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一直認為雪是純潔的，它能遮蓋住城市的骯髒、汙穢和黑暗，使人暫時忘卻它們，但是在卡爾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關於雪的這種純潔無瑕的感覺。在這裡，雪使人感到疲憊、厭煩和恐懼。雪下了一整夜。卡一大早在街上走著的時候，在坐滿了失業的庫爾德人的茶館裡喝茶的時候，像一個充滿熱情的記者手裡拿著紙和筆採訪選民們的時候，在爬上貧民街區結了冰的陡坡的時候，在採訪原市長、副市長以及自殺女子們的親人們的時候，雪一直沒停。童年時，從位於尼尚坦石街的家裡的窗戶望出去所看到的街道雪景，對他來說簡直和童話裡的一模一樣，現在這景象看起來卻像是預示著他多年來理想中最後的避難所——中產階級生活的結束和他想都不願意想的令人絕望的貧困的開始。
早晨城市才剛剛甦醒，卡冒雪從阿塔圖爾克大街往下，急匆匆地趕往堡內街區。這是一個棚屋區，是卡爾斯最貧窮的地區。急匆匆地從落滿雪的棗樹和梧桐樹下走過時，卡看著窗戶中伸著煙筒、破敗不堪的俄式樓房，看著雪花飄進矗立在木材倉庫和變電站之間的那座有上千年曆史、而今卻已空空如也的亞美尼亞教堂，看著結了冰的卡爾斯河上那座有五百年曆史的石橋上衝著每個過往行人狂吠不止的狗，看著在雪中像是被遺棄了的、空蕩蕩的堡內街區裡那從棚屋中冒出的細細的煙。卡是如此地傷感，淚水盈滿了眼眶。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早早地就被派去河對面的麵包房，此時兩個小傢伙懷裡抱著熱乎乎的麵包，推搡著，嬉笑著，顯得那麼地幸福，卡也衝他們笑了笑。觸動卡內心的不是貧窮或無助，而是以後他常常會感受到的一種奇怪而又強烈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充斥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在照相館空空的櫥窗裡，在茶館結了冰的玻璃上（儘管茶館裡塞滿了失業後以打牌度日的人），在被雪覆蓋著的空蕩蕩的廣場上。似乎這裡是被所有人遺忘了的地方，雪無聲無息地像是一直要下到世界的末日。
這個早上卡比較走運，他受到了禮遇，似乎他是一個來自伊斯坦布林的名記者，人人都對他感到好奇，人人都會想要和他握手；從副市長到最貧窮的人都向他敞開了大門。把卡介紹給卡爾斯人的是塞爾達爾先生，他經營的《邊境城市報》日銷售量為三百二十份，有段時間塞爾達爾先生還為《共和國報》撰寫地方新聞（大部分沒有被採用）。卡早晨走出旅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們的地方記者」，在伊斯坦布林時卡就知道了他的名字。卡是在他報社的門口見到他的，很快卡就明白了這個人對卡爾斯無所不知。在將要度過的三天時間裡，那個上百次被問起的問題也是塞爾達爾先生最先問的。
「大詩人，歡迎您來到我們這個邊境小城。可是您在這兒有什麼事呢?」
卡告訴他，自己是為這裡的選舉而來的，還可能就青年女子自殺問題寫篇文章。
「婦女自殺問題就像在巴特曼一樣被誇大了，」這位報業人士說道:「我們還是去趟警察局副局長卡瑟姆先生那裡吧，最好讓他知道一下您到這裡了。」
到這裡來的外鄉人，即使是記者，來到這裡也必須和警察打個照面，這是1940年以來立下的一條邊遠城鎮的規矩。由於卡曾經歷過政治流放，多年後才返回了國內，而且，儘管沒有明說，但人們都能感覺到庫爾德工人黨游擊隊的存在，因此，卡沒有表示反對。
大雪中，他們經過蔬菜市場，穿過五金商店和零配件商鋪林立的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走過茶館和奶製品商店門前，看到失業的人們憂鬱地坐在茶館裡，盯著電視，盯著落雪，奶製品商店門口擺放著大塊的圓形乳酪。他們十五分鐘就橫穿過了整座城市。
路上，塞爾達爾先生停下來指給卡看原市長被刺殺的地方。據說原市長是因為一件很簡單的事被刺殺的，他下令拆掉了一個違章修建的陽臺。三天後兇手連同他的武器被捕獲，他躲在村裡自己家的柴草堆裡。這三天裡謠傳紛起，以至於兇手被抓住後，起先人們誰也不相信事情是他乾的，事件的起因如此的簡單讓人們倍感失望。
卡爾斯警察局位於法伊克貝依街，這條街的建築是俄羅斯和亞美尼亞的富人們遺留下來的石塊建築，現在大部分都作為政府的辦公樓，警察局的三層樓很長，幾乎佔了整條街的一面。在等警察局副局長的時候，塞爾達爾先生指著繪有圖案的屋頂告訴卡，1877—1918年間，俄國統治時期，這裡是一位亞美尼亞富人的住所，有近四十個房間，後來成了俄國人的醫院。
有著啤酒肚的卡瑟姆副局長來到走廊叫他們進辦公室。卡立刻發現，副局長因為《共和國報》的左派傾向根本不讀《共和國報》，塞爾達爾先生介紹卡的詩人身份時，副局長對此也無動於衷，但因為塞達爾經營的是卡爾斯最大的地方報紙，對塞爾達爾先生倒挺敬重。塞爾達爾先生剛介紹完卡，副局長就問卡說:「您需要保鏢嗎?」
「什麼?」
「我可以派個便衣跟著您。您就不會擔心了。」
「有這個必要嗎?」卡問到，語氣中有種不安，像是個被醫生建議用柺杖來走路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