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弗洛伊德理論來解讀母女關係的最出色的著作，是竹村和子的《關於愛》（2002）一書。書中講道，嬰兒無論性別，都密切地依賴母親。父親的角色，是用「閹割恐懼」來分離母子。可是，女孩子本無陽具，無法被閹割；更準確地說，女孩子是把陽具置於母親腹中了，所以一齣世便已經是被閹割過的了。女孩子與男孩子一樣，以母親為最初的愛戀物件，但女孩子卻不能像男孩子那樣，通過與父親的同化來將母親（那樣的女人）作為慾望的物件。女孩子不但不能愛母親，也不能愛與母親同性別（即自身性別）的物件。因此，比起男孩子，女孩子的「愛戀物件的喪失」，根源更深。為了忘卻那種「喪失」，女孩子將「喪失物件」內化了。這就是「憂傷」（melancholy），即抑鬱狀態。「憂傷就是對所愛物件的忘卻」。對於女兒來說，「對母親的愛被禁止，必須將之忘卻」。所以，像母親一樣，即「女性性」，本身就是「抑鬱的」（竹村，2002：174-6）。經竹村這麼講，我發現，被視為「女人味」的要素，比如「節謹」「嫻靜」等，與「憂傷」何其相似。換言之，自我慾望的意識與實現，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這種存在就是「女人」。倘真若此，生為女人，多不合算！
母親與女兒的和解
日本最近接連出版了不少關於母女關係的書籍，有信田佐代子的《不堪承受的母親之重——守墓女兒的嘆息》（2008），還有齋藤環的《母親支配女兒的人生——「弒母」為何困難》（2008），壓卷之作則為佐野洋子的《靜子》（2008）。本章的執筆受到了這些著作的刺激和啟發。
齋藤環是拉康派的正統繼承人，他的母女論對於熟悉弗洛伊德理論的人而言很好懂。不過由一個男性學者來解剖母女間複雜糾纏的關係，讓我有些難以接受也無法滿足。正因為好懂，不適之感也就更為強烈。與母女關係相比，父子關係更單純。在父子關係中，兒子弒父之後，只要代替父親的位置便了事，兒子只需憎惡作為壓迫者的父親即可，但女兒對母親卻不全然如此。齋藤說，兒子有很多切斷父子關係的機會，但女兒並非如此。
「有論者將與‘厭母’相通的‘厭女症’視為近代以後的產物supsmallid="filepos242120"/small/sup，我不那麼認為。至少，按照弗洛伊德的學說，女孩子的厭母情結有更為根源性的因素。」[斎藤（環），2008：117]
如果嬰兒的「厭母」確如齋藤所言，母親本為嬰兒慾望的絕對物件，「厭母」是起源於嬰兒對與母親分離的怨恨，那麼，「厭母」應該是不分性別的。南希·霍多羅夫supsmallid="filepos242613"/small/sup也曾經論述過這個問題，她認為這僅僅是由於一個歷史性事實，即嬰兒的最初撫育者為母親。另外，「不擁有陽具」便等於「軟弱無力」的意識，也是近代家庭制度下所特有的吧supsmallid="filepos242924"/small/sup。近年來，在對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一種有力的傾向是對他的理論進行歷史化的解釋，只把他的學說視為產生於19世紀末維也納的父權家庭之下、關於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別分化機制的理論，而不是關於人類普遍心理的學說。齋藤說：「弗洛伊德的假說，對性別分化的過程機制作出了明晰而體系性的解釋，在這一點上的價值，無論如何也不可忽視。」這是事實，但我認為，需要加上「在近代家庭制度之中」這樣一個歷史條件。
齋藤的書，書名副題為「‘弒母’為何困難」，可是，「弒母」的問題，表面看來沒有時代之分，其實是當今特有的現象。在過去，結婚為切斷母女關係提供了一個社會性契機。不管怎麼哭怎麼喚，嫁出去的女兒就是「別人家的人」，孃家母親再不能對女兒多嘴，女兒對孃家母親也不能多管。婚禮時三三九度supsmallid="filepos244023"/small/sup的最初兩杯酒，第一杯象徵與婆家雙親結親子之盟，第二杯才象徵結夫妻之約。對於女人而言，婚禮就是重結親屬關係的不可逆轉的儀式。女兒出嫁以後母親還能對其終身支配，不過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
與之相反，信田佐代子的書名中的「守墓女兒」一詞，表面看來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其實反倒是非常現代的現象。在父權制之下，出嫁的女兒作為兒媳，所守的應該是婆家而不是孃家的墓，父母本來不能期待女兒為自己守墓。現在，不但有非婚的女兒，還有出嫁以後也切不斷與孃家關係的女兒，如果沒有她們的登場，就不會出現「守墓女兒的嘆息」了。對於這種歷史變化，信田自己也意識得很清楚，她說：「‘守墓女兒的嘆息’居然能成書名，四十多年前當我還二十多歲的時候，根本無法想象。」（2008：86）
這個詞（指守墓女兒——引用人注）要引起感同身受的共鳴，需要具備如下幾個社會條件：母親壽命延長；女兒結婚年齡隨高學歷化而上升；母親的經濟狀況比較富裕；女兒有工作，但又因非正規僱傭人口的增長導致其經濟狀態並不穩定；少子化現象導致獨生女增多；等等。（信田，2008：86）
因此，在今天談論母女關係，與不顧具體歷史條件地談論存在於任何時代的母女關係是不一樣的，也與談論二十年前或四十年前的母女關係不一樣。信田說，由於上述歷史條件的變化，現在，母親的依賴物件不是兒子而是女兒。這是女兒地位上升的證據嗎？
另一本母女關係的書，作者是佐野洋子。她說，「母親其實一直嫉妒我」。作為一位學業優秀的長女，她一直對母親心懷憎惡。佐野接受了大學教育，一直擁有工作，這在那一代人中是少有的。與世上許多母親一樣，比起優秀的女兒，她母親更溺愛病弱的哥哥。富有繪畫天賦的哥哥十一歲時突然病逝，妹妹便代替哥哥接下繪畫用具，揹負著父母的期待，升入美術大學，成為一名成功的畫家。看到女兒的華麗成功，母親滿臉不開心。
「不是你那麼辛辛苦苦地供我上大學的嗎？我不是在好好地工作嗎？你為什麼要那麼陰沉，那麼不開心？」[佐野（洋），2008：62]
佐野對母親一直抱有一個不能消釋的疑念：當哥哥死去的時候，母親一定在心中祈願，死的是女兒就好了。佐野一直無法愛上母親，一直心懷憎恨，同時又一直責備憎恨母親的自己。
憎恨父親的兒子應該不會責備自己吧。父子關係與母女關係的決定性差異或許就在此處。不管出於什麼理由，憎恨母親是不能被原諒的。僅僅因為憎恨母親，女兒就得把自己當作「非人」一般引以為恥。為什麼？因為母親既是壓迫者，又是犧牲者。在佐野的書中，比起對母親的憎恨，更多的是對自己的譴責。
在「用錢把母親扔掉了」的老人公寓裡，母親漸漸患上了痴呆症。那麼要強、那麼粗疏、從沒表揚過女兒、從沒說過「對不起、謝謝」的母親，痴呆了以後，「變得像個菩薩」。自從小時候牽著母親的手被推開以後就再也沒牽過的母親的手，佐野第一次去牽了。去撫摸一直不願接觸的母親的身體、鑽進母親的被窩裡去陪睡，這些都是母親痴呆以前佐野不可能去做的事。
佐野說：「神志清醒的母親我一次也沒喜歡過。」在母親不再是母親之後，她才與母親和解了。聽到痴呆的母親說出「對不起，謝謝」的時候，佐野放聲痛哭，「終於從折磨我五十多年的自責中解放出來了」「活到今天，真好」。她的表達是「我被原諒了」，而不是「我原諒了母親」。她的自責意識就強到了那個程度吧。
讀者是否會鬆一口氣：終於趕上了母親還活著。不，人生不是總能「趕上」的。當母親不再做母親了，女兒才終於從女兒的角色中解放出來。
我自己與母親的和解，沒有趕上母親去世之前。在我原諒母親、被母親原諒之前，她已經走了。時機已經錯過了嗎？可是，死者也會成長。女兒的母親存在於女兒的身體之中。在與她的反覆的對話中，我體內的母親在慢慢發生變化。
無論是回應母親的期待，還是背叛母親的期待，只要母親還活著，女兒就不可能逃離母親的束縛。無論女兒是順從還是叛逆，母親都想一直支配著女兒的人生，哪怕在自己死後。女兒對母親的怨恨，表現為自責和自我厭惡。女兒無法喜歡不能愛上母親的自己，因為母親和女兒互為分身。對於女兒來說，厭女症常是對帶有母親影子的自己的厭惡。
有解決辦法嗎？正如信田所言，母親向女兒，女兒向母親，相互告訴對方：「我不是你。」我們只能從這裡開始。
·作者注·
「近代家庭」，是來自歷史人口學的一個歷史性記述概念，與之前的家庭形態相比，「近代家庭」有如下特徵：（1）以夫妻為中心；（2）以孩子為中心；（3）排除非血緣親屬。從性別論角度來看，近代家庭還有兩個特徵：（4）公私領域的分離；（5）性別角色在兩個領域的分擔配置。近代家庭在歐洲形成於18—19世紀，在日本則於明治末期至大正時期在都市地區形成，進入戰後高度成長期後，急速地大眾化普及化。
此處所指「論者」，可以理解為江藤淳（1967，1988）和贊同江藤之說的上野（1994）。
南希·霍多羅夫（nancychodorow，1944—），美國女權主義社會學家、精神分析家，曾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事實上，人類學學者馬林諾夫斯基前往母系社會特羅布裡恩島（trobriandislands）時，曾因發現彼地並無「俄狄浦斯情結」而困惑混亂。另外，我們還知道，對於在單身母親以及收養女婿的家庭里長大的兒子，與父親同化的機制很難產生。
新郎新娘用大小不同的三種酒杯三度敬酒的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