20英里時，飢餓終於壓倒了恐懼，驅使著他顫顫巍巍地從藏身處走了出來。
“瓦斯特維克號”的船長西顧爾德·傑貝克與那名義大利船長截然不同。這個船長是個挪威人，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對人很嚴厲，但很正義。他尊重他所信仰的《聖經》裡的戒律，同時也尊重海商法。傑貝克船長嚴厲但卻又很細緻地對亨利·杜瓦爾解釋說，偷乘者是不必被迫幹活，但可以自願地幹些活，只是沒有工錢。總之，無論他幹不幹活，他都能得到與其他船員一樣多的伙食定量。杜瓦爾選擇了後者——自願地幹活。
與那位義大利商船船長一樣，傑貝克船長也一心打算在他停靠碼頭時，就把這個偷乘者弄走。但他與那個義大利船長不同的是，在瞭解到杜瓦爾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甩掉之後，他並沒有產生虐待他的念頭。
就這樣，亨利·杜瓦爾在船上待了20個月。在此期間，“瓦斯特維克號”航行了地球上海洋的一半，運送著貨物。他們單調地，緩慢地行駛在地中海，大西洋和太平洋上。他們到過北非，北歐，南歐，英國，南美，美國和加拿大。每到一地船長就請求允許亨利·杜瓦爾上岸，然而這些申請都被斷然拒絕了。港口上的官員提出的理由總是不謀而合：這位偷乘者沒有證件，沒有身份，沒有國籍，也沒有權力。
後來，“瓦斯特維克號”安下心來接納杜瓦爾為永久的水手。很快這個年輕的偷乘者便成了船上的寵兒。
“瓦斯特維克”上的船員是由各個不同國籍的水手組成的，其中包括波蘭水手，斯堪的納維亞水手，印度水手，一名中國水手，一名美國水手，還有幾名英國水手。斯塔比·蓋茨是這幾名英國水手中公認的領袖。就是這夥人接納了杜瓦爾，使他的生活雖說不上舒適，至少在船上這樣擁擠的條件下，還算是可以了。他們教他說英語，現在儘管他的口音還很重，措辭還很笨拙，但至少在雙方都具有一定耐心的情況下，他講的話別人可以勉強聽懂了。
這是亨利·杜瓦爾很少遇到的慷慨與仁慈，他對此抱以的回答，象一隻熱切的小狗報答它主子的讚許一樣殷切。現在他為船員們個人服務，在高階船員餐廳裡幫廚，還在船上當個跑腿的。作為回報，船員們把從岸上買來的香菸和糖果送給他，偶爾傑貝克船長也給他一點錢，由別的船員代替他花掉。但儘管這樣，杜瓦爾仍是個囚徒，這個一度是他的庇護所的“瓦斯特維克號”成了他的監獄。
就這樣，以海為家的亨利·杜瓦爾在聖誕節前夜來到了加拿大的門檻前。
談話持續了近兩個小時，中間，丹·奧利夫從不同的角度重複了一些他先前提出的問題，為的是造成這個年輕的偷乘者在談話中產生自相矛盾。但是他的詭計失敗了。除了語言的不通造成的誤解外，事情的主要情節是相吻合的。隨著他們之間的交談的深入，誤解又一個個澄清了。
談話接近尾聲時，丹有意措辭模糊地提出了一個暗示性的問題，但杜瓦爾拒絕回答。他用他那雙黑眼睛打量著丹。
“你欺騙我，你懷疑我說謊，”杜瓦爾說道。丹再次在杜瓦爾身上看到了他早先看到的那種無意識的尊嚴。
丹·奧利夫看見自己的詭計被戳穿，感到有些羞愧地說道：“我只是想進一步核實一下。我不會再這麼做了。”他們又接著談了一些其它的事情。
現在，丹回到了《溫哥華郵報》的那間狹窄的，雜亂的新聞編輯室，坐到了他那張年久失修的辦公桌前，攤開了他的記錄本，伸手拿過一束稿紙。他邊用複寫紙草草地寫著，邊對坐在對面本地新聞編輯桌前的值夜班的市區版編輯埃德·本尼迪克特大聲說道。
“埃德，這是一篇很精彩的報道。你能為我安排多少字。”
編輯考慮了一下說：“不超過1000字。”
丹點了點頭，並把椅子朝打字機前挪了挪。還可以，他本想多寫點，但如果寫得緊湊點，1000字也可以說明不少問題。他動手在打字機上打起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