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名迎回的人質都沒有受到傷害——我說的是身體上。但他們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卻是可怕的。他們每天都被告知這樣的話：「你們的朋友會用錢把你們贖出去的，你們不要失望，不然我們早把你們都殺了。」我想他們永遠也擺脫不了那段經歷在他們心理上所造成的創傷。他們肯定無法擺脫那個記憶，在他們生病、感到孤獨或者傷心的時候，隨時都會從他們的潛意識中像噩夢一樣浮現到他們的腦海裡來。
發生那次事件之後的幾個月裡，貢貝被認為是一個「敏感」地區，我們每次前往都要獲得政府方面的特別許可。沒有德里克，沒有他在政府中所享有的崇高威信，那次綁架事件就可能導致貢貝地區黑猩猩考察工作的結束。靠我一個人是無論如何也應付不了那麼多問題的。研究中心和國家公園的行政工作，他都可以幫得上忙。更為重要的是，他幫助重組了在坦尚尼亞的野外考察人員隊伍，鼓勵他們更加認真負責地把日常考察工作組織好。此外，我們在達累斯薩拉姆還可以通過無線電聯絡瞭解現場的工作情況。我儘量想把綁架事件造成的不快忘掉。
等我1975年10月到美國的時候，我發現那次事件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在斯坦福大學除春季有兩個星期的講學外，整個秋季都在那裡。我們原來以為那筆贖金是學生被釋放之前募集的，後來發現不是那麼回事。實際上，募集贖金的工作依然在進行。我盡己所能捐了些錢，但數額不大。接著所發生的事情對我來說就是一場不可思議的噩夢。
當時，謠言四起。兩個星期後，有人提出我應當離開斯坦福。有人對我說，「在事情平息之前」，我最好還是去避避風頭。大多數謠言是有關德里克的。他的確曾經希望不交贖金就能使學生安全獲釋——因為他想在這種問題上開個先例。那種認為他讓學生死掉的看法是荒謬的。他去參加談判，希望他在皇家特種航空隊的朋友幫點忙。此外還有人說我不負責任，說那天晚上我為什麼不挺身而出換回學生？我直到學生被綁架後才知道情況，可是這一事實他們根本就聽不進去。
這樣的謠言在美國不少地方大行其道。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如果我聽從有些人的建議，當時就離開斯坦福大學，那我也許就永遠不能再踏上美國的土地了。我租了一套房子，不久萬妮和格拉布就過來了。最後德里克也過來了。於是我就著手闢謠。在那年秋天的幾個星期中，我所作的努力使我進一步體會到《聖經》上所說的「束好腰帶」的含義。我一次次地作好了準備，去找那些設法躲避我的人。有時候這意味著用週末時間乘飛機去找，這筆費用是我承擔不起的。這一切都是為了從我的角度來解釋所發生的事情。萬妮像以往一樣，給了我極大的力量。我們在一起商量對策，常常談到深夜。而這時候，白天在大學園區一所小學裡學習的格拉布已經平靜地進入了夢鄉。我睡在床上，輾轉反側想盡快入睡，外婆的字條給了我很大的寬慰：「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當然是這樣。
所發生的這些事使我情緒低落，同時也使我感到大惑不解。後來有個人來採訪我，他近期調查了在世界各地發生的12樁重大綁架案件，其中包括轟動世界的帕蒂·赫斯特綁架案。在採訪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對我說了一番話，的確使我終生難忘。「簡，我知道你覺得你的處境很不公平，感到震驚。遺憾的是，在我所調查的這幾個案件中，一大筆贖金被交付之後，就出現了關係的破裂。友誼和信任變成了敵意和怨恨。一無例外。」
這是對人性所作的可怕的評論。在別人有痛苦和困難的時候，乘人之危，友情變成了敵意和怨恨。儘管這幾個難熬的星期終於過去了，但我也被弄得焦頭爛額，疲憊不堪——不過，至少大多數謠言已經偃旗息鼓。這也標誌著我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結束：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很少去回想。我在這裡提及它，主要是因為它在當時對我的衝擊太大，同時也因為它在人性方面給我上了深刻的一課。有許多人我原先一直認為是好朋友，可是他們只是一些不能共患難的朋友。我也明白了誰是真正的朋友。是他們給了我寶貴的支援！我以前的一些學生，從老遠的地方趕來陪伴我，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毫無疑問，我變得更加堅強，更加自信。這一系列的體驗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也顯得莫名其妙，極具挑戰意味。記得我當時曾祈禱上帝給我力量，讓我去做我不得不做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戰勝挑戰增強了我對上帝的信念。
綁架事件之後，在貢貝就沒有博士研究生了。我們的主要資金來源已經無法繼續支援這項研究——這本身也是一個挑戰。有兩位了不起的朋友想提供資助，一位是拉涅里·迪·桑·福斯蒂諾親王，另一位是他的妻子吉納維芙（吉尼）。拉涅里認為我應當能建立起自己的基金，這樣我就不必完全依靠別人的捐贈。於是，他著手爭取為一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非盈利性研究機構的合法地位。遺憾的是，這件事情還沒有辦成，他就與世長辭了。他的妻子吉尼繼續做文字材料方面的準備工作。簡·古道爾研究所於1976年成立。在此後的多年中，許多熱心支援、富有才華、有獻身精神的人都願意成為董事會的成員，願意幫助確保貢貝黑猩猩有個良好的未來，也願意幫助我們擴大研究計劃。所以，儘管有綁架事件以及其後的一段混亂，在貢貝的研究仍然得以繼續，不過其方式與以前略有不同：資訊的採集不再僅僅依靠學生，而是越來越多地依靠由熟練的坦尚尼亞人組成的野外工作隊，其成員都是從國家公園附近村莊裡招聘的。後來還將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外國研究工作者加入他們的行列，其中包括一位坦尚尼亞的博士。
可是，在綁架事件發生後的一兩年裡，在貢貝那邊一個外國學生也沒有了。那次事件後的幾個月裡，就連我自己要去，每次最多也只有一兩天時間。漸漸地，隨著情況有所緩和，我也能獲准呆一兩個星期了。只要一去，我就覺得似乎回到了從前，因為在那個湖畔有我自己的房子，我可以再次跟蹤我想跟蹤的黑猩猩，而且不必擔心這樣會使某個學生感到不快或者會干擾他們的研究。綁架事件發生的3年之後，有一次我坐在湖邊看著絢麗的日落，陷入了沉思。天空呈現鴨蛋青色。大湖遠處的丘陵上方，是千姿百態的火燒雲。這一景象顯得如此恬靜。然而在這平靜的、波瀾不驚的大湖西面，也就是扎伊爾的東部，以及再向北的蒲隆地，卻沒有絲毫的平靜——那裡充滿了恐懼、仇恨和暴力。那裡的扎伊爾村民不斷受到來自搞綁架的那個叛亂組織的其他小分隊的威脅。就在我看日落的前一天晚上，我還從望遠鏡裡看見那裡火光沖天——是村民的小屋遭到焚燒，那是叛亂分子對他們的懲罰，因為他們沒有提供他們索要的糧食。顯然，這樣的事是司空見慣的。偶爾也有滿載悲傷不已、飢腸轆轆的難民的獨木舟劃到貢貝的湖岸邊來。
回想起來，扎伊爾也真是多災多難。1960年，我跟萬妮剛剛到基戈馬，就遇上了從當時的比屬剛果來的難民潮。他們是從趕走殖民者的革命中逃出剛果的比利時難民。那次革命導致蒙博託總統獨裁統治下的扎伊爾的誕生。從湖上逃難來的比利時人成百上千。他們之中有的人受了傷，許多人兩手空空，被暫時安置在基戈馬港口的一座大倉庫裡。萬妮和我暫時克服困難，幫助基戈馬人為那些難民準備食物。我還記得自己當時參加了一個小組，大家做了兩千份三明治，用溼布把它們包起來，分裝在大大小小的白鐵皮箱子裡，然後分發給難民。萬妮和我前往貢貝的行程被耽擱了個把星期，直到當局認為事態已經恢復平靜後才成行。
除了開頭的那段風波，以後一直比較平靜。雖然1961年11月坦噶尼喀獨立，英國當局那時通知我離開基戈馬，以防暴亂，但是，那裡的人們相當平靜。在當時發現黑猩猩的21個非洲國家中，路易斯·利基無意中選擇了一個政治上最穩定的；我在坦尚尼亞的40年中，那裡就從來沒有發生過暴亂或者叛亂，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坦尚尼亞的締造者、國父朱利葉斯·尼雷爾。貢貝離北面的蒲隆地不過22英里，我們隔一段時間就聽說那個小國家局勢緊張，圖西族人和胡圖族人大火併，每次都有成千上萬無辜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慘遭殺戮。
1972年，這種由來已久、不斷發生的衝突變成了大規模的屠殺。碰上刮北風，我們就能聽見槍聲。我們甚至制訂出局勢惡化如何躲進山裡的應急計劃。操法語的非洲人沿湖岸南下明顯增加，除此而外，我們覺得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我坐在湖畔，觀看落日漸漸西沉到寧靜的遠山背後，心裡想著那些暴亂衝突。就在我觀看日落的時候，遠山那邊的人們仍然在東躲西藏，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擔憂，想方設法要逃脫給他們造成災難的那些人的魔掌。我心裡在想，儘管我們人類有無與倫比的智慧，有遠大崇高的抱負，可是我們的攻擊性行為在許多方面與黑猩猩相比不只是類似——而是有過之無不及。因為人類有能力超越他們的卑劣本能，而黑猩猩也許就做不到這一點。我想，在貢貝的研究逐步揭示了黑猩猩本性中的陰暗面，也使我對人類如何行為及其原因有了新的認識。
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nyerere，1922—1999），坦尚尼亞首任總統、泛非主義的堅定信仰者、非洲統一組織主要領導人之一。1985年辭去總統職務，1999年因白血病逝世。——譯者
「束好腰帶」（girduptheloins），聖經成語。源自《彼得前書》第1章第13節。後來西方人用該成語比喻「做好行動準備」，與漢語成語「嚴陣以待」意近。——譯者
帕蒂·赫斯特（pattyhearst，1954—），報業鉅子威廉·倫道夫·赫斯特的孫女。19歲時（1974）被激進恐怖組織綁架，被綁期間與綁架者合作搶劫銀行。1975年9月被聯邦調查局逮捕，被判7年徒刑。1979年卡特總統為其減刑，坐牢僅22個月後便獲釋。——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