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吶喊·自序》片論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寫的幻燈片事件，堪稱其一生中的一個戲劇性轉折，「既是一次具體動人的經歷，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意義的隱喻」sup/sup。雖然有人質疑它是否出於虛構，其震撼力和感染力已經使此事件成為幾代中國人的心理真實。於是我們完全認可了魯迅由此得出的如下結論，而不覺有任何不妥：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sup/sup
在這段文字裡，作者將強壯健全的「體格」與麻木愚弱的「精神」對舉，而凸顯了一個「意義」之有無的問題。其中的邏輯非常清晰：如果一個國民徒有一副健全的體格，而缺乏一種健全的精神，「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於是，意義只存在於精神的層面，它的有無，直接關係到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一旦沒有了這個意義，則死不足惜矣。
一、意義從哪裡來？
現在的問題，首先是：意義究竟從哪裡來？個體生命的意義將如何獲得，或者說，該如何賦予？
顯然，一個人存在的意義並不能自足、自明，一定要在某種文化體系中，由某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規範——宗教的、社會的、民族的、家庭的，等等——予以認定。要給你的「活法」一個「說法」，首先就要解釋你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此一目的與別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目的之間的關係。如果不能夠在一個價值的序列與等級的體系中尋找到你的位置及去向，你就是不可理解的。總之，意義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一個可以進行定位和估價的文明體系為你建構出來的。比如，在古代中國的儒家社會，個人可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關係中獲得其存在的意義，體現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一系列價值。正如在中世紀基督教盛行的歐洲，個人可以在與上帝的關係中體現出自己的意義來。
但是，意義不能夠交換。不同的文化體系之間，很難理解對方存在的意義。這裡既有古今之異，也有中西之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法國詩人瓦雷裡（paul valéry）有一番話，典型地表明瞭這種意義的隔膜：
由於我們對中國人的認識困惑不解，所以不知道應將他們列在我們的文明體系的什麼位置上，雖則我們可以明確界定埃及的、猶太的、希臘的和羅馬的文化在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我們既不能像他們看待我們一樣將他們視為野蠻人，又不能把他們抬到與我們同樣驕傲的地位，於是只好把他們列入另一領域，編入另一個歷史順序之中，即將他們劃歸到實際存在但不可理解卻又與我們永遠共同生存的一個類別中了。sup/sup
一旦劃歸異類，則越發不可理解。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的成見，異類簡直就是「非人的人」，而其歷史，也就是黑格爾所謂的「非歷史的歷史」。比如，在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裡，作者這樣描寫一群白人在剛果河之所見所感：
汽船吃力地沿著黑暗的、不可理解的狂暴的邊緣緩慢行駛。史前的人在向我們詛咒，祈禱，或表示歡迎——誰說得清是什麼？我們被阻斷了對周身環境的理解；我們可疑地、偷偷地、形同魅影般滑過，就像正常人面對瘋人院裡的一場熱情的爆發。我們理解不了，因為我們走得太遠，我們記不得，因為我們正旅行在洪荒時代的一個夜晚，那已消失了的洪荒時代，消失得不留痕跡，沒有記憶。
「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也就是還沒有進入意義的建構的人。康拉德幾乎在不經意間，就對非洲的歷史進行了「非歷史化」，同時對非洲人進行了「非人化」（de-humanization）。sup/sup
二、被加入「歷史」的「國民」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魯迅是依據什麼而認定人的意義之有無，並展開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的呢？
由於自甲午戰爭以來空前的內憂外患不斷出現，中國舊文化的基礎發生了劇烈動搖，傳統的世界觀與價值規範瀕臨崩潰，已經無法賦予中國人的生存以積極的意義。中國知識分子面臨思想的轉型，借鑑西方文明的標準來反觀自身已成必然的趨勢。因此，魯迅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無疑是建基在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體系上的。用不著因此而為魯迅辯護，因為在他那裡，與西方視野相重疊的看法，比比皆是。舉例來說，在《隨感錄四十二》中，魯迅針對外國人稱中國人為「土人」——野蠻人的代名詞——而發表意見說：「我們現在，卻除承受這個名號以外，實是別無方法。因為這類是非，都憑事實，並非單用口舌可以爭得的。」但是，如果從傳教士那裡去尋找魯迅對中國看法的根源，則是捨本逐末。sup/sup要找就得從西方近代思想的主流裡去找。眾所周知，魯迅早期思想中佔主導地位的，是進化論；並且他對「黑該爾」的「神思宗」也不陌生。正是黑格爾的歷史觀與達爾文的進化論，形成了瓦雷裡所謂「我們的文明體系」的軸心觀念。
今天的我們已經不大能想象，在那個超穩定的、不斷迴圈的古代中國社會里，人們的生活意義何在，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歷史有目的、在進步。我們已經認定，只有進化的觀念才能夠賦予生存以意義。傑姆遜（fredric jameson）認為：
儘管達爾文的理論說明生命並不是充滿意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卻賦予人類歷史以一定的意義，歷史被認為是在朝著一定的目標前進。而社會生活中所有的非正義、不平等和痛苦便都因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計劃而消失或減輕了。這樣，社會達爾文主義便和宗教有了相同之處。宗教建立一個神性的目的，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利用來建立了一個新的目的，不再是宗教，卻和宗教有相同的作用，因為它也為個體的生命提供了意義。sup/sup
意義存在於歷史的進步中，不能體現出進步及其目標的歷史產生不出意義。這就是黑格爾為什麼把中國以及印度的歷史稱之為「非歷史的歷史」的根本原因。（在魯迅的心目中，也有一個「中國歷史的整數」，而「這歷史沒有年代」）在黑格爾看來，東方的精神不能自省，缺乏普遍性，無法上升。「中國和印度可以說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sup/sup傑姆遜打趣地問道，這種文化與世界歷史還能有什麼關係呢？
很顯然，生活在巴比倫文化中的人不會認為自己的任務就是繁育一些人，然後消滅，讓位給新的文化，巴比倫人也是生活在一個完整的文化體系中的，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是重要的。而從黑格爾的歷史觀來看，他們只有一個世界歷史作用，那就是繁育，並且發明天文學和數學，然後從地球上消失。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