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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蔡鴻君(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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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耶利內克作品的力度是幾家出版社中最大的:長江文藝出版社一直是出版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以中國文學暢銷書的重要品牌而飲譽市場。周百義社長邀請20世紀80年代曾經主持出版「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的老出版人劉碩良先生出任社長顧問兼外國文學編輯室主任。劉碩良先生果然魄力不減當年,大膽地推出四卷本的《耶利內克文集》,收入了四部作品,其中有挑戰閱讀的反色情暢銷小說《情慾》,集偵探、消遣和情愛於一體的三合一小說《貪婪》,描寫荒野畸戀和自然悲劇的漫畫式小說三部曲《啊,荒野》,還有顛覆戲劇傳統的可讀性強的散文劇《魂斷阿爾卑斯山》。《耶利內克文集》的責任編輯吳裕康先生,20世紀6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德語系,曾經翻譯和編輯過多種德語文學名著,其中至少有五位德語國家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作品,他們是托馬斯·曼,赫爾曼·黑塞,奈利·薩克斯,埃利亞斯·卡內蒂,君特·葛拉斯。劉碩良先生還特意邀請了奧地利文學專家錢定平先生寫了一本《「鋼琴教師」耶利內克》,解讀耶利內克的代表作《鋼琴教師》。這套文集在2005年年初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隆重推出,成為訂貨會上的一個亮點,取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影響深遠。我贊同劉碩良先生提出的「考慮商機」,「好中求快」,「追求好的經濟效益」的觀點,高水平的譯者和編者本著嚴肅、認真的態度,完全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裡推出質量有保證的譯本。而且,這套書的主要譯者,如武漢大學外語學院德文系教授許寬華先生、四川外國語學院德文系教授馮亞琳女士、四川外國語學院德文教師莫光華博士、《世界文學》編輯部德文編輯杜新華女士以及灕江出版社退休編審吳裕康先生,都曾經翻譯出版過多種德語文學作品,在國內德語文學界小有名氣。為了能夠早日推出譯本,劉碩良先生和吳裕康先生早在10月中旬就開始和我商量譯者人選,在我們之間取得默契之後,立刻安排合適的人員全力以赴地開始翻譯工作。而為了保證各家出版社都能夠有高水平的譯者,我在10月中旬就聯絡了國內外近二十位有經驗的德文譯者,他們中間既有像北大教授王燕生、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刁承俊這樣的老譯者,也有劉海寧、杜新華、徐筱春、丁娜、沈錫良、陳兆這些近幾年在國內翻譯出版了多種譯著的中青年譯者。因此,一些媒體和業外人士推測出版社一味追求商業利益,不顧譯者資質和譯文質量的說法,是不瞭解情況的主觀臆斷。

譯林出版社歷來注重外國當代文學,社長章祖德先生是第一個贊成由多家共同出版耶利內克作品這一計劃的社領導,他說:「大家都來做是件好事。」章祖德先生行事穩妥,直到版權合同落實之後才開始約請譯者,當然,譯林出版社有南京大學德語系為依託,而且對於譯者人選,他和他的同事們早已心有所屬。《逐愛的女人》的譯者陳良梅女士,早年留學德國格廷根大學,現任南京大學德語系教授。《美好的美好的時光》的譯者是筆者的大學同窗劉海寧副教授和新科德語文學博士陳民女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逐愛的女人》一書中刊登了責任編輯陸志宙女士對耶利內克的專訪全文。陸志宙女士為了讓中國讀者看到一個真實的未經任何詮釋的耶利內克,通過她留學德國時結識的漢堡大學德國文學教授卡爾-蓋爾特·克里本先生(karlgertkribben)和先後在德國羅沃爾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專門負責編輯耶利內克作品的德爾夫·施密特博士(delfschmidt)的協助,經過種種努力和耶利內克女士取得聯絡,約到耶利內克本人,並於今年三月對她進行了專訪。耶利內克女士用了整整三天時間來逐一詳盡回答譯林專為中國讀者設計的問題,話題涉及她的家庭、喜愛的作家、她對兩性的看法、她的文學成長道路、中國文學對她的影響等等。從來低調的耶利內克以她獨特的方式——誠摯而認真的回答——向中國讀者致以深切的問候。我完全可以想象,陸志宙女士當時為了取得專訪耶利內克的機會和準備專訪內容,花費了多少心血。

上海萬語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是上述機構中最後一個簽約的。總經理金浩先生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碩士,曾師從餘匡復教授,翻譯和編輯過多種德國圖書。萬語文化把文學出版策劃尤其是外國文學出版策劃確定為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方向。他們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籌劃舉辦以「多元文化——交流與並存」為主題的「世界文學論壇」,屆時將邀請包括大江健三郎、莫言等人在內的海內外著名作家與會並將其作品集結成書。他們已經簽署了11位外國作家的20多本書的版權合同,其中有大江健三郎(oekenzaburo),弗拉季米爾·馬卡寧(vladimirmakanin),湯姆·斯托帕(tomstoppard),蘇珊·桑塔格(susansontag),阿莫斯·奧茲(amosoz),託尼·莫瑞森(tonimorrison)等世界一流作家,授權南海出版公司出版。金浩先生在得知文化公司也有機會參與代理新科諾獎得主的作品版權之後,來信表示了極大的興趣。近幾年來,文化公司在圖書的選題策劃、版權書的引進、翻譯推介以及發行等環節參與國內的出版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作為版權代理人,我也根據文化公司的具體情況,竭力說服德國出版社與文化公司合作。在此之前,上海萬語已經與我們簽了幾個版權合同,合同執行的情況很好,金浩先生懂德語懂出版,又加上還有一層「校友」和「學弟」的關係,因此,我們也對德國出版社做了一些工作,獲得了德方同意向上海萬語授權的許可。在選目上,我和金浩先生通過電話溝通,很快就確定了向他們授權耶利內克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我們是誘鳥,寶貝!》、哲學散文劇《托特瑙山》和戲劇集《娜拉離開丈夫以後》(wasgeschah,nachdemnoraihrenmannverlassenhatteoderstützendergesellschaften)。金浩先生很看重戲劇集,他認為,上海這座中國最現代的城市,是最有可能把耶利內克的劇作搬上舞臺的地方,並且表示在書出來之後,將積極著手聯絡安排演出事宜。他還委託我全權安排譯者,爭取三本書的翻譯工作能夠同時完成。我很高興地請到前輩譯者刁承俊先生翻譯《我們是誘鳥,寶貝!》,我和刁承俊先生雖然至今都未曾謀面,但是在過去的幾年裡,因為翻譯德國作家葛拉斯的幾本書,我們多次通電話,彼此的聲音已經很熟悉,刁承俊先生是翻譯葛拉斯作品最多的中文譯者,由他翻譯這本書,質量無疑是上乘的。《托特瑙山》的譯者沈錫良先生畢業於南京大學德語系,酷愛哲學,曾經準備以同等學力報考復旦大學的西方哲學博士研究生。以我個人之見,在耶利內克所有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中,《托特瑙山》是最難翻譯的,沈錫良先生兢兢業業,查閱了很多哲學資料,盡了最大的努力。

《魂斷阿爾卑斯山》(indenalpen)和《娜拉離開丈夫以後》,是我在安排版權之初感到最棘手的兩本書,前者選譯了六個散文劇,後者則彙集了六個傳統劇本。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和上海萬語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同意購買版權之後,我高興地通知了德國出版社。誰知,德國出版社遺憾地答覆我:耶利內克本人不同意我提出的這兩種戲劇選本的方案,要求按照羅沃爾特出版社和柏林出版社的德文版原書的選目分別單獨出版。我頓時傻了眼,的確,德國出版社是有言在先:「合併出版的劇本,需要得到作者本人的許可。」而且,我在最初發給中國出版機構的出版計劃中也重申了這一要求。但是,我自己後來卻忘了這個茬。上海譯文社的《死亡與少女》共五個部分,在德文版中,是分別出現在三本戲劇集裡的,《魂斷阿爾卑斯山》等六個散文劇分別選自三本德文版的戲劇集,《娜拉離開丈夫以後》等六個傳統劇本也是出自兩本德文版的戲劇集,而且在這些德文版的集子裡還有兩部超過十萬字以上完全可以單獨成書的長劇。我不甘心,絞盡腦汁地給作家本人寫了一封信,通過德國柏林出版社版權編輯奧斯瓦德女士(sabineoswald)轉達,我陳述了中國出版社對出版她的作品的熱情、中國出書的特點,介紹了長劇單獨出版、短劇合併成集的理由,另外也強調了三家中方機構的戲劇集選自不同的相互交叉的德文版本,版權歸屬難以協調,希望她能夠考慮中國的國情,同意我的選目方案。11月18日,我收到了奧斯瓦德女士的來信:「您可以按照您提出的劇本選目安排授權,其中也包括施戴德出版社的一個劇本。耶利內克女士給我回信,她認為這樣選編是合適的。」我感到如釋重負,並在當天就辦完了所有合同,發給德方審閱。我也是這時才知道,《雲團·家鄉》這個劇本的版權歸屬出版葛拉斯作品的施戴德出版社,好在該社也是由我獨家代理,一個電話就立刻落實了。這一「意外事故」是導致耶利內克中文版權安排一直到11月19日才「塵埃落定」的重要原因。

安排六個傳統劇本的翻譯,可以說是非常順利,幾位譯者都是已經事先約定好了的。丁娜、李鷗、楊麗、徐靜華這四位譯者是北京大學德語專業77級的同班同學,都已經在德國和奧地利生活多年,前三位還獲得了德語文學博士。楊麗女士發表在《歐覽月刊》上的《破譯天書隨筆》一文中寫道:

「我們特地利用春節期間在慕尼黑相聚,討論對作品的理解,體味耶利內克語言的雙關意義,讚歎某些詞語表達的精美和貼切,像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大學時代,沉浸在純學術討論的喜悅中,這是一種難忘的快樂,一種精神上的超脫,似乎實現了大學時代的夢想,一種成熟的夢想。在這個大年初一的傍晚,我們討論得是那么激烈,那么投入,顧不上品嚐其他朋友們精心烹調的春節大餐,只是專注在對耶利內克作品的分析中……在翻譯過程中查閱了大量史料和西方文學理論文獻和哲學文獻。由於耶利內克的作品中用很大篇幅描寫人物的內心活動,思維跳躍大,有時似乎特意迷惑讀者,以達到讓人深思的目的,為了確保翻譯和理解的準確性,我花了很多時間和有關人員對其語言和歷史背景進行核實……翻譯工作結束了,我覺得經受了一場感情上,理智上,語言上和幻想上的洗禮。我學到了很多很多,重溫了很多很多,理解了很多很多。這對我不僅僅是一次翻譯,而且是一次戲劇理論的複習,一次西方哲學史的重溫,一次年輕時代美好幻想的實現。」

李鷗和楊麗應邀翻譯《城堡劇院》,這是最難譯的一個劇本,很多話是用維也納方言和格拉茲方言寫成的,因此在翻譯上非常艱難。這對同行伉儷已經在維也納生活了20多年,他們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優勢,請教了許多奧地利的朋友和搞戲劇的專家,他們還專門去維也納的「城堡劇院」,觀看了《城堡劇院》的演出。在翻譯風格上,選擇了普通話作為基礎,根據每個人的說話方式,採用了一些比較高雅或比較低俗的表達方式。丁娜和徐靜華分別生活在德國的慕尼黑和柏林,她們除了相互切磋、請教德國友人之外,還想到直接求教作者本人的辦法。丁娜女士在2005年3月29日用德文給我寫了一封信,她寫道:「因為作者在語言上非常獨特,所以我們在翻譯中請教的一些德國人這一次對我們幫助甚少。他們要么說,自己不夠聰明,無法看懂這樣的文字,要么我們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解釋,往往還是前後矛盾的。」她請我將她和徐靜華女士在翻譯中的問題轉發給耶利內克本人,她還在信的前面註上「sos!!!」我將她的信通過羅沃爾特出版社的克隆普霍茨女士(kristinakrombholz)和布勞恩女士(ursulabraun)轉給了耶利內克女士。4月8日,丁娜收到了耶利內克本人回覆的電郵:

「尊敬的譯者先生,我收到了您的sos和那些問題。我感到非常遺憾,真的!我可不願意處在您的位置。請您稍微有點耐性。我剛剛回到維也納,(我已經出去很久了),需要一些時間處理最緊急的事情。但是我將盡力而為。問題在於,我經常寫的不是‘標準的’(kein「normales」deutsch)德語,而是一種藝術語言(kunstsprache)。您一定要在中文裡找到一些相對應的東西,(可惜我對中文幾乎毫無所知,不知道到底有沒有這種可能),您可以非常自由地、有創意地處理我的文本,或者更確切地說,您必須意譯(nachdichten)。再見並致以衷心的問候。您的埃爾弗裡德·耶利內克。非常感謝您為此費心!」

但是,就在四天之後,羅沃爾特出版社的布勞恩女士給我來信說:我們已經把譯者的問題轉給了耶利內克女士,「作者現在給予了答覆,她很遺憾,現在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在她的文本中有許多地方是無法做出合理(rational)解釋的。因此,為了把她的書很好地翻譯成中文,譯者和出版社現在只能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完成這項工作。」丁娜和徐靜華當然感到很失望,但是沒過幾天,丁娜接到卡特琳·勞施博士(drkatrinrausch)的電郵,她是耶利內克的朋友,住在維也納,從事德英-英德翻譯,懂漢語,曾經被德國學術交流基金會(daad)派遣到上海同濟大學任教,現在受耶利內克之託,向譯者解答翻譯中的問題。在她的協助下,兩位譯者順利地解決了最後幾個疑難。中國科技大學外語系徐筱春副教授和南京大學德語碩士畢業生陳兆女士,也把翻譯耶利內克的作品視為一次「神聖的工作」,為了做好準備,迎接「很大的挑戰」,她們認真閱讀了許多老一輩翻譯家的劇本譯作,「想多找找劇本翻譯的感覺」,她們倆雖然身在國內,但是周圍都有一些德國專家學者,他們自然成了解答疑問的老師。交稿之後,徐筱春女士給我來信:

「這是從事翻譯以來最艱難的一次,在‘信、達、雅’的鋼絲上如何保持最佳的平衡?怎樣才能兼顧作者的風格和讀者的閱讀習慣?譯文風格的選擇和把握是最難的,尤其是這樣的作品,不敢為求‘達’而少‘信’,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縛和壓力。雖然也知道這是個人愛好的問題,怎么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眾口難調……但是依然想做得更好……文學翻譯實在很難!耶利內克的作品就更難!!這個劇本中涉及許多史實,卻又不把引文明確標出,真的擔心不加註解,讀者無法讀懂,但加註解也許同樣會引起爭議……已經兩個月沒有好好享受陽光了……這兩個月過的真是非人的生活:非人的辛苦非人的痛苦非人的充實……還有,非人的快樂非人的滿足非人的……都是因為耶利內克,因為《克拉拉·s》。春天來了,我也渴望著走出克拉拉的寒冬,帶著滿足和感慨……」

感謝各位譯者,你們本著認真敬業的態度完成的高質量的譯作,讓我在後來的審稿工作中著實省去了很多力氣。其實,我本來也應該是本書的譯者之一,不會像現在這樣有可能會被人看成是一個貪圖虛名的編選者。從11月下旬起,我開始動手翻譯《娜拉離開丈夫以後》,我當時是有點私心,一是因為這個劇本是耶利內克的代表性劇作,我自認為也是最有可能被搬上中國舞臺的劇本,二是這個劇本從語言上來說相對好翻譯,每天翻譯一點,三個月內可以完成,不會影響我的其他工作。但是,2005年1月中旬,我在和杜新華通電話時,偶然得知《世界文學》雜誌將發表這個劇本,譯者是我過去的同事焦仲平副編審(焦庸鑑是他的筆名)。猶豫了幾天之後,我給焦仲平打了電話,向他約稿。當然,我自己也就放下了翻譯這個劇本的工作。非常有趣的是,1月31日,我約請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文學博士生齊快鴿女士翻譯其他文章,她在得知我正在編選《耶利內克戲劇集》之後,就問我能否將她翻譯的並將在《外國文藝》2005年第一期上發表的《娜拉離開丈夫以後》收入這本集子裡。《世界文學》和《外國文藝》這兩家國內刊登外國文學的權威雜誌不約而同地選中《娜拉離開丈夫以後》這個劇本,看來是應了那句老話:英雄所見略同。不過,這兩家權威性的外國文學雜誌,事先不徵得版權所有人的允許,就約請譯者翻譯並且刊登受版權保護的外國作品,事後也不向版權所有人寄送樣書的做法,今後是否也應該改一改呢?

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佈以後,國內媒體的關注程度大大超過以往,諾貝爾文學獎已不僅僅囿於文學,而成為了萬眾矚目的新聞事件。在很短的時間裡,國內至少有上百家報紙介紹耶利內克的生平與創作,《北京晚報》、《新京報》、《北京娛樂信報》、《中華讀書報》、《中國圖書商報》、《環球時報》、《北京青年報》、《晶報》、《文匯報》、《文匯讀書週報》、《新民晚報》、《東方早報》、《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深圳商報》、《南京晨報》、《揚子晚報》、《江南時報》、《瀟湘晨報》等還以整版甚至幾版的篇幅專門報道,就連《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這種全國性的大報也數次刊登了介紹耶利內克的長篇文章。《世界文學》、《外國文藝》、《譯文》、《上海文學》、《書城》、《人物》、《出版人》、《外灘畫報》等媒體也根據各自的取向,推出了諾獎得主耶利內克的專輯或重頭文章,大多數都是放在頭條的重要位置。眾多媒體全方位解讀耶利內克,在短短的幾周之內,使她成為在中國大陸人氣最旺的外國作家。

耶利內克獲獎,在我國文學界也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安妮寶貝、虹影、潔塵、胡榴明、盛可以、袁筱一等女作家在不同場合發表了對耶利內克獲獎以及她的作品包括影片《鋼琴教師》的看法和感想。邱華棟、葛紅兵、唐浩明還專門寫了耶利內克及其創作的長篇文章,並被許多報刊轉載。白燁說:「耶利內克的作品確實值得看,艱澀難懂,但是把很壓抑、很迸發的東西揉在一塊兒隱喻,很艱澀,很高雅,閱讀很難,但是大師一般都有這個特點,都不太好閱讀。面對這個挑戰,它是值得的。」止庵說:「有些書很獨特,確實是我們沒有見到的。它們不太好看,但是非常新穎,我以前沒有讀過這樣的書,讀了確實耳目一新。」就耶利內克獲獎及其作品撰文或發表談話的文學評論家還有徐友漁、張頤武、王寧等人。在《鋼琴教師》中文簡體字版正式出版之後,中國德語文學研究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雜誌社,於2004年12月28日在北京舉行了「耶利內克作品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德語文學界的一批專家學者,就耶利內克的作品「衡文論劍」。與會學者高度評價了耶利內克的作品《逐愛的女人》、《鋼琴教師》、《情慾》等,強調了其高超的語言藝術。全國各地的一些從事德語文學的學者也紛紛撰寫文章、發表談話,僅我個人注意到的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葉廷芳研究員、寧瑛研究員、葉雋博士,北京大學馬文韜教授、李昌珂教授、谷裕副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韓瑞祥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衛茂平教授,復旦大學德語系袁志英教授、王濱濱副教授,同濟大學德語系宋健飛教授、黃克琴教授、胡春春副教授,南京大學德語系陳民副教授,西安外國語學院德語系聶軍教授,《譯林》雜誌的趙燮生編審,《世界文學》雜誌的杜新華編輯。中國著名作家邱華棟撰文:「耶利內克陡然間成為閱讀界的一道風景。《鋼琴教師》目前的發行量已經直逼10萬冊。在很短的時間裡,耶利內克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將達到10多種。可以說,耶利內克是最近10年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在中國運氣最好的一個,也是大受市場歡迎的一個。」

我本人雖然生活在國外,但是因為有了網際網路,加上敝公司設在國內的機構,我對國內媒體的報道還是很瞭解的。我當然注意到,10月8日耶利內克榮膺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訊息傳到國內之後,媒體很快釋出的兩條訊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常務副總編輯韓敬群在第一時間對媒體宣佈十月文藝出版社將在10月底推出耶利內克的代表作《鋼琴教師》的中文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總編輯助理趙武平在法蘭克福書展上「迅速在書展現場找到了出版耶利內克最新短篇小說集《米夏埃爾》的漢堡洛渥爾特出版社和出版其劇本《死亡與少女》的柏林出版社,並一舉談妥中文版權引進事宜。」我當時並不介意這兩個出版社通過媒體宣傳的做法。雖然北京十月文藝社簽訂的《鋼琴教師》合同早已過期,但是在我的計劃中,《鋼琴教師》始終是保留給他們的,因此在我發給所有出版社的可以提供中文版權的書單中從開始起就將《鋼琴教師》除外,並且我在與該社有關人員的電話中反覆強調了這一立場。而上海譯文出版社的出版計劃本來就是我與趙武平共同商定的,當然我並不贊同趙武平這么早就向媒體透露如此詳盡的細節,因為這樣做其實也把我放到了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好幾位很熟悉的出版社領導就曾經在電話裡婉言批評我偏向上海譯文出版社。但是,後來由於其他代理人出來宣稱也擁有耶利內克中文簡體字版的代理權,向幾家出版外國文學的出版社透露了《鋼琴教師》合同過期的訊息,這樣一來,我立刻收到了好幾個出版社發來的旨在爭奪《鋼琴教師》的報價,原先基本上已經談好的出版選目完全被打亂了。有幾家訊息靈通的媒體這時也從國內把電話打到了德國,要我正面回答十月文藝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是否已經獲得授權,並要對我進行電話採訪。這樣,我不得不走到前臺。我在2004年10月16日接受北京某報記者採訪時主要強調了幾點:

1耶利內克是一位文學成就很高的德語作家,無論從作品內容和創作形式上都很有獨創,獲得過包括德國最重要的文學獎畢希納獎的幾十個文學獎,她的作品的發行量也很可觀,已經被翻譯成23種外文,有90多個不同版本。

2耶利內克的作品並不侷限於小說,詩歌、劇本等在文學界的影響也都不小,她的戲劇具有很大的試驗成份,希望國內關注她的劇作。希望不是某一家社獨家出版耶利內克的作品,也不是誰報價高就給誰,好幾個社根據各自特點出版耶利內克不同作品,並不是競爭,相反倒會互相推動,也可以對作家的整個創作給予更全面的展現。

3無論是出版社還是報刊,都要加強版權觀念。出版社在沒有獲得出版授權的情況下就對媒體釋出訊息,會影響安排版權的工作和程式。因為我是獨家代理耶利內克的中文簡體字版權,因此,「我可以負責地告訴大家,到今天(2004年10月16日)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家中國大陸的出版社已經獲得了耶利內克任何一本書的版權。」

為了確保準確無誤,我要求該採訪記者務必將稿件發給我確認後才能發稿,但是我修改並在10月17日發回的稿件在發表時不僅保留了原先稿件中的錯誤,刪掉了一些重要的段落,而且冠上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標題《耶利內克,誰出誰就是盜版》。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被許多報刊轉載,一時間,媒體上各種猜測都有。客氣的說:耶利內克版權「撲朔迷離」,「充滿變數」,「風雲突變」;不太客氣的認為,蔡鴻君突然「變臉」,「製造懸念」,將「十月文藝和上海譯文的喜悅瞬間化為烏有,還把他們置於輿論指責的中心」,有待價而沽、大撈一票的嫌疑。還有的媒體猜測,我與趙武平之間發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其實,上海譯文出版社是與我合作時間最長、合作專案最多、合作關係最好的中國出版社之一。我自己翻譯的葛拉斯的幾本書也都是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從幾任出版社的領導到版權部門的工作人員,還有負責德語圖書的責任編輯,我們彼此都很熟悉,關係也很好。十多年來,我們之間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問題。趙武平到上海譯文出版社時間雖然不長,但是,我和他幾乎每年都要在法蘭克福書展或者北京書展見面。他曾經在媒體從業多年,我佩服他「反應敏銳」,「動作快捷」,還調侃地對他說:「竟然比我跑得還快。」他從羅沃爾特出版社的版權經理那裡獲悉:有關耶利內克作品的中文簡體字版權,請與海格立斯公司的蔡鴻君先生聯絡。這樣,我們倆當時就對他有意向的選目作了溝通,並且約定在雙方合適的約會間隙,在展場內,分幾次商談了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耶利內克的篇目。我還把趙武平帶到柏林出版社的展臺,向他介紹了該社出版的耶利內克的幾本書。因為我與兩家德國出版社已經有了共識,因此與趙武平基本商定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戲劇作品《死亡與少女》和諷刺小說《米夏埃爾——一部幼稚社會的青年讀物》。我的推薦,是根據自己對作家的瞭解、中方出版社的需求、德方出版社的希望所做出的一種完全負責任的行為,也是我這么多年來做版權代理工作的一個原則。但是,我總是向所有出版社做版權的人強調,無論在安排版權中我起到什么作用,我只是代理人,決定權不在我,而對於外國出版社來說,只有出了合同並且履行了合同規定的有關條款,合同才真正開始生效。

那位採訪記者對於沒有按我修改的稿件發表感到不安,在幾天之後,給我來信深表歉意:「我在接到您的修改稿後,立即傳給了編輯,還當即打電話認真地叮囑了一遍,當時時間綽綽有餘,但是他們就是沒有照改!我除了氣憤沒有任何可以作為的了。」我當時似乎已經預感到這篇採訪文章的報道重點有可能會偏離我的談話內容,因此在17日當天又將採訪要點整理成文,發給了一些媒體的朋友。後來,《東方早報》、《南京晨報》、《北京晚報》、《南方都市報》等據此刊發了比較客觀的報道。在所有報道中,我認為,《南方都市報》的田志凌寫的《耶利內克中文版權代理人呼籲國內加強版權意識》(刊發在該報2005年10月25日)道出了我之所以走到前臺的原因。

近幾年,國內出版社的購買版權的意識還是比較強的,國內圖書出版方面的版權問題已經比較規範,出版外國版權作品在中國必須辦理登記,因此所有出版社都知道必須獲得授權。但是,出版社在執行版權合同方面卻不盡如人意,還有很多不夠規範的地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這次就是因為對版權合同不夠重視,沒有履行版權合同的規定按期延長合同,結果導致原先簽訂的合同早已過期,在諾獎公佈後才發現合同已經作廢。在所有版權合同裡都有多少時間內不出版則算作失效的條款,可是國內的出版社往往不重視合同。其實,中國出版社在合同有效期內提出合適的理由,要求延期出版,是一件很簡單的事。這是一次慘痛的教訓。我希望,這件事能夠引起其他中國出版社的足夠重視,加強版權觀念。有的出版社,為了搶時間,還沒有獲得授權,就安排譯者翻譯,這是一種對譯者不負責的做法。試想一下,如果這家出版社最後沒有獲得授權,他們該如何向譯者交待呢?所以我總是提醒我認識的譯者,一定要在與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之後才能動筆開譯。譯者也要加強版權意識,學會保護自己,在出版外國圖書涉及到版權的各個環節裡,譯者是最弱的一環。另外,我也想呼籲報刊媒體也能夠加強版權觀念。某些報刊登載耶利內克作品片段的做法,也是沒有經過授權的不規範行為。報刊選登,也是需要獲得授權的,而且授權者也會因為要求授權的時間而有所不同,在中國出版社獲得了中文簡體字版權之後,如果希望選登,就要獲得該中國出版社的授權,另外,在字數、次數、選登費用、收入的分配等問題上也都有具體的規定。

從耶利內克獲獎到她的書大規模出版,中間只有大半年的時間。這是國內出版界追蹤諾獎速度最快的一次,從目前已經出版的《鋼琴教師》、《情慾》、《貪婪》等書的銷量來看,這可能也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迄今在中國大陸最成功的一次。

諾貝爾文學獎,每年都要頒發。諾貝爾文學獎有很高的知名度,引來媒體極大的熱情,也吊起讀者很高的期待,可以為任何一個在中國尚不知名的外國作家迅速敞開出版大門,這一切都為獲獎作品的銷售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出版社抓住時機,迅速取得版權並且把獲獎作品推向市場,完全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出版諾獎作家的作品,應該和出版任何一本圖書一樣,本來就不應該有固定的模式。這次安排耶利內克的版權,國內五家機構聯手合作,儘快出書,可以說是一次別出心裁的嘗試。各出版社在翻譯人員的確定上,都採取了「老年譯者和中年譯者配合,以中年譯者為主」的做法,這樣基本上做到了既保證了譯文質量,又能儘快出版。這一次全面、系統、迅速地譯介耶利內克的主要作品,是迄今我國翻譯任何德語作家時都從未有過的,將在中國介紹德語文學的歷史上佔有相當地位。借寫「編後記」的機會,將整個過程總結一下,希望能夠給今後出版諾獎作家的作品提供一些可以借鑑的經驗和教訓。

2005年7月於德國凱克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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