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術治。術者，尋常泛說之為技巧也方法也。然則，法家所言之術，卻是治吏之道，是謂術治。戰國之世，術治說由申不害執牛耳，被天下看作與商鞅法治說並立的法家派別。申不害術治說的理念根基在於：無論是勢還是法，都得由人群來制定推行；這個人群，便是君王所統領的臣下；若君王駕馭群臣得法，律法政令便能順利推行，否則天下無治；所以，治道之本在統領臣下之術治。顯然，申不害術治說也是偏頗的，漏洞也很明顯。一個最大的尷尬是：國家若不變更舊法（根基是不廢除實封制），而唯重吏治整肅，便不能根除奸宄叢生腐敗迭起的痼疾，國家始終不能真正強盛。齊國如此，韓國更如此。
《韓非子》嚴詞詰難申不害的術治說及其在韓國的實踐。
「韓國法令龐雜，故晉國之舊法與新法並行。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故奸邪必多。貴胄之利在舊法，則以舊法行事；官吏之利在新法，則以新法行事；其利若在舊法新法之相悖（衝突），則巧言詭辯以鑽法令之空隙。如此，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佞叢生也！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用術於上、法不勤修之患也！」
基於申不害給韓國留下的術治傳統危害極大，也基於韓非自己對術治的冷靜評判，韓非對「術」作了嚴格定義：「術者，因權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用今人話語說，術治便是用人制度與問責制度的運用法則。所以，韓非倡導的術治絕不是簡單的權謀之術，儘管它也包括了權謀之術。
嬴政最為讚歎的是，韓非沒有因納術入法而輕法，而是將術與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國大道。有人問，法治術治何者更重？韓非答曰：「此猶衣食之孰重孰輕，不可無一也，皆養生之具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從九歲起，嬴政便是秦國太子。從十三歲起，嬴政便是秦國之王。從二十二歲起，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強國的親政君王。期間風雨險惡不可勝數，對君王不可或缺的正當權謀體味尤深，可謂烙印在心刻刻不忘。為此，嬴政對《韓非子》所闡釋的術治新說深有同感。讀《定法》之時，嬴政連飲三大爵凜冽老酒，慨然拍案道：「如此術治，寧非與法治共生也！韓子大哉！」
最令嬴政感奮不能自已者，還是韓非的《孤憤》篇。
韓非之《孤憤》，不是訴說自己的孤獨，不是宣洩一己的憤懣，而是為天下變法之士的命運憤然呼號。嬴政記得，初讀《孤憤》時一身冷汗，眼前夢魘般浮現出翻翻滾滾的慘烈場景，車裂商君的刑場屍骨橫飛鮮血遍地，渾身插滿暗箭的吳起倒在血泊靈堂，浴血城頭將長劍插進自己腹中的申不害，刺客刀尖閃亮蘇秦頹然倒地，形容枯槁的趙武靈王正瘋子一般地撕裂吞嚥著掏來的幼鳥，嘴角還淌著一縷鮮紅的血……
「昭昭《孤憤》，志士請命書也！」更深人靜，嬴政慨然拍案。
《孤憤》沒有羅列一個血案，但卻令人驚悚，令人惕然。根本處，在於《孤憤》以無與倫比的洞察力燭照了變法志士無法避免的悲劇命運，將血腥的未來赤·裸裸鋪陳開來給芸芸眾生瀏覽，冷森森地宣示了變法家的血泊之路。行法犧牲者的命運，韓非是一層層揭開的：
首先，變法之士的秉性與使命，決定了必然與當道貴胄勢成不共戴天。「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一旦任職），則燭重人（當道權臣）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則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朝綱）之外矣！如是，智法之士與當道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其次，當道舊勢力擁有既成的種種優勢，變法之士則是先天劣勢。《孤憤》一一列出了當道者的基本優勢，謂之四助五勝。四助是：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門客學士之助。之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當道者擅樞要，則內外為之用。」有權力結交諸侯，有權力決定群臣利益分配，與君王之近臣內侍利害相關，有權力財力給士人門客以養祿，故有這四種助力。五勝是：一為官爵貴重，二為朋黨眾多，三為得朝臣多數，四為國人多趨於傳統而一國為之訟（辯護）；五為得君王愛信。與當道者相比，變法之士卻是五不勝：一官爵低（處勢卑賤），二無黨附（無黨孤特），三朝野居少數（反主意與同好爭，一口與一國爭），四缺乏故交根基（新旅與習故爭），五與君王及其親信疏遠（疏遠與近愛信爭）。
其三，如此態勢之下，變法之士的命運結局必然是走上祭壇做犧牲。「資（根基）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陷者，以公法誅之！其不可以被以罪過者，以私劍（刺客）窮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這是韓非最為冷酷的預言。變法志士只要違背傳統勢力之利益（逆主上），只有兩種結局——不死於公法（世族貴胄以祖制問罪），必死於私劍（刺客）。
其四，變法之士必為犧牲，然變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韓非清醒地看到了變法之壯烈，揭示了這種壯烈的根本緣由。變法之士者，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寧變法而死，也不願為腐朽將亡之邦殉葬。「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沿襲舊途而存國，不可得也！」
最後，《孤憤》對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變法之難，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國之不亡者鮮矣！變法之士，孤存孤戰。基於此，韓非告誡欲圖變法之君王，該當如何認識並保護變法之士。其最要緊的有兩條：一則，不與左右親信議論變法之士，更不能憑親信議論評判變法之士。「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更不以枉法為治……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譭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譭譽，則修士之吏廢。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二則，君主與權臣的利害不同，君主一定要明察權臣朋黨用私、杜絕賢路、惑主敗法之罪行，否則無以變法。「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昭昭《孤憤》，變法家犧牲之祭文也！
烈烈《孤憤》，變法家命運預言書也！
這便是韓非，在那劇烈動盪的大爭時世，自囚深居而思通萬里燭照天下，將鮮為世人所知的種種權力奧秘與政治黑幕化為煌煌陽謀，陳列於光天化日之下，成為權力場執行的永恆鐵則。一部《韓非子》，使古往今來之一切權力學說與政治學說相形見絀，直是人類文明之絕無僅有也！即或後世西方極為推崇的馬基雅弗利之《君王論》，也遠遠不可與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徹，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嚴，其激越犀利，其猙獰詭譎，其神秘靈異，其華彩雄辯，其生動諧趣，無不成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豐碑，無不成為那個時代的學養旗幟。《韓非子》之命運，如同其《孤憤》所揭示的變法家的命運一樣：在一個變法為主流的時代，他是焚燬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闊守成的時代，他卻被傳統學派一代又一代地詛咒著謾罵著，不能以公法滅其學，則必以口誅筆伐追誣其人，追誅其心。然則，不管如何咒罵，《韓非子》都始終是權力場中無以替代的法則，一切當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則執行。後世有學人馮振，曾雲：「《韓非子》乃藥石中烈者，沉痾痼疾，非此不救；用之不當，立可殺人！雖知醫者，凜凜乎其慎之！」這是後話。
那一夜，嬴政不能安眠，老酒一爵爵地飲，渾然不知其味。
五更雞鳴，嬴政長吁一聲：「嗟乎！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次日清晨，嬴政立即召來李斯與姚賈，事由只一句話：「無論何法，務求韓非入秦。」兩人一陣思忖，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韓國力邀韓非，姚賈卻不以為然。姚賈說：「韓非能否入秦，既在韓非，更在韓王。姚賈知韓甚深，對韓非亦有種種查勘。姚賈以為，若以求賢之心邀韓非，韓非必然拒絕；只有以威勢壓韓王，以韓王壓韓非，韓非或可入秦。長史入韓，著力處只能是韓非，對韓王這般謀術成癖之小人國君，只怕力有不逮也！」李斯笑道：「韓王固小人也，足下何以克之？」姚賈答曰：「善術之小人，唯認威懾，豈有他哉！」李斯又笑道：「足下安知李斯無威懾韓王之才？」姚賈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我觀長史，大才長策之士也，然對卑劣小人卻不擅應對。如此而已。」李斯對秦王一拱手道：「姚賈此說，臣無異議，但憑君上決斷。」嬴政當即拍案決斷：姚賈使韓，務求韓非儘快入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