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蜜月期間，我們遊覽了杜布羅夫尼克，從那兒又到了斯普利特。我永遠忘不了斯普列特。傍晚時分，我們從旅館出來散步，當走到個廣場的轉彎處，看到聖·格雷戈裡的巨影聳入雲霄，這是雕塑家梅斯特羅維奇的傑作。它俯瞰著萬物，像是永恆的里程碑在人們記憶中難以磨滅。
旅行的下一步是順達爾馬提亞海岸而下，沿希臘海岸到達帕特雷。我們搭乘的船是隻小貨輪，船上總共才有四名乘客，我倆住一間客艙，另外兩人在另一間客艙。他們到下一站就下船了，於是剩下我們兩個乘客。
我從沒在船上吃過這麼好的飯菜：切成薄片的美味羊肉，非常鮮嫩，新鮮蔬菜、米飯、烤肉扦上滿是香噴噴的調料。我們和船長結結巴巴地用義大利語交談著。他問道：「喜歡這飯榮嗎？我很高興為你們安排英國式飯榮，這是地道的英國式飯菜。」
但願他別到英國來，以免他會看到真正的英國飯萊。
我們在這條塞爾維亞小船上愉快地過了幾天，船不時地在沿途港口停靠，聖安娜、聖毛拉、聖地誇拉塔等等。我倆上岸前，船長總是提醒我們開船前半小時鳴氣笛。於是當我們倆倘徉在橄欖樹下或坐在百花叢中，耳邊會突然響起笛聲，我們便急忙轉身跑回船。坐在橄欖叢中，四周一片靜謐，我倆沉浸在幸福中．此情此景多令人愜意啊，簡直是在伊甸樂園，人間天堂。
終於到了帕特雷，我們愉快地告別船長，坐上滑稽的小火車去奧林匹亞。
希臘無須多談。奧林匹亞正如想象那般美麗。第二天我倆騎著騾子去安德里策納，坦白地說，這幾乎使我們的婚姻出現危機。
我以前從未騎過騾子，十四小時的路程帶來難以置信的痛苦。我竟到了分不清騾子與步行兩者之間哪一個更痛苦的地步。到目的地後，我從騾子上滑了下來，腿腳僵直得難以走路，我責怪馬克斯說：「如果你不知道別人經過這種跋涉後的痛苦，你就沒資格結婚。」
我們在安德里策納休息了兩天來恢復體力。我承認嫁給他並不後悔，他也可以學一學如何照顧妻子，仔細地計算路程之後再請妻子騎騾子旅行。我倆到巴薩神廟又騎了近五小時的騾子，可這一次我毫不感到勞累。
埃皮德奧魯斯在我眼中綺麗極了，但是在那兒我第一次領教了考古學家的性格。那天天氣很好，我攀到劇場高處坐下，把馬克斯一人撇在博物館裡看碑銘。過了很久，他還沒來找我。我終於沉不住氣了，下來走進了博物館。馬克斯仍直挺挺地俯臥在地上，蠻有興趣地研究銘文。
「你還在看那玩意兒？」我問他。
「嗯，這很罕見，」他說，「你看這兒，我給你講講好嗎？」「我想用不著，」我語氣堅定地說，「外面美極了，真稱得上是賞心悅目。」
「嗯，我相信一定是這樣。」馬克斯心不在焉地說。
「我再出去你不會介意吧？」我問。
「不會，」馬克斯略帶驚奇的口吻說，「這很好，我還以為你對這銘文感興趣呢。」
「我想這不會比外面更有趣。」我說，又回到劇場高處坐著眺望遠方。一個鐘頭過後，馬克斯來找我，臉上浮著微笑，他已經解讀了一個極為難解的希臘短語，這對他來說，一天都會因此而變得更有意義。
德爾法真令人難忘。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迷人的景色，我們甚至四處尋覓，想在那兒找一塊地將來有一天造所房子。我記得我倆選定了三處。這是美好的夢想：不記得我倆當時是不是相信這個計劃。前兩年，我故地重遊，看到大轎車川流不息，咖啡店，紀念品和旅遊者到處可見，我真慶幸沒在那兒造房子，到雅典，蜜月就到日子了，就在還有四五天就要分手的時候，我們這兩個伊甸樂園的幸福居民突然大禍臨頭．我病倒了，最初以為是患了那種在中東常見的肚子疼，其中有吉皮肚子疼，巴格達肚子疼，德黑蘭肚子疼等。我把這一次叫做雅典肚子疼，但實際情況要糟糕得多。
過了幾天，我起來了，可駕車遊覽時，我難受得不得不又把車子開回來。當時能請到的只有希臘醫生。他講法語，我很快認識到，儘管我的法語足以應付一般交際，可對醫學術語卻一無所知。
這位醫生把我的病歸於吃了紅鯡魚頭的緣故。據他說，這種魚對於不大會燉魚的初來乍到的人危險性很大。曾有一位內閣大臣也得了這種病，差一點送命。我確信自己病得隨時都可能死掉。我仍發著高燒，吃不進東西。然而，這醫生到底救了我一命。我告訴馬克斯讓他放心，第二天他就可以走了。
「豈有此理，我怎麼能撇下你呢，親愛的？」他說。
麻煩在於馬克斯受人之託，要按時趕到烏爾，為考察隊的住房砌造各種輔助設施，以便在伍利夫婦和考察隊其他成員兩星期後到達時一切都準備就緒。他要砌一間新餐廳併為凱瑟琳修一間新浴室。
「我相信他們會諒解我的，」馬克斯說。但他語氣中流感出遲疑。我知道他們是不會諒解的。我氣憤地告訴他說他們會把他的不負責任歸罪於我。這事關我倆的名譽，馬克斯必須按時趕到那裡，我讓他放心，我會平安無事的。我將靜臥休息一星期，然後坐東方快車徑直回家。
可憐的馬克斯心都碎了。同時他又被那種該詛咒的英國式的責任感所圍困。這是倫納德·伍利長期以來對他施加的影響的結果。
最後，我們倆懷著某種生離死別的悲壯心情告別，馬克斯終於離我而去履行他的職責去了。
我像根木頭似地躺在由綠色牆紙裱糊的房間裡，像只貓那樣病懨懨的．腰疼，胃疼，虛弱得連手都不願抬一下。我叫人端來淡而無味的煮通心粉，吃了兩口就推開了。看來再吃點什麼是不可能的。
我惦念著馬克斯。此時他應該到貝魯特了，明天他將隨奈恩車隊穿過沙漠。可憐的馬克斯，他該多掛念我呵。
幸運的是，我不必再為自己擔心了。我已感到內心翻騰著要乾點事或挪挪地方的決心。我又吃了些無味的煮通心粉，放了點碎乳酪。每天早晨在室內來回走三趟以便恢復腿勁。醫生來看我時說已經好多了。
「不錯。嗯，看得出你是在恢復。」
「說真說，我後天就想回家了。」
「噢，別說蠢話。告訴你，那位內閣大臣……」我按計劃離開了那兒。旅館的搬運工攙著我蹣跚地登上火車。我躺倒在我的鋪位上，沒怎麼動彈，偶爾叫人從餐車給我端碗熱湯來。湯總是油膩膩的，我毫無胃口。假如是若干年後，這種不喜油膩倒是對保持體型有好處，可在當時我還很纖瘦。旅程結束回到家時，我已皮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了。回到家後，躺在自己的床上真是再舒適不過了。過了將近一個月，我才完全恢復了體力和精力。
馬克斯平安抵達烏爾，他為我一直心煩意亂，一路發了數封電報，盼我的迴音，可總是杳無音訊。他用工作來沖淡內心的焦慮，所幹的話比伍利夫婦預料的要多得多。
到了我現在的年紀，我非常清楚如何對付性格愛衝動的人：演員、製片人、建築師、音樂家和像凱瑟琳·伍利這樣愛慕虛榮的人。就母親而言，馬克斯母親是那種我所說的極敏感的人，我母親也屬同一類人。
我的幾位演員朋友就好發脾氣。查爾斯·勞頓在《不在犯罪現場》中扮演赫爾克里·波洛。一次在排演休息時，他一邊吸著冰淇淋水，一邊向我說起他的處世絕招：「裝作喜怒無常很有好處。人們會說，當心別惹惱了他，要知道，他動不動就發脾氣。」
「這種做法有時讓人心煩，」他補充說，「尤其是你並沒有這種慾望的時候。但是這樣畢竟划得來，每次都不會吃虧。」
2
這時期的創作活動在我記憶裡似乎難以理解的模糊，這看來不可思議。其實即便在當時，我也沒把自己看做是一名真正的作家。我寫作長篇和短篇小說，並能出版。我開始習慣於把這做為一項固定的收人。可每當我填寫表格中職業一欄時，我除寫上當時引以為榮的「已婚婦女」之外不知道還有什麼好寫的。我是個已婚婦女，這是我的身份，是我的職業。寫書是我的副業。我從沒有把寫作冠之「專業」的金字招牌。我覺得那樣太荒唐。
我的婆婆對此不理解，「你寫得精彩極了，親愛的阿加莎，你應該寫點，嗯，更嚴肅的？」指的是「值得寫的」東西。我發覺我無法向她解釋，也沒想到要解釋，我的作品是為消遣而寫的。
我想做個優秀的偵探小說作家，當時確實是這樣想的。
我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是個優秀的偵探小說作家。我的一些作品使我感到得意和滿足。但是，我從未得意忘形過，因為我覺得這些並不是最高成就。故事並不像為第一章擬寫線索發展時所構想或鍍步時喃喃自語展現在眼前的那樣理想。
可愛的婆婆大概是要我寫出某個世界著名人物的傳記。我想象不出還有什麼會比這更棘手的了。然而，我總是不加思索十分謙虛地回答說：「您說的對，不過我不是一個真正的作家。」羅莎琳德往往會糾正我說：「可你就是個作家，媽媽。這一點毫無疑問。」
可憐的馬克斯由於結婚而被狠狠地治了一下：就我所知，他從不看小說。凱瑟琳·伍利把《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強塞給他，他卻一個字都沒看。有人在他面前談過故事的結局，他說：「知道了結局，這書還有什麼看頭？」而就在這時，他成了我丈夫，於是他毅然地捧起了書。
到這時為止，我已寫了近十本書，他慢騰騰地從第一本看起。馬克斯關於輕鬆讀物的概念是那些深奧的考古學著作或古典專題的研究著作。因此，他看這種輕鬆小說時愁眉苦臉的樣子十分好笑。可我應該驕傲地說，他堅持下來了，後來，他似乎對這種自討苦吃也樂在其中了。
可笑的是我對婚後撰寫的書竟然印象無幾。大概是我過於沉湎在日常生活的歡樂之中，而寫作成為我的時斷時續的任務了。我從沒有一間固定的專用寫作室。在以後的許多年裡，這給我帶來了許多麻煩，因為每逢接待來訪者，他們第一個要求就是拍攝一張我的工作照。
「帶我們看看你的寫作室吧。」
「噢，我在哪兒都可以寫。」
「可總有個專用房間吧？」
然而我沒有。我的全部用品不過是一張結實的桌子和一臺打字機。這時我已開始用打字機直接寫作，儘管我仍習慣在開始幾章時以及間或著用筆創作，隨後再用打字機打出。臥室裡一張放臉盆用的大理石桌面成了寫作的好地方；餐廳裡的餐桌也挺合適。
家裡人常常注意到我又要開始創作了，「看，米蘇斯又在琢磨呢。」卡洛和瑪麗總是叫我米蘇斯，她們都看得出我陷入沉思的表情，她們有所期待地望著我，催我躲進屋子裡專心寫作。
許多朋友對我說：「不曉得你什麼時候寫書，因為我們從來看不到你寫作的情景，甚至看不到你到什麼地方寫作。」我的行蹤大概和狗叼著骨頭走開的情況差不多：狗偷偷摸摸地走開，半小時內見不到其蹤影。隨後它會鼻子上沾滿泥土，扭扭捏捏地出現在面前。我大概也是如此，要去寫作時，我總是有些不自然。可每逢我得以抽身，關上房門不讓別人打攪，就可以伏案疾書，完全沉浸在寫作之中。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我寫的作品相當可觀：除了一些完整的長篇之外，還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
一本以奎因先生為主角的小說集，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寫作並不經常，或許隔三四個月才寫一篇，有時間隔還會更長些。期刊似乎喜歡這類作品，我自己也頗為得意，但是我回絕了給期刊寫系列小說的要求。我不想寫一部關於奎因先生的系列小說，我只是在有創作衝動時才動筆。
我還出版了一本名為《犯罪團伙》的短篇小說集。每篇小說都是模仿當時某一定型偵探模式寫成的。現在有些已記不清了。我記得有索思利·科爾頓那個瞎子偵探，當然還有奧斯亭弗里曼；弗里曼·威爾斯·克羅夫特和他那奇妙的時間表；也有夏洛克·福爾摩斯。在我挑選了十二位偵探小說作者，看看他們中哪一個至今仍為讀者所熟悉是很有趣的。有些人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有些則默默地消失了。當時在我看來，他們寫得都很出色，以不同的風格給人以享受。《犯罪團伙》其中有描寫我的兩位年輕偵探湯米和塔彭斯的故事，這倆人成了我第二本書《暗藏殺機》的主要人物。為了換換樣，再次以他倆為主角創作倒頗有趣。
《寓所迷案》是在一九三零出版的，但是，我對出版時間和地點以及寫作過程、起因，甚至連怎麼想起用一個新角色馬普爾小姐作為小說中的偵探都記不清了。當時，我肯定沒打算在以後的寫作生涯中繼續以她為主人公。我沒想到她會成為赫爾克里·波洛的競爭對手。
如今，人們絡繹不絕地寫信給我，建議馬普爾小姐和赫爾克里·波洛應該邂逅相遇。可這有什麼必要呢？我肯定他倆決不會對此感到高興的。赫爾克里·波洛清高自負，他不會要一個老處女來教他幾手的。他是個職業偵探，有他在，就不會有馬普爾小姐的立足之地。他倆都是紅人，都是憑本事吃飯的。我不會安排他們邂逅相遇的，除非我一時心血來潮，感到有必要這樣做。
我想，大概是在《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中刻劃謝潑德醫生的妹妹時所產生的樂趣，促使我產生了創造馬普爾小姐這個人物的想法。我喜歡書中她這個角色，尖刻的老處女，好奇心十足，沒她不知道、沒聽過的事：地地道道的私人偵探。當這本書被改編成劇本時，使我大為不快的是卡羅萊挪不見了。醫生又多了一個妹妹，一個妙齡少女，能喚起波洛春心萌動的嬌媚姑娘。
我不瞭解這主意剛剛出現時。人們對於戲中的改動是多麼難以接受。這時我已經寫了一個自己的偵探故事劇本，記不得這是什麼時候了。休斯·梅西對此頗有異議；他們實際上要我最好不要對這個劇本存在什麼期望，因此我也就沒有強求他們。這個劇本名叫《黑咖啡》。這是一部傳統風格的驚險劇，雖然其中不乏老調重彈，但我覺得還不錯。後來，時來運轉，我在森尼代爾時的一位朋友伯曼先生與皇家劇院有關係，他向我提出這劇本或許能上演。
弗朗西斯·沙利文在《黑咖啡》中飾演波洛。他體態臃腫，身高六英尺二英寸；我對飾波洛的演員總是一個肥胖的傢伙感到奇怪。我記得首場演出是在漢普斯持德的大眾劇場，露西婭的角色是由喬伊斯·布蘭德扮演的，我一直認為她是個出色的演員。
《黑咖啡》公演了四五個月後，終於挪到西區上演。二十多年後，這個劇經過稍許修改重新出現在舞臺上。作為保留劇目，人們對它反應很好。
《不在犯罪現撤是由邁克爾·莫頓根據我的一部書《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改編上演的第一部劇作。他是個劇本改編行家。我對他最初的想法不以為然，他想讓波洛年輕二十歲，改名為博·波洛，身邊有許多姑娘獻媚。這時我和波洛結下了不解之緣，我意識到他將永遠是我筆下的人物，我極力反對完全改變他的性格特徵。後來，在監製人傑拉爾德·杜·莫里哀的支援下，我們決定去掉醫生妹妹卡羅萊娜這個人物，用一個年輕美貌的姑娘來代替。我前面說過，我很不情願去掉卡羅菜挪這個人物，我偏愛以鄉村為背景的關於她的那段故事。我喜歡通過醫生和他主宰一切的妹妹的生活表現出來的鄉村生活的劇情。
如今重溫《寓所迷案》，我並不像當時那樣滿意。我覺得它的人物過多，枝節也太多。但主要情節還是經得起推敲的。我看那村子就像確有其事一樣，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些村莊與之相似。孤兒出身的侍女、訓練有素且會向上爬的傭人不見了，但取代他們的日間女傭又與他們何其相似，儘管應該承認她們不如前輩人那麼有心計。
馬普爾小姐不知不覺地走進了我的生活，競絲毫沒引起我的注意。我給一家期刊寫了六篇系列短篇小說，選擇了六個人物每星期在一個小村莊聚會，講述疑難案例。我從簡·馬普爾小姐寫起，這位老處女很像我姨婆在伊靈的某些至交。我年輕時去鄉村時常遇到這種老婦人。馬普爾小姐決不是我姨婆的再現；她要比我姨婆更大驚小怪、更有老處女的味道。但是倆人確有相似之處，她們性格爽快。她們總喜歡把人和事往壞裡想，而可怕的是事實證明十有八九她們是對的。
姨婆的預見性相當可怕。我哥哥姐姐曾在家把一隻溫順的小松鼠養了一年之久。這天，姨婆在花園裡捧起這隻傷了一隻爪子的小生靈，頗有見地地說：「聽著！這隻松鼠幾天之內就會順著煙囪跑掉。」五天後果然跑了。我把姨婆的這種預言能力賦予了馬普爾小姐。馬普爾小姐對人並無惡意，只是不輕信任何人。儘管她持人性本惡的觀點，她還是善待每一個人。
馬普爾小姐剛一在我的書中出現就有六十五歲到七十歲左右了，如同波洛一樣。這並不是件好事，因為她要在我的創作生涯中常常陪伴著我。假如我預見這一點，我會讓一個早熟的學童作我第一個偵探，於是他會和我一起成長。
為了這六篇系列小說，我給馬普爾小姐安排了五個夥伴。第一個是她的外甥，他是一位當代小說家，他的作品裡涉及了深奧的理論，亂倫、性、以及關於臥室和廁所裝置的汙穢描繪，總之，是他眼中赤裸棵的生活。他對自己美貌而迂腐的簡姑姑一味遷就，就像對待一個不諳世事的人。第二個人是個身為現代派畫家的年輕姑娘，她剛剛和雷蒙德·韋斯特有了點暖昧關係。接下來是佩蒂格魯先生，他是位地方律師，沒有人情味，機警，上了年紀；其餘兩位是本地醫生，一個瞭解許多病例從而對每晚的難題都能講出個所以然的有用之人，以及一位牧師。
馬普爾小姐自己講述的疑案用了一個有些可笑的名字：《聖彼得的拇指》。後來，我又續寫了六篇以馬普爾小姐為主人公的小說。這十二篇和另外一篇以《死亡草》為書名在英國出版了，在美國出版的書名則叫《星期二俱樂部謀殺案》。
我記不得寫作《懸崖山莊奇案》的情景了，我可能以前就打好了腹稿，這是我的習慣，常常弄不清一本書是否剛脫稿還是已出版。故事情節常常不期而至地湧人腦海：沿著大街散步時，或滿懷興趣瀏覽某家帽店時，突然有了絕妙的構想。我想：「這回可以天衣無縫了，沒有誰能看出破綻來。」當然，所有的情節都有待於進一步推敲，各個人物也只能慢慢地活起來，我當即在練習簿上記下這個絕妙的構想。
到目前為止，這樣做很得心應手，但我常常把練習簿丟掉。我手裡總是有半打練習簿，隨時把想到的情節或是某種毒藥或藥品，或是在報紙上看到的某次狡詐的詐騙案記下來。當然，如果把所有這些都清楚地分類歸檔，會省掉我許多麻煩。然而，有時到一摞舊筆記本中去漫無目標地尋找隨手寫下的幾行字，諸如「可用的情節：自己動手；姑娘不是真妹妹；八月」以及情節梗概什麼的，倒是別有一番樂趣。
有些情節都記不得了，有些情節則時常在腦海中縈繞，我樂於細細地品味把玩，因為我知道總有一天會寫出來。在安排好《羅傑·艾克羅伊德謀殺案》細節之前，我曾在腦海中醞釀了很久。魯斯·德雷珀的演出觸發了我的創作靈感。
她那逼真的模仿，那使自己從一個愛叨嘮的妻子變成一個跪在教堂裡的農家姑娘的演技給我以啟迪。她使我寫出了《人性記錄》。
初寫偵探小說時，我無限評判或是認真地考慮犯罪問題。偵探小說是追逐獵物的小說，也是體現某種道德的小說；實際上它再現了那種古老的通俗道德傳說：惡的毀滅和善的勝利。一九一四年戰爭時期，作惡者並非英雄；當時英雄是行善的，敵人是邪惡的，道理是如此簡單明瞭。當時沒有開始研究心理學。我像其他任何寫書和看書的人一樣，憎惡罪犯，同情無辜的受害者。
對於時髦的英雄拉弗爾斯則例外，他是個慣偷，愛打板球，總是和那個兔子樣的夥計邦尼在一起。我一直有些討厭拉弗爾斯，這當然是傳統的作用。他是個羅賓漢式的人物，可拉弗爾斯令人感到輕鬆。
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會出現如今這樣的情況，看犯罪小說是由於喜好暴力，為了從野蠻行為中獲得虐待的快感。
現在殘酷行為幾乎像每日的黃油麵包一樣普遍。當然，我稱之為「仇視者」的只是極少數人，但是，像所有的少數派一樣，這種人的能量遠遠超過多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