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弗羅參議員，”阿蘭說，“如果我受理這個案子，並假定船上的那個偷乘者願意我為他辯護，那麼我的委託人將是他本人，是這樣嗎？”
“我想你可以這麼說。”
阿蘭笑了。“換句話說——是的。”
參議員仰起臉來大笑著。“我開始喜歡你了，孩子。請接著講。”
“即使你在事情的幕後，”阿蘭謹慎地說道，“我代表我的委託人所採取的一切行動都只能由我和我的委託人來決定，不必與任何第三人商量。”
老人機敏地望著阿蘭。“難道你不認為請戲班子的人有權……”
“不，先生，在這件事上不行。如果我有一個委託人，我就要努力滿足他的最大需要，而不是去做政治上對別人最有利的事。”
參議員的臉上的笑容消逝了，他的聲音明顯地冷峻了起來。“我應該提醒你，我現在給你提供的機會是許多年輕律師夢寐以求的。”
阿蘭站了起來。“那麼我建議你到電話簿上找他們吧，先生。”他轉向莎倫。“對不起，我讓你失望了。”
“等一下！”參議員先開口了。他也站了起來，正視著阿蘭。他那洪亮的大嗓門又響了起來。“我要告訴你，我的孩子，我認為你缺乏耐心，傲慢無禮，知恩不報，但我還是接受你的條件。”
於是，他們握手成交，參議員讓阿蘭留下吃午飯，但阿蘭謝絕了。“我最好今天就到那條船上看看，”他說道。“因為船要按時起航，時間恐怕不多了。”
莎倫領著他朝門口走去。阿蘭一邊穿著大衣，一邊意識到她有意朝他貼近，以至於她身上的香水味都能被聞到。
他有些尷尬地說道：“能見到你真高興。”
她笑了。“我也這樣想。”她臉上的酒窩又出現了一下。“而且即使你不向爺爺彙報情況，有機會還是再來坐坐吧。”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怎麼會這麼久沒來找你，”阿蘭高興地說道。
昨天晚上的那場雨在碼頭上留下了灘灘水窪，阿蘭·梅特蘭德小心地繞開水窪走著，不時地抬頭向前望著一長排輪船。剛才，一個牽著一隻雜種狗的獨臂看門人告訴他朝這邊來，那人是他在這寂靜而空曠無人的碼頭上看到的唯一的一個人。此時，他讀著寫在每條停泊著的船上的名字，發現“瓦斯特維克”號船是在前面的第二條船。
船上唯一有生命的跡象是煙囪裡冒出的細細的一縷青煙，海風迅速地吹淡、吹散了煙柱。船周圍有很輕的聲音：海水的輕輕拍打聲；下面不知什麼地方有木頭髮出的吱吱咯吱的響聲；上面，飛翔的蒼鷺的哀鳴聲。碼頭上的聲音是孤寂的聲音，阿蘭這樣想著。他想象著他要來看的這個人到底在多少個碼頭上聽見過這種聲音。
他還在想著那個亨利·杜瓦爾將是什麼樣的人。當然，報紙是以同情的筆觸描繪他的，但報紙上刊登的東西常常並無根據。也許這個人是個沒人敢要的糟糕的海上流浪漢，也許人家不讓他上岸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他抓住船上的鐵舷梯，攀登了上去。當他爬到梯子頂端時，他的手已沾滿了鐵鏽。
在通向甲板的入口處，一條鐵鏈橫在過道上。鐵鏈上吊著一小塊膠合板，上面粗糙地寫著幾個大字：非船上事務謝絕登船s·傑貝克船長此令阿蘭摘開鐵鏈的鉤子，跨了過去。他剛朝一扇鋼門走了幾步，忽然一個聲音衝著他喊了起來。
“你沒有看見告示嗎？謝絕記者上船！”
阿蘭轉過身來。沿著甲板走來的這個人大約三十五六歲的樣子，瘦高的個子。他穿著一件皺皺巴巴的棕色上衣，下巴上鬍髭拉碴。他發“r”音非常含糊，聽口音象是個北歐人。
“我不是記者，”阿蘭說道，“我想見船長。”
“船長很忙。我是三副。”那個高個子混濁地咳嗽了一聲，清了清嗓子然後利落地向船舷外吐了口痰。
“你的感冒不輕啊，”阿蘭說道。
“啊！這該怪你這個國家——又潮又冷。在我的家鄉瑞典，天氣也很冷，但氣候卻十分乾燥，象刀子一樣。你為什麼要見船長？”
“我是一名律師，”阿蘭說。“我想看看能否幫幫你們的偷乘者，那個亨利·杜瓦爾。”
“杜瓦爾，杜瓦爾，突然一切都是杜瓦爾；他成了這兒最重要的人物了。不過，你幫不了他。我們已經——那話怎麼講來著——已經卡住了。他得永遠和我們待下去了，一直到這船沉了時為止。”那個高個子嘲弄地笑了起來。“你仔細看看周圍，這船用不了多久了。”
阿蘭打量著船上的鐵鏽和不斷脫落的油漆。他用鼻子嗅了嗅，那股爛白菜味十分強烈。“不錯，”他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吧，”那高個子說道，“既然你不是記者，也許船長會見你的。”他招了招手。“來吧！作為一件聖誕禮物，我親自送你去吧。”
船長艙裡十分悶熱。也許船艙的主人喜歡這樣，因為阿蘭注意到，在靠近船舷上的兩扇視窗都關得嚴嚴的。艙裡的空氣也十分渾濁，到處瀰漫著嗆人的煙霧。
傑貝克船長穿著一件西服背心和一雙老式地毯拖鞋。當阿蘭進來時，他從一把皮椅上站起身來。剛才他正在看一本書——一本很厚的書。他把書放了下來。
“謝謝您接見我，”阿蘭說道。“我叫梅特蘭德。”
“我叫西顧爾德·傑貝克。”船長伸出一隻骨節粗壯、毛茸茸的大手。“我的三副說你是一名律師。”
“是的，”阿蘭說道。“我在報上讀到了關於你們的偷乘者的事，我想來看看能不能幫點忙。”
“請坐。”船長朝一把椅子指了一下，自己也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阿蘭注意到，船長的艙房十分舒適，潔淨，艙裡的木器和銅器閃著光亮，與船上其它部分形成鮮明對比。船艙的三面都飾有桃木牆板，地上放有幾張綠色皮椅、一張小餐桌和一張鋥亮的桌面是旋轉的寫字檯。一扇掛著門簾的小門大概是通向洗澡間的。阿蘭的目光四處掃視著，最後落在了船長剛才放下的那本書上。
“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傑貝克船長說，“《罪與罰》。”
“你讀的可是俄文原版。”阿蘭驚訝地說道。
“我讀得非常慢，”船長說道，“俄文是我不太好的語言之一。”他從一隻菸灰缸上拿起一個菸斗，敲掉裡面的菸灰，然後又開始裝著菸絲。“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正義總能得到伸張。”
“你不相信嗎？”
“有時人等不了那麼久，特別是在年輕時。”
“象亨利·杜瓦爾？”
船長考慮著，吸著菸斗。“你能做些什麼呢？他是個無名氏，他根本不存在。”
“也許我什麼也做不了，”阿蘭說，“但我還是想和他談一談。許多人對他表示關切，如果可能的話，還有一些人願意提供幫助。”
傑貝克船長審視地望著阿蘭。“這種關切能持久嗎？也許我的那位偷乘者只不過是你們常說的那種‘9天的好奇？’”
“如果他是的話，”阿蘭說道，“那麼只剩下7天了。”
船長又停了下來。一會兒，他小心地說道：“你知道，我有責任弄走這個偷乘者。偷乘者要花錢來養活，而現在維持船上生活的經費已經夠少的了。船主說利潤收入很低，因此要我們節約。你已經看到了船上的狀況。”
“我理解這一點，船長。”
“但這個年輕人已經跟我20個月了。可以說在這麼一段時間裡，人是能夠產生一種看法的，甚至產生依附感。”他的聲音不高，思慮重重。“那孩子一直沒有過過好日子；也許他永遠也過不上了，而且我想那也不關我的事。但我仍不喜歡看見他被喚起希望，然後這些希望又破滅了。”
“我只能再告訴你一遍，”阿蘭說道，“有些人希望看見他在這裡得到一次機會。也許這仍實現不了，但如果沒人試一試，那我們就永遠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實現不了。”
“這倒是。”船長點點頭。“好吧，梅特蘭德先生，我馬上叫人找他來，你們可以在這裡談。你想單獨談嗎？”
“不必，”阿蘭說。“如果你待在這，那太好了。”
亨利·杜瓦爾緊張地站在門口。他看見了阿蘭·梅特蘭德，然後又望著傑貝克船長。
船長示意杜瓦爾進來。“你不用害怕。這位是梅特蘭德先生，他是位律師。他來這裡是要幫助你。”
“我昨天從報紙上看到了有關你的報道，”阿蘭笑著說道。他伸出手去，杜瓦爾遲疑地握住了它。阿蘭發現，他本人比報紙上他的照片顯得更年輕，他那深陷的眼睛裡含著一種不安和警惕的神情。他穿著一條工裝褲和一件手織水手衫。
“挺好，那些寫的東西，是嗎？”他急切地問道。
“寫得很好，”阿蘭說道，“我來這兒是想了解一下里面有多少是真實的。”
“都真實！我講實話！”他的表情象是受了傷害，彷彿有人指控了他什麼。阿蘭想，我得仔細斟酌詞句。
“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阿蘭安撫地說道，“我想知道的是那家報紙是不是如實地報道的。”
“我不懂。”杜瓦爾搖了搖頭，他的表情仍然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樣子。
“我們先不管它，”阿蘭說道。看來他的頭開得似乎不好。他繼續說道：“船長對你說了，我是律師。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將代表你，並儘可能把你的案子提交我們國家的法庭。”
亨利·杜瓦爾看了看阿蘭，又望了望船長。“我沒錢。我不能支付律師。”
“什麼也用不著支付，”阿蘭說。
“那誰支付？”又是一道警惕的目光。
“有人會支付的。”
船長插進一句。“是不是由於某種原因，你不能告訴他誰付錢，梅特蘭德先生？”
“是的，”阿蘭說道，“給我的指示是我不能洩露那人的姓名。我只能告訴你說那是一個富有同情心，並且願意幫忙的人。”
“有時是有好人啊，”船長說道。他顯然十分滿意，並向杜瓦爾肯定地點了點頭。
想起德弗羅參議員和他們的動機，阿蘭一時感到良心有些不安。但他鎮定了下來，提醒自己他畢竟還是堅持了他要求的條件的。
“如果我留下來，我幹活，”亨利·杜瓦爾堅持道，“我掙錢。我還一切。”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那麼做。”
“我還一切。”那年輕人的臉上露出熱切的神情。不信任感暫時消失了。
“我當然要告訴你，”阿蘭說，“也許最後我什麼忙也幫不了你。你明白了嗎？”
杜瓦爾似乎糊塗了。船長解釋道：“梅特蘭德先生將盡他的最大力量。但也許移民局會不同意……就象以前一樣。”
杜瓦爾慢慢地點了點頭。“我懂。”
“我想起一件事，傑貝克船長，”阿蘭說。“從你到這裡之後，你是否帶亨利去過移民局，要求就他入境一事舉行正式聽證會？”
“一位移民官來過我們船上……”
“不，”阿蘭堅持道。“我的意思是除此而外。你是否帶他去過移民局大樓，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會？”
“那有什麼用？”船長聳聳肩。“得到的回答是一個樣。此外，在港口裡我時間很緊，有許多事情要做。今天是聖誕節，所以我才有時間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
“換句話說，”阿蘭溫和地說，“由於你太忙，你還沒有帶他去要求舉行正式調查，是不是這樣？”他儘量使自己的聲音聽起來象是隨便問，但一個主意正在他心裡生成。
“是這樣，”傑貝克船長說，“當然，如果有作用的話……”
“暫時先不說它吧，”阿蘭說道。他的想法還很模糊，稍縱即逝，也可能最終什麼結果也沒有。不管怎麼說，他需要時間來徹底閱讀一下移民方面的各種法規。他很快轉了一下話題。
“亨利，”他對杜瓦爾說，“我現在想和你一塊回憶一下你以前的一切事情，從你最早能記得的時候開始。我知道有些事情已經登在報上了，但有些事情可能被漏掉了，還可能有些事是你在此之後又想起來的。你從頭開始講好不好？你能記得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我母親。”杜瓦爾說道。
“她給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
“她對我好，”杜瓦爾簡單地說道，“她死後，沒有人再好——直到這船上。”
傑貝克船長站了起來，轉過身來，背朝著阿蘭和杜瓦爾。他在慢慢地重新裝著菸斗。
“給我講講你的母親，亨利，”阿蘭說道，“她什麼樣，她常說些什麼，你們一塊做些什麼。”
“我母親好看，我想。當我小孩，她抱我；我聽，她唱。”年輕的偷乘者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說著，好象他的過去是一件易損的器皿，只能輕拿輕放，不然就會消失。“還有時她說：明天我們上船，去找一個新的家鄉。我們一起走……”他時而猶猶豫豫，時而信心十足地談著。
他確信他的母親是一個法國人，在他出生之前，她的家人返回了法國。至於她為什麼與她的父母中斷了聯絡，這隻能靠猜測了。也許這與他的父親有關，他的父親（據他母親說）曾與他母親在的黎波里短暫地住過一段時間後，就離開了她，又出了海。
他現在講的與他兩天前告訴丹·奧利夫的基本相同。阿蘭從頭到尾仔細地聽著，必要時鼓勵和提示他一下，當覺得有混淆時，則插進一個問題。但在大多數時間裡，他一直在觀察亨利·杜瓦爾的臉。這是一張使人信任的臉，隨著他對事件的敘述和心潮的起伏，他臉上一會兒洋溢著興奮，一會兒又佈滿愁雲。有時還流露出痛苦的表情，當他描述到他母親的死時，他的眼睛閃著淚花。阿蘭對自己說，如果這是在法庭作證，我肯定會相信他說的話。
作為最後一個問題，他問道：“你為什麼要來這裡？為什麼選中了加拿大？”這一回他一定要作出虛偽的回答啦，阿蘭想：他可能會說因為加拿大是一個美麗的國家，他一直嚮往能生活在這裡。
亨利·杜瓦爾仔細地考慮了一下，然後說道：“其他國家都不行。加拿大是最後試試的地方。如果這裡不行，我想亨利·杜瓦爾沒有家了，永遠沒有。”
“好吧，”阿蘭說道，“我想這是實話。”
他發現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感動了，他沒有想到自己會產生這種情感。他是帶著懷疑而來的，只准備在必要時訴訟法律，但沒指望勝訴。然而現在他希望更多地捲入此事。他希望能為杜瓦爾做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情，把他從船上帶下來，給他一個重新建立新生活的機會，並且是以一種命運從未允許他進行的方式來建立這個新生活。
但這能辦到嗎？在移民法中的什麼地方是否存在著某種漏洞，可以巧妙地利用它把杜瓦爾放進來呢？也許存在著這種漏洞，但如果是這樣，那麼就應該抓緊時間立即尋找它了。
在剛才談話的最後階段，傑貝克船長几次進進出出。現在他又回來了，阿蘭問道：“你的船將在溫哥華停多久？”
“本來只准備停五天。不幸的是機器需要修理，現在看來需要兩個星期，也許需要3個星期。”
阿蘭點點頭。兩週或三週太短了，但比5天強多了。他說：“如果我要代表杜瓦爾採取法律程式，我必須要有杜瓦爾的書面委託書。”
“那麼你只好自己寫下要說的話，然後讓他簽名，”船長傑貝克說道。“他只能寫自己的名字，僅此而已。”
阿蘭從兜裡掏出一個筆記本，想了一下，然後寫道：我亨利·杜瓦爾目前被拘留在“瓦斯特維克號”貨船上，停泊在加拿大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海角”碼頭。我現在申請在該碼頭上岸入境，並請路易斯和梅特蘭德合夥律師事務所的阿蘭·梅特蘭德作為我的律師，處理有關上述申請的全部事宜。
船長仔細地聽阿蘭把上面的話念了一遍，然後點了點頭。“很好，”他對杜瓦爾說，“如果要梅特蘭德先生幫忙，你必須得在他寫的東西上籤上名字。”
亨利·杜瓦爾拿著船長遞過來的一支鋼筆，慢慢地、笨拙地在那張從筆記本上扯下的紙上，用孩子般的潦草筆跡簽下了名字。阿蘭不耐煩地看著，他現在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認真整理一下先前他頭腦裡浮現出的想法，他有一種越來越興奮的感覺。當然，他想的辦法可能希望渺茫。但它也可能，僅僅可能，有一線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