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埃德加·克雷默到達溫哥華36小時後，他得出了兩個結論：第一，在西海岸的公民與移民部的總部裡，不存在任何他不能輕而易舉解決的問題。第二，他遺憾地發現他個人的一個使他十分發窘的身體上的毛病逐漸加重了。
此時，埃德加·克雷默正坐在海邊的移民部大樓二樓辦公室裡，腦子裡正思考著這兩件事。埃德加·克雷默四十七八歲的樣子，長著一雙灰眼睛，棕色的頭髮朝兩邊梳開，他的身體消瘦，戴著一付無框眼鏡。他那敏捷的邏輯學家的頭腦使他在政府中一直穩步提升，他十分刻苦，堅定誠實，貫徹官方規定不折不扣，不講情面。他厭惡情感、無效率和不尊重規章制度的人。他的一個同事曾這樣描述他說：“即使是埃德加·克雷默自己的母親向他申請養老金，只要在申請書中有一個逗號沒有標對，這一申請也不會得到批准。”此話雖有些誇張，但基本事實卻是真實的，只提人們可以同樣有理由認為，為了履行他的職責，他會同樣慷慨地幫助他的不共戴天的敵人。
他已結了婚，但沒有孩子。他的妻子是個毫無姿色的女人。她以她那毫無美感可談的高效率治理著他們的家。她已經開始在市區尋找新的房子，為的是能體面地適合她丈夫的地位。
在高階文職人員中，埃德加·克雷默已經進入僅有的幾個傑出人物之列。這些人之所以被選為將來重用的物件，主要是由於他們的才幹，也部分地由於他們善於為人們所注意到。在移民部裡，由於別人的提升或退休，他有希望在幾年內成為副部長的人選。
埃德加·克雷默十分清楚自己的優越地位，雄心也越來越大。他時刻都在尋求保護和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當他得知自己被暫時派往溫哥華負責時，心中十分得意，尤其當他聽說部長親自批准派他去，並在等待著結果時，他更為興奮了。即使從這一角度來看，他身體那方面的不適也實在是太不合時宜了。
簡單地，他的毛病是：現在他不得不極其頻繁地解小便，其頻繁程度不僅使他煩惱，而且還使他感到羞恥。
他的私人醫生幾天前曾介紹他到一位泌尿學專家那裡去檢查，那位專家這樣概括了他的病情：“你患的是慢性攝護腺炎，克雷默先生，這病必須再進一步惡化，然後才能好轉。”那位專家描述了一些沮喪的症狀：白日尿頻，，泉流細弱，夜晚則有夜尿症，即頻繁起夜，影響睡眠，導致他第二天感覺睏倦煩躁。
他問這種病的發病期為多長時間，那位泌尿學專家深表同情地說：“恐怕你得再等二、三年才能進行外科手術。到那時候我們會為你做切除手術，這樣的話，你就不必受這份罪了。”
這簡直算不上什麼安慰。萬一他的上司們知道了他過早地患上了這種老年人愛患的病，他該如何是好呢？在他經過多年的努力，經過了多年的勤勉工作，眼看著就要得到回報的時刻，他是多麼懼怕上級瞭解他的真實病情啊。
為了暫時排遣一下這件事給他帶來的煩惱，他重新看起了擺在桌子上的幾頁帶格的紙。他已整潔清楚地將他到達溫哥華以來採取的行動和下一步的計劃寫在了上面。總的來說，他覺得這個地區的總部管理得很好，而且一切工作也都開展得很井然有序。只不過有幾個程式需要修訂，包括嚴格紀律，關於這方面他已經做了一點變動。
這件事發生在昨天午飯時，當時他抽樣檢查了為關押在拘留所裡的非法入境者和等待著被驅逐出境的入境者提供的午餐。使他感到煩惱的是，儘管那午飯很可口，但已是冷冰冰的了，並且與他在職工食堂剛吃過的午餐大不相同。儘管事實是一些將被驅逐出境的移民在這裡的生活比他們一生中任何時候都要好得多，儘管另一些人在此之後將一連幾個星期捱餓，但克雷默根本不考慮這些。因為對犯人的管理條例是很明確、具體的。埃德加·克雷默派人找來了伙食長，此人大腹便便，比瘦小的他自己高出一大截。對別人的高大從來無動於衷的克雷默給了他一頓嚴厲的申斥，使他做出保證，從今以後，為犯人準備的膳食一定細心調變，而且要趁熱送到他們手中。
他的思緒又回到了紀律問題上。今天早晨在總部辦公室裡有幾名職員不遵守時間，同時他還注意到有幾名穿著制服的職員。他是一個很注意儀表修飾的人，他那件黑色細隱格襯衣總是燙熨的平平整整，胸前的小口袋裡總是插著一塊白手帕，他希望他的下級能保持類似的標準。他開始做筆記，但再次感到需要去解一下手。他瞟了一眼手錶，意識到從上一次解手到現在才過了大約50分鐘。他努力剋制著，不……他強迫著自己再等一會……他傾全力堅持著。過了一會，他無奈地嘆了口氣，起身走出了辦公室。
當他返回辦公室時，暫時擔任他秘書的年輕速記員等在他的辦公室裡。克雷默不知道這位姑娘是否注意到了他進出辦公室的次數，儘管他總是走通向走廊的門。當然了，他總可以藉口說要到大樓裡的某個部門去一趟……很可能用不了多久他就又要這樣找藉口了……他必須想辦法避開人們的注意。
“有位先生請求見你，克雷默先生，”女秘書說。“是一位叫阿蘭·梅特蘭德的先生，他自稱是位律師。”
“好，”克雷默說。他摘下那付無框眼鏡，擦著。“請他進來。”
阿蘭·梅特蘭德從他的辦公室徒步走了半公里來到了海邊。他的雙煩被外面的寒風吹得紅撲撲的。他沒戴帽子，只穿著一件薄風衣，一進門，他便把風衣脫了下來。他的一隻手裡提著一隻公文包。
“早晨好，克雷默先生，”阿蘭說道，“感謝你在事先沒有約定的情況下召見我。”
“我是公僕，梅特蘭德先生。”克雷默用那呆板而拘泥形式的腔調說道。他有禮貌地微笑著示意阿蘭在一把椅子上就座，自己則坐在了他的辦公桌前。“我辦公室的門總是敞開的——只要有理由。找我有什麼事嗎？”
“可能你的秘書告訴過你，”阿蘭說道，“我是律師。”
克雷默點了點頭。“是的。”一個幼稚的、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他想道。埃德加·克雷默一生中見過許多律師，而且同幾個人論戰過。幾乎沒人給他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
“幾天前我在報上看到要將您派到這裡來，就決定等你來。”阿蘭極為小心地行事，他並不想冒犯坐在他面前的這位身材瘦小的人，因為他知道贏得此人的好感是很重要的。一開始他曾打算在聖誕節後儘早地代表亨利·杜瓦爾與移民部取得聯絡。但後來，在他用了一整天時間通讀了移民法及法律慣例之後，他看到26日的晚報上登載了一份簡訊，上面說移民部向溫哥華地區派了一名監督人。他找到他的同伴湯姆·路易斯商淡，湯姆·路易斯提了幾點考慮周全的問題之後，他們決定不惜犧牲幾天時間，等待新上任的監督人的到來。
“我這不是來了。把你等我的理由談談吧。”克雷默咧嘴笑了笑。他決定，如果他能幫助這位見習律師，並且如果這位年輕人對本部持合作態度的話，他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我是代表我的委託人到這來的，”阿蘭小心翼翼地說道。“此人的名字叫亨利·杜瓦爾，目前他正被拘留在一條叫‘m·v·瓦斯特維克號’的船上。我願意向您出示杜瓦爾委託我代辦此案的憑據。”他迅速地拉開公文包的拉鏈，取出一張紙來，這是在把第一次與杜瓦爾談話時，由杜瓦爾簽名的委託書的列印副本，他把這頁紙放到了辦公桌上。
克雷默拿起了那份委託書仔細地看著，然後放了下來。當阿蘭首次提到亨利·杜瓦爾的名字時，他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此時他不無謹慎地問道：“我是否可以問一下，梅特蘭德先生，你與你的委託人認識多長時間了？”
這個問題問得很出乎意料，但阿蘭不想表現出任何不滿來。不管怎麼說，克雷默看上去還是很友好的。“我和我的委託人認識3天了。”他爽快地答道。“說實話，我最先是從報紙上得知有這麼一個人的。”
“我懂了。”埃德加·克雷默將他的手指尖併攏放在桌子上。這是他的一個習慣動作，每當他思考問題或是用腦子計時時，他總是這樣。當然，在他一到溫哥華時，他就聽取了有關杜瓦爾事件的詳細彙報。副部長克勞德·赫斯曾告訴過他部長對此事很關心，指示他務必把這件事情圓滿地處理好。克雷默滿意地想道，這件事情已經解決了。實際上，他在前一天答覆了溫哥華報界提出的問題時，就是這麼說的。
“可能你沒有看到報上刊登的文章。”阿蘭重新開啟公文包，在裡面找著那份報紙。
“請不必麻煩了，”克雷默拿定主意要表現出友好的態度，但要不卑不亢。“我已經看過一份了。但在我們這裡不能以報上所說為依據，你看，”他淡淡地笑了笑。“我可以閱讀官方的卷宗嘛，我們認為那些材料比報上寫的要重要些。”
“有關亨利·杜瓦爾不可能有很多官方材料，”阿蘭說，“據我瞭解，官方沒有一個人進行過那麼詳盡的調查詢問。”
“你說的一點不錯，梅特蘭德先生，是沒進行多少調查，因為情況很清楚。船上的那個人沒有身份，沒有檔案，顯然也沒有任何國家的公民權。因此就移民部來說，根本不可能考慮接納他為移民。”
阿蘭說道：“正如你所稱呼他的那樣，那個人沒有公民權的理由是很特殊的，如果你看過報上的報道，你就會知道這一點。”
“我知道報上有些說法。”他再次淡淡一笑。“當你的經歷與我一樣多的時候，你就會懂得有時報上的文章與事實是不大相同的。”
“我也同樣並不相信我所讀到的一切報道，”阿蘭注意到了克雷默那時隱時現的微笑，對方的態度開始激怒他了。“我的要求，同時也是我到這裡來的真正目的是，請求你對此事進行一點調查。”
“那麼我要回答你的是，任何進一步的調查都是無意義的。”這次埃德加·克雷默的語氣中很顯然出現了一種冷漠。他意識到自己有些激動，或許這是由於疲勞——昨晚他不得不起了幾次夜，今天早晨起床時他感到遠沒有休息好。他接著說道：“在我們國家，你的當事人是沒有法律權利的，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權利。”
“他是個人，”阿蘭堅持說道，“難道這也是無足輕重的嗎？”
“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其中一些人沒有另一些人幸運。我的職責是為那些符合移民法條款的人辦理入境手續，杜瓦爾不在他們之列。”克雷默想，這個年輕的律師顯然不是抱合作態度而來的。
阿蘭說道：“我要求為我的委託人舉行一次有關他的移民身份的正式聽證會。”
埃德加·克雷默堅決地說道：“可我駁回你的請求。”
兩人不滿地對視著。阿蘭·梅特蘭德感到自己彷彿正對著一堵自鳴得意的牆。埃德加·克雷默看到了一種年輕氣盛的莽撞和對當局的無禮。同時他再次緊迫感到想排尿。當然，這樣快是滑稽可笑的……不可能。但他以前曾注意到，精神上的激動有時會產生這種“利尿”作用。他決心不為這事所擾。他必須堅持下去……不能放棄……
“我們對這件事不能現實點嗎？”阿蘭想知道自己是否有些粗暴；他不時警告自己防止犯這種錯誤。但他仍抱有希望。他又問道：“克雷默先生，你能不能幫我一下，親自見見那個人？我想你可能會被打動的。”
對方搖了搖頭。“我是否能被打動將是無關緊要的，我的職責是依法執法。我沒有制定法律和決定什麼事可以例外的權利。”
“但你可以介紹情況。”
是的，埃德加·克雷默想，他有權這樣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特別是這一事件牽動著人們的情感。至於以個人的身份與某位可能成為移民的人交談，他自己現在的身份早已遠遠高於那樣做的級別了。
當然他曾經有過與僑民們進行大量談話的經歷。那是在戰後，在歐洲的幾個經過戰爭浩劫的國家裡……為加拿大挑選移民，象在牲畜欄裡挑選牲畜一樣（他曾聽過有人這樣比喻）。那是男人和女人們出賣他們自己的靈魂的時代，而且有時僅僅是為了一份移民簽證就這樣做。這對移民部的官員們是很有誘惑力的。有幾個人就曾被收買，但他自己從未動搖，不過他並不很喜歡這份工作，比起與人交談來，他更喜歡行政工作，在這方面他做得很出色。
在人們的眼裡，他是個很按章辦事的政府官員，他一絲不苟地捍衛著自己國家的利益。只批准那些最高質量的移民入境。每當想起被他批准入境的那些合格的人他總是很得意……機靈的，勤懇的，體格健壯的……他所批准的都是一些這樣的人。
他堅決拒絕那些不符合標準的人入境，無論那些人有什麼特殊的理由，他們都絲毫不能打動他，而有時其他移民官員則會被輕易打動。
他的思緒被打斷了。
“我並不是在請求讓我的委託人以一個移民的身份入境——至少現在我還沒提出這一要求。”阿蘭·梅特蘭德說道，“我尋求的只是最初的步驟——為一位移民在船下舉行聽證會。”
埃德加·克雷默已經顧不上他先前所下的決心了，他感覺到他的膀胱裡的壓力正在加劇。同時他對對方使出了一個古老而又是最起碼的律師圈套而感到氣憤。他尖刻地答道：“梅特蘭德先生，我完全清楚你在要求什麼。你在要求移民部正式拒絕他，這樣你就可以採取法律步驟。當你在履行申訴的全部程式，並且毫無疑問，你將盡可能慢地這樣做時，船就將起航了。你那名所謂的委託人將被丟在這裡。這就是你腦子裡的打算吧？”
“實話對你說，”阿蘭笑嘻嘻地說道，“讓你猜著了。”這正是他與湯姆·路易斯所設計的戰略，但現在讓人給揭穿了，也就沒有否定的必要了。
“完全正確！”克雷默還擊道，“你準備玩弄廉價的法律圈套！”他不顧自己內心有一個聲音在提醒他這件事情他處理得很糟，也不顧對方笑容可掬的友好神態。
“請記下，”阿蘭·梅特蘭德平靜地說道。“我既不認為這廉價，也不認為這是什麼圈套。然而我只有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說我的‘所謂的委託人’？”
他幾乎承受不了了。身體上不舒服的折磨，數星期來的焦慮，夜復一夜積累起來的疲勞一起向他襲來，他產生了一種報復心理。這種心理無論在別的什麼時間裡，在埃德加·克雷默這個外交手腕老練圓滑，訓練有素的人身上是永遠也不會產生的。他還很敏銳地意識到，在他面前的這個年輕人青春年少，容光煥發的健康。他不無妒忌地說道：“答案應該說是相當明顯的，依我所見，你接受這一荒唐無望的訴訟委託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希望從中獲取名望和引起注意。”
在幾秒鐘的時間內，這個小正方形的大廳籠罩在沉默中。
阿蘭·梅特蘭德感到一股熱血憤怒地充溢著他的臉。一瞬間，他有些近乎瘋狂地考慮著衝向桌子，給對方一記耳光。
這一指責完全是荒謬的。他不僅根本沒有追求公眾注意，而且還已經與湯姆·路易斯討論過怎樣避免報界注意，因為他們倆都確信招致新聞輿論的過多注意可能將妨礙代表亨利·杜瓦爾的法律行為。正為此他才沒有大張旗鼓地來到移民局。他準備提議在此期間暫時不向新聞機構釋出公告……
他的目光與埃德加·克雷默的目光相遇了。這位文官的目光中有一種強烈的奇怪的懇求的企望。
“謝謝你，克雷默先生，”阿蘭緩緩地說道。他起身拾起外衣，將公文皮包夾在腋下，“非常感激你提醒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
在聖誕節過後的3天裡，《溫哥華郵報》的新聞版一直沒有中斷對亨利·杜瓦爾的報道。市裡的其它兩份報紙也這樣做了——一份是該報的競爭對手，午報《殖民者》；另一份是態度較為溫和的晨報《地球》。不過，這兩份報紙對這一事件還抱有某種懷疑，因為是郵報最先揭露出這一事件的。
但現在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快要銷聲匿跡了。
“我們已經盡了全力了，丹，但我們所得到的只是眾人的興趣，卻無行動。因此我們把這一事件先放一放，待到幾天後那艘船離港時你再發表一篇關於這位可憐的小夥子駛向光明的懷念文章。”
上午7點45分，在郵報的新聞編輯室裡，白班編輯查理森·伍爾芬特正在安排著白天的工作，他有著學者的風度，說話緩慢，但卻有著被人稱之為象ibm計算機一樣驚人的記憶力，他打手勢讓丹到他的辦公桌前。
“無論你說什麼，查克，”奧利夫聳聳肩說道，“我同樣希望我們能對杜瓦爾事件再報道一天。”
伍爾芬特細細地打量著對方，他很器重奧利夫，把他當成自己的一位久經考驗的助手，但還有另外一些需要斟酌的事情。今天一篇新的地方報道將見報，這一報道將位於午版的頭版頭條，為了這篇報道他將需要增加幾名記者。一位女旅行家在城外的西摩山失蹤了，為尋找她而進行的一次大搜查一無所獲。這三家報紙都詳細地報道了這一大搜查，同時對這位女旅行家的丈夫的不光彩行為產生了懷疑。總編今天早晨已經給伍爾芬特送來了一份短函，上面寫著，“德西是摔下山去的，還是被人推下山去的？如果她還活著，我們要搶在她丈夫之前找到她。”伍爾芬特覺得丹·奧利夫是上山的最好人選。
“如果我們確實認為有關這位偷乘者的事件中正發生著某種重要的事情，那麼我們就繼續下去。”伍爾芬特說道。“但我並不是指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報道。”
“我知道，”丹同意道。“這需要某種新的有力的興趣，我希望我能夠對此事擔保。”
“如果你有把握的話，我可以再寬限你一天。”伍爾芬特說道。“否則的話，我將派你去處理這起失蹤案。”
“幹吧，”丹說道。他與伍爾芬特共事多年，他知道伍爾芬特是在探他的底。“你是頭兒，你說了算，但那篇可能仍是件較有價值的報道。”
其他一些白班編輯都陸續走了進來，圍在他們身邊，新聞編輯部裡充滿了生氣。副總編在都市辦公桌旁他自己的辦公桌前就座。在主新聞辦公桌的對面，原稿已經開始列印，並在三層樓下開始排版。四周瀰漫著一種柔和的，勻速的節奏。隨著白班截稿時間的到來，這種節奏將不斷上升，並保持著最高速度。
“我也很失望，”都市編輯沉思地說道。“我開始真的認為在你們那位偷乘者身上將會發生更多的事情。”他用指尖打著響。“我們報道了那個人，那條船，公眾的反應，移民部的官員——沒有用；我們在海外進行了調查——沒有結果；我們已經電告了聯合國——他們表示將調查此事，但只有上帝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而我這裡還要把這份報紙辦下去。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
“我一直希望某個有錢的人會前來幫助他，”丹說道。
一位排版工人急急忙忙地走了進來，把一份墨跡未乾的校樣放在都市辦公桌上。
伍爾芬特停了下來。在他那圓圓的前額後面，他那敏銳的大腦在計算利弊得失，然後他果斷地說道：“好，我再給你24小時。這就是說再給你一整天的時間，去找一個白馬王子。”
“謝謝，”丹·奧利夫咧嘴笑了笑，轉身走了，邊走邊扭過頭來說道：“那山上一定很冷。”
他腦子裡沒有什麼具體的計劃，便先回到了家，與他的妻子南茜一道進了已經過點了的早餐，然後駕車送他們6歲的女兒帕蒂去上學。當他返回市區，把車子停在移民大樓外時，已經接近10點鐘了。
他到這來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前天他與埃德加·克雷默談過，除了一份不精彩的官方宣告之外，他什麼也沒得到。但從邏輯上講還是應從這開始。
“我在找一個白馬王子，”他對擔任埃德加·克雷默秘書的年輕姑娘說道。
“他朝那邊走了，”她用手指了指說道。“徑直朝那間擠滿了人的小屋走去了。”
“我時常納悶，”丹說道，“現今的姑娘們怎麼那樣有性感，然而又是那麼的聰明。”
“我的激素裡有很高的智商，”她說道，’“我的丈夫教我很多的答案。”
丹嘆了口氣。
“如果我們的喜劇對話結束了，”姑娘說，“那麼你是一名報社記者，想見見克雷默先生吧，但此時他很忙。”
“我覺得你已經記不起我了。”
“是的，我記不起了，”姑娘不客氣地說道。“但是識別記者太容易了。他們通常有點心不在焉。”
“我這個人還沒有這樣，”丹說道，“事實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就在這裡等一下。”
那姑娘笑了。“根據聲音來判斷，裡邊的談話不會太長了。她朝埃德加·克雷默辦公室緊閉著的門點了點頭。
丹聽到了尖利的，提高了的嗓音。他敏銳的耳朵忽然聽到了“杜瓦爾”這個名字。幾分鐘後，阿蘭·梅特蘭德面紅耳赤地走了出來。
丹·奧利夫在大樓的主門廊裡攆上了他。“對不起，”他說道。“我想知道我們是否擁有共同的興趣。”
“這不可能，”阿蘭反駁道，他沒有停下的打算。極度的憤怒在他的身上激盪——這是來自先前鎮靜之後的反應。
“平靜些，”丹與他並肩走著，將頭朝他們已經離開了的大樓傾了傾。“我與他們不是一夥的。我是報社記者，”他自我介紹道。
阿蘭·梅特蘭德在人行道上停止了腳步。“對不起。”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然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剛才簡直要被氣炸了，而你碰巧在一旁。”
“真巧，”丹說道。他注意到了對方手裡拿的公文包，脖子上系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大學的領帶。“今天是我望風捕影的日子。你大概是位律師吧？”
“可能就是。”
“代表那個亨利·杜瓦爾？”
“是的。”
“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不好？”
阿蘭·梅特蘭德遲疑了一下。剛才埃德加·克雷默譴責他為尋求名聲，阿蘭憤怒地反駁說他將會那麼做。但一個律師避免引起報界注意的本能是很難動搖的。
“我不會發表你的話的，”丹·奧利夫悄聲說道。“事情不太妙，是不是？”
阿蘭做了個苦臉。“我同樣不希望你公開，事情不能再糟了。”
“要是那樣的話，”奧利夫說道，“你或者杜瓦爾會失去什麼呢？”
“我想什麼也不會失去，”阿蘭慢慢吞吞地說道。他覺得自己說的半點不假；什麼也不會失去，或許還能得到點什麼。“好吧，”他說，“我們去喝杯咖啡吧。”
“我有一種預感，今天將是個吉日，”丹·奧利夫滿意地說道，“隨便問一下，你的馬拴在什麼地方？”
“馬？”阿蘭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我是步行到這裡來的。”
“不必介意，”丹說道，“有時我有些想入非非。乘我的車吧。”
1小時後，在喝第4杯咖啡時，阿蘭·梅特蘭德說道：“你提出了許多有關我的問題，但顯然杜瓦爾更為重要。”
丹·奧利夫有力地搖了搖頭。“今天不行。今天你是採訪的物件。”他看了一眼表。“最後再問一個問題，我就要動筆了。”
“問吧。”
“別誤解我，”丹說道。“在溫哥華這樣的城市裡有很多著名人物和一流律師，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前來幫助那個小夥子呢？”
“實話對你說，”阿蘭答道，“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搞不清。”
《溫哥華郵報》的社址是一棟淡褐色的磚樓，正面是辦公室，後面是印刷廠，編輯部設在塔樓上，象一截短短的脫了環的拇指一樣高高地聳立在它們的上方。離開阿蘭·梅特蘭德10分鐘之後，丹·奧利夫把他那輛福特牌旅行車停在街對面的僱員停車場上，徒步進了大樓。他乘上通往塔樓的電梯，邁進了此時喧鬧非凡的新聞編輯室，坐在了一張空寫字檯前，動筆寫了起來。
報道的頭開得很順利。
一位憤怒的溫哥華律師正準備象聖經中的大衛一樣，去攻擊巨人歌利亞。
他叫阿蘭·梅特蘭德，25歲，生於溫哥華，畢業於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律學院。
他的巨人對手就是加拿大政府——確切地說是移民局。
移民局的長官鐵石般地拒絕考慮“讓我入境”的請求。
這一請求是由一位沒有任何國籍，叫亨利·杜瓦爾的年輕人提出來的，此人現在被拘留在溫哥華港內的一條貨船上。
阿蘭·梅特蘭德現在是亨利·杜瓦爾的法律辯護人。這個舉目無親的流浪漢幾乎放棄了獲得法律幫助的希望，但梅特蘭德自告奮勇地提出要幫助他。他這一要求被感激地接受了。
丹打完了“未完待續”4個字後，大聲喊道：“排版！”他把紙從打字機上撕了下來，一位排版工人從他手中抽了過去，送到了都市編輯桌上。
他下意識地計算著時間，12點17分，離大陸版截稿時間只差16分鐘。“大陸版是白班的截止時間——這份送到家的報紙是在版時間最長的。他寫的那篇報道今晚將送到千家萬戶……被人們在溫暖、舒適的家裡安逸地閱讀到……
讀者們將回憶起是本報首先披露了亨利·杜瓦爾這個經歷過命運捉弄，沒有國籍的人的奇特困境。幾乎在2年前，他絕望地偷乘上一條船。在那之後，一個又一個國家都拒絕放他入境。
英國在杜瓦爾所在的那條船停靠在英國港口期間囚禁了他。美國為他上了鐐銬。加拿大沒有采取上述行動，只是假裝他這個人並不存在。
“讓我們再來一頁，丹！”查理斯·伍爾芬特急切地從都市辦公桌上站起身來說道。又是那位排版工人從打字機上搶下打就的那頁紙，丹又放進了一頁打字紙。
年輕的亨利·杜瓦爾有可能在這裡被批准入境嗎？法律程式能幫助他嗎？
一些較守舊，較冷靜的人持否定態度。他們抱怨說政府和移民部長擁有的權力是誰也干涉不了的。
但阿蘭·梅特蘭德不同意。“我的委託人正在被剝奪人的基本權利，”他今天說道，“我就是要為此而抗爭。”
他又寫了3段關於梅特蘭德對於亨利·杜瓦爾所說的話。這些話說得很乾脆，也很抓住關鍵。
“繼續寫，丹！”又是都市編輯，這次在伍爾芬特的身邊又出現了總編。那一登山失蹤案的結局是令人失望的——那位失蹤的婦女被活著找到了，她的丈夫被證明沒耍什麼卑鄙的陰謀。喜劇性的結局不如悲劇那樣能增加新聞的吸引力。
丹·奧利夫穩穩地打著字，他的大腦緊張地組織著句子，他的手指敏捷地在鍵盤上跳動著。
無論阿蘭·梅特蘭德是成功還是失敗，他必須與時間賽跑。杜瓦爾所在的那條“瓦斯特維克號”船定於兩週之內起航，那是一條遠洋貨輪，它可能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了。本來那條船早就應當離港了，只是那船有些地方需要修理才耽擱了下來。
下面還要加上一些背景介紹。他於是又接著寫了起來，對事情的來龍去脈做了一番扼要介紹。
這時都市助理編輯來到了他的身邊。“丹，你有梅特蘭德的照片嗎？”
“我當時沒時間照了，”他頭也不回地說道。“不過他以前曾經為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特里足球隊踢過球。”
“好極了！”
此時是12時23分。只剩10分鐘了。
“我們打算爭取的第一件事是對亨利·杜瓦爾的案件舉行官方正式聽證會，”梅特蘭德這樣告訴本報記者。“我請求政府謹出於正義而舉行這樣一個聽證會，但卻遭到一口拒絕。我認為，移民部的做法使我們的國家看起來象個警察國家。”
下面，再寫一點梅特蘭德的背景……然後應當公平一點，重新引述一下埃德加·克雷默前天談到的移民部的立場……然後再回到梅特蘭德身上，引述一下他對政府的批駁，並描述一下他本人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