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不幸事件發生一年之後，在巴黎驛站街區的布洛瓦街，有一座配備傢俱的客棧的一套客房中，有一位服喪的年輕姑娘，坐在靠爐子的一張桌子旁邊。桌子上放著一隻酒杯和剩下半瓶的普通葡萄酒。一個上了年紀而背微駝的男人，在屋裡大步走來走去，他著裝跟工人差不多，看相貌，人很開朗爽直。他不時走到少女面前站住，帶著慈愛的表情注視她。於是，少女伸出手臂，拿起酒瓶，斟滿了酒杯，那殷勤的動作卻攙雜幾分不自覺的反感。老人喝一小口酒，重又踱步、邊走邊比比劃劃，那樣子挺怪，頗為可笑，而少女則神態憂傷，微笑著注視他的一舉一動。
有人若是在場，很難猜測這兩個是什麼人，只見一個紋絲不動，冷冰冰的好似大理石雕像，但是渾身又充滿優美和高雅，她的面孔和細小的動作所透出的，超出一般人所說的美；而另一個外表非常粗俗，衣冠不整，在屋裡還戴著帽子，喝著小酒店供應的普通葡萄酒，釘了鐵掌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響。這兩個人形成鮮明的對照。
然而，他們又被相當熱誠而深情的友誼連在一起。二人正是卡蜜兒和外叔公吉羅。忠厚的老人聞訊趕到夏爾多奈，幫著先把德-阿爾西夫人的遺體送至教堂，然後送到最終的安息之所。可憐的姑娘失去母親，父親又旅行在外，她在世上就孤零零一個人了。騎士既已離開家，一路又要遊玩，又要辦事，在荷蘭跑了好幾座城市，很晚才得到妻子的死訊，也就是說，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卡蜜兒成了孤兒。誠然，家裡有一個保姆兼教師，負責照看小姑娘；可是，母親生前絕不肯同人分擔對孩子的照料，因此，保姆形同虛設，不大瞭解卡蜜兒，遇到這種情況也根本幫不上手。
小姑娘死了母親，悲痛欲絕，真讓人擔心她也活不久了。德-阿爾西夫人的屍體從河裡撈上來，在運回家的路上，卡蜜兒走在旁邊，哭號之聲撕肝裂膽，當地人聽了都有點害怕。這姑娘，平日見她總是不聲不響，又溫和又沉靜，現在她面對死者，猛然從沉默裡衝出來，的確給人以莫名的恐懼。從她嘴裡喊出來的斷斷續續的聲音，惟獨她本人聽不見，好似野人的腔調，既不是人語，也不是號陶，而像是由痛苦創造出來的一種語言。這種可怕的呼號，一天一夜充斥整個別墅。卡蜜兒到處狂跑，又是揪自己的頭髮，又是捶打牆壁。別人怎麼也勸阻不了，甚至動硬的也無濟於事。直到生理上筋疲力盡，她才倒在停放她母親遺體的床腳下。
可是不久，她似乎就恢復了往常的平靜，可以說什麼都忘記了。有一段時間，她表面很憔悴，心不在焉，終目信步走著，也不拒絕別人對她的照顧；大家以為她鎮定下來了，請來的醫生也同大家一樣判斷錯了：不料她很快發起高燒，神經過敏，症狀極為嚴重。她病倒了，必須時刻守護；她彷彿完全喪失了神智。
正在這節骨眼上，外叔公吉羅不顧一切，決心前來救護侄孫女。
「既然她現在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他對家中的僕人說，「那麼我作為她親外叔公，就要負責照看她，防止她出什麼意外。我一直喜歡這孩子，還多次向她父親要她，好逗我歡笑。我不忍心看著她身邊沒有親人，這就是我的女兒了，眼下我先帶走。等她父親回來，我再把孩子還給他。」
吉羅叔叔有點信不過大夫，有一定道理：他本人從未生過病，也就不大相信會有疾病。尤其神經性熱症，在他看來是一種幻覺，完全是思想錯亂，散散心就能治癒。因此，他決心帶卡蜜兒去巴黎。
「你們瞧這孩子，」他還說道，「她很悲傷總是哭，哭得也有道理：一個人的母親不會死第二次的。不過，母親走了，女兒不一定也跟著走，應當儘量讓她想別的事兒。據說巴黎是最好的地方；我沒到過巴黎，她也一樣；因此，我要帶她去一趟，這樣旅行對我們倆都有好處。再說了，哪怕只是跑跑路，這對她也只能有益無害。我和別人一樣，也有過苦惱，可是，我每次看見驛車車伕副手禮服的燕尾在眼前跳動，心情總是快活起來。」
卡蜜兒和外叔公就這樣來到了巴黎。騎士收到吉羅叔叔的一封信，得知這趟旅行，也就同意了。他在荷蘭旅行一圈兒回到夏爾多家，心情極度鬱結，幾乎不想見任何人，甚至包括他女兒。他彷彿要逃避任何在世的人，甚至要逃避自己。他幾乎總是獨自一人在樹林中騎馬，把身體累得疲憊不堪，以便給靈魂一點安寧。掩飾的憂傷無法治癒，要把他吞噬。他在內心深處責備自己給他妻子的一生造成不幸，並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她的死亡。
「當時若是有我在，」他常這樣想，「她就能活下來，而且我本來應該同她在一起。」
這種想法揮之不去，毒化了他的生活。
他渴望卡蜜兒生活幸福，必要時，他準備為此做出最大的犧牲。他回到夏爾多親的時候，頭一個念頭，就是代替已不在之人守護女兒，加倍償還他欠下的這筆情債；然而，事情還沒做，一回憶起這母女多麼相像，心裡就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他極力想誤解這種痛苦，想確信在他所愛的人臉上，又看到他一直哭泣之人的相貌，這對他來說是一種安慰、一種平撫；可是，他怎麼想也沒有用，卡蜜兒在他面前，就是一種活生生的譴責，就是他的過錯和不幸的一個證據，他感到自己實在沒有勇氣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