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城市是個安寧的地方。我們已經趕走了搞分裂的恐怖主義分子。但為了以防萬一。」
「如果卡爾斯是個安寧的地方，那就沒有這個必要了。」卡說。他心裡在希望警察局副局長再確認一下這裡的確是安全的，可卡瑟姆先生沒有再重複這句話。
首先他們去了城市北部最貧窮的街區，堡內街區和巴伊拉姆帕夏區。雪似乎一點都沒有停下的意思。大雪中塞爾達爾先生敲著夜屋的門，這些夜屋由石塊、煤磚和帶褶的薄板搭成，他問開門的女人們她們的男人在不在家。如果女人們認識他，他就用一種讓人放心的語氣介紹他的記者朋友，說他是因為選舉而從伊斯坦布林來卡爾斯的，但來這兒不單單是為了選舉，他還要寫卡爾斯目前存在的問題，年輕女人們為什麼要自殺。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麻煩告訴他，那對卡爾斯也是有好處的。一些人把他們當作競選市長的候選人，顯得很高興，以為他們會帶來一罐罐的瓜子油、一箱箱的香皂，或者一袋袋的餅乾和麵條什麼的，急切而又熱情地把他倆讓進屋來，還囑咐卡別怕對他們叫喚的狗。另一些人則把他們的到來當作警察們搞的一種新式突襲和搜查，戰戰兢兢地開了門，當得知來人不是政府派來的便默不作聲了。自殺年輕女子的家人們（卡在短短的時間內瞭解到了六起自殺事件）則都說，他們的孩子並沒表現出什麼不滿，他們對事件也感到十分震驚，他們非常傷心。
在這些巴掌大的屋子裡，有的地上什麼都沒鋪，有的鋪著機織地毯，冷得像冰窟窿，屋頂破舊。他們坐在歪歪斜斜的椅子上，坐在似乎一家比一家多的孩子們中間——孩子們推推搡搡地玩耍著破的塑膠玩具（小車、掉了一條胳膊的玩具娃娃）、舊瓶子、空藥盒和空茶葉盒，坐在時不時需要捅捅的火爐前，坐在用偷來的電採暖的電爐邊，坐在沒有聲音但一直都開著的電視機前，聽著卡爾斯說也說不完的傷痛和窮困，聽著失業者和自殺年輕女子們的故事。母親們因為兒子失業或因為兒子進了監獄而痛哭流涕；搓澡工每天在澡堂忙碌十二個小時，卻仍難以讓自己的八口之家填飽肚子；失業者們經常因為手頭拮据猶豫還去不去茶館。所有的這些人都抱怨著命運的不公，抱怨政府，他們向卡訴說著自己的痛苦，彷彿是在訴說家鄉和國家的傷痛。所有的這些故事和憤怒都有一個共同點，儘管有從窗外射進來的白光，但這一共同點卻讓卡覺得進到屋裡後，屋子顯得十分昏暗，看不清屋裡的東西。這種昏暗迫使他時不時地要把目光移向窗外飄落的雪，這種昏暗如同一層紗帳，以一種雪的沉寂的方式落在了他的腦海中，此時他的頭腦已聽不進這些關於貧困和不幸的故事了。
但他至死也不會忘記那些他所聽到的關於自殺的故事。使卡感到震驚的不是故事中的貧困、無助和不理解，也不是做父母的如此不通情理，經常毆打自己的女兒，不允許她們出門；不是嫉妒的丈夫對妻子的壓迫，也不是她們身無分文的窘境。真正讓卡感到震驚和害怕的是這些自殺在日常生活中發生得那麼突然，沒有任何徵兆。
比如說，一個女孩被逼著要和一個上了年紀的茶館老闆訂婚，那天傍晚和以往一樣，女孩和她的父母、三個弟弟妹妹和奶奶一起吃完了晚飯，同她的弟弟妹妹們說說笑笑地收拾完餐桌後，和以往一樣去廚房拿甜食，但她從廚房來到花園，翻過窗子進到了父母的臥室，用父親的獵槍打死了自己。聽到槍聲後，女孩的父母以為她還在廚房，卻在臥室發現她躺在血泊中，他們想不明白她為什麼要自殺，也想不明白她怎麼從廚房到了臥室。另外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和每天傍晚一樣，和兩個兄弟搶遙控器，爭電視看，孩子們吵了起來，她父親過來狠揍了她兩個耳光，她回到自己屋裡像喝汽水一樣一口氣喝下了一大瓶農藥摩爾塔林，死了。另外一個是十五歲就戀愛結了婚的女子，六個月前剛生完孩子，丈夫失了業，鬱鬱寡歡，常常打她，她再也忍受不了，和丈夫大吵一架後，走進廚房，把門鎖上了，丈夫意識到她在裡面要做什麼，大喊大叫著想把門砸開，那女子卻用事先早就準備好的吊鉤和繩子上了吊。
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由生到死的這種轉變以一種讓卡感到迷惑的令人絕望的速度發生。釘在天花板上的鉤子，之前就裝好子彈的武器，從旁邊屋子拿到臥室裡的農藥瓶子，所有這些都證明這些年輕女子早就有了自殺的念頭。
姑娘、少婦們突然開始自殺，這最初是在距離卡爾斯幾百公里外的巴特曼發生的。世界上男人的自殺人數是婦女自殺人數的三四倍，而在巴特曼，婦女自殺人數是男人的三倍多，並且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數的四倍，這些現象最初引起了安卡拉國家統計局的一位年輕而又勤奮的工作人員的注意，他的一位記者朋友在《共和國報》登了一則短新聞，但在土耳其誰也沒有對此表示關注。德國和法國駐土耳其的記者讀了這則新聞後去巴特曼作了採訪，並在他們本國進行了報導，這才引起土耳其報紙對自殺問題的關注，國內外許多記者都去了巴特曼。負責調查此類事件的官員們則認為這種關注和報導會刺激一些女子對此進行效仿。副市長在和卡的交談中說，據統計，卡爾斯的自殺人數遠遠低於巴特曼,「目前」並不反對對自殺者家屬進行採訪，只是希望在和他們交談時儘量少用「自殺」這個詞，並且在《共和國報》上不要作誇張失實的報導。目前由心理專家、警察、檢察官和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們組成的一個專業工作組已經開始做準備，他們要從巴特曼到卡爾斯來，宗教事務部印有「人是真主的傑作，自殺是對主的褻瀆」這一反對自殺的宣傳標語已經掛了起來，同樣標題的宣傳手冊也已經送至市政府準備發放了。但副市長並不確信此類措施能制止在卡爾斯剛剛開始蔓延的自殺；他擔心這些「措施」可能起到反作用。他認為許多女孩子之所以下決心自殺，是因為她們對政府、父親、男人們和宗教人士反對自殺的說教產生了反感。
「當然，毫無疑問自殺的原因就是這些女子生活得不幸福。」副市長對卡說,「但如果生活的不幸福真是自殺的原因的話，那麼土耳其一半的婦女都會自殺的。」留著刷子胡、長了一張松鼠臉的副市長說，婦女們已經對那些不停地進行說教、勸她們「別自殺!」的政府、家庭和宗教中的男人感到憤怒了，因此，在派來反對自殺的宣傳工作組中應該安排一位女士。他驕傲地告訴卡，這個意見他已經向安卡拉作了書面說明。
自打一個女子從巴特曼來卡爾斯自殺後，關於自殺像瘟疫一樣會傳染的說法就出現了。午後，在阿塔圖爾克街區的一座花園裡，在覆蓋著雪的棗樹下（沒讓卡他們進家門），那女子的舅舅抽著煙對卡講了他侄女的事：侄女兩年前嫁到了巴特曼，從早到晚都在家裡忙家務，但一直沒孩子，因而受到了婆婆的責難；但這些並不是充足的自殺理由，他認為這完全是因為她受到了巴特曼那些自殺女子的影響，尤其是在卡爾斯和家人在一起時，侄女看上去是那麼快樂，所以，在她將返回巴特曼的那天早晨，他們發現她死在了床上，床頭留了一封信，裡面寫她吞下了兩瓶安眠藥，對此他們都感到很吃驚。
把自殺想法從巴特曼帶到卡爾斯的這個女子死了一個月後，第一個進行效仿的就是她姨媽十六歲的姑娘。卡答應老淚縱橫的姑娘父母，在報紙上詳細報導整個事件。這次自殺的起因是姑娘的一個老師在班上說她不是處女。謠言短時間裡傳遍了整個卡爾斯，後來本已和姑娘口頭訂了婚的男方不願意結這門婚事了，原先絡繹不絕的求婚者也不再登門，姑娘的外婆開始對她嘮叨「你再也嫁不出去了」。一天晚上，一家人看到電視上的結婚場面時，喝醉酒的父親開始哭了起來，姑娘把從外婆的藥盒子裡偷來並積攢起來的安眠藥一口吞了下去，永遠地睡著了（看來自殺的方法也和自殺的想法一樣，都會傳染）。驗屍證明自殺的姑娘是處女，姑娘的父親不但怪罪於散佈謠言的老師，也怪罪於從巴特曼來自殺的親戚家的那個女子。他請求卡在報紙上寫清楚對她的怪罪是毫無根據的，他只是想揭露這個製造謊言的老師，因此他把女兒自殺的所有細節都講得清清楚楚。
所有這些事件中，自殺的女子們都能找到合適的時間和地點來自殺，這使卡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絕望。那些吞安眠藥的女子悄悄自殺的時候實際上是和別人同住一屋的。讀著西方文學，在伊斯坦布林尼尚坦石街長大的卡，每次想到自殺，總是認為這需要充足的時間，合適的地點，需要一個好幾天都無人來敲門的房間。一想到這樣自在地吞了安眠藥片後喝著威士忌酒慢慢自殺，卡對那種時刻的無邊無際的孤獨是如此的恐懼。他甚至沒有認真地考慮過自殺。
只有一位「戴包頭巾的女孩」的自盡讓卡又感受到了這種孤獨感。一個月零一週前，這個女孩上吊了。這是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先是因為戴包頭巾而不讓進教室上課，後來根據安卡拉方面的指令，她不準進校園。女孩的家境在卡所採訪的家庭中算是最不貧困的。傷心的父親從他開的小店的冰箱裡拿了瓶可口可樂請卡喝，卡瞭解到，女孩在自盡前，曾向家人和朋友們透露過要自殺的想法。女孩可能是看到她母親和家裡其他一些成員戴包頭巾才跟著戴的，但把戴包頭巾作為伊斯蘭政治立場的一種標誌是從學院禁止這麼做的領導和反抗的學生那裡知道的。儘管女孩的父母給她壓力，她還是拒絕摘去頭巾，每次去學院總是被門口的警察擋回來。由於缺課太多，學院準備開除她。當她看到有些同學放棄了反抗，摘掉了頭巾，還有些同學戴上了假髮，她開始對父親和朋友們說:「活著真沒意思」,「真不想活了」。那些天裡，不管是政府的宗教部門，還是伊斯蘭教徒們，都在卡爾斯不斷通過手冊、標語宣傳自殺是最大的罪過，誰也想不到這個篤信宗教的女孩會自殺。這個名叫苔絲麗梅的女孩，最後一個晚上，靜靜地看完連續劇《瑪麗安娜》，煮好茶給父母端去，回到自己屋內，小淨後做了禮拜，發了一會兒呆，做了祈禱，戴好頭巾，在燈鉤上懸樑自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