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話語困境
在魯迅一生的言說中，有一個自相纏繞的悖論，這就是《野草》開宗明義的一句話：「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他曾經說自己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周韓非的毒」（《寫在〈墳〉後面》），至少在言說的問題上，魯迅確實繼承了莊子和韓非子對於語言的不信任。就言說者而論，莊子一直認為「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莊子·秋水》），所以他一針見血地點破：「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莊子·寓言》）。當這個世界不足與言的時候，他欣賞那種乾脆「銷」「沉」下去的人：「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莊子·則陽》）。就言說的物件而論，五四時代所要啟蒙的眾庶，未嘗不等同於韓非子打算勸諭的獨夫：「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以智說愚，必不聽」，「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韓非子·難言》）。怎麼說都不對頭，可真是難說得很呢！
然而魯迅的使命是言說。不得不說，不能不說。用陸興華最簡賅的說法那就是：「他是通過語言來對付別的通過語言而存在的東西的」。在《魯迅總是我的魯迅，我的魯迅是這樣的魯迅》一文中，他寫道：
苦難是說不出的，無法與人交流的，說得出來的，已不是苦難了，列維納說。尤其是無法用現成習語（les idioms existants）來說出它的，利奧塔說。奧斯維辛之後，所有的西方思想語彙都不夠來說出這種比死亡更可怕的苦難了，它存在於現有的語彙和語義之外，阿多諾說。魯迅一定是與阿多諾有著同感，堅認他當時手裡的語言是決計說不出這種苦難的，他必須努力去鍛造一種新的語言，用一種「清白」的語言來說出我們這個民族的新舊苦難。
列維納說，利奧塔說，阿多諾說，三說恰好構成魯迅的言說之難。
一、不可說與非常道
在《我要騙人》一文裡，魯迅認為「永無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因為真實是不能夠說的，是會致愛我者於死的。《傷逝》典型地表現了這一披瀝真心的危害：
我不應該將真實說給子君，我們相愛過，我應該永久奉獻她我的說謊。如果真實可以寶貴，這在子君就不該是一個沉重的空虛。謊語當然也是一個空虛，然而臨末，至多也不過這樣地沉重。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我要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
在《祝福》裡，祥林嫂問「我」死後有沒有靈魂，「我」支吾以對；而在《我要騙人》裡，魯迅卻說：「倘使我那八十歲的母親，問我天國是否真有，我大約是會毫不躊躇，答道真的有罷。」此即《立論》之難：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老師，我得怎麼說呢？」
「那麼，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最後這種無意義的聲音，便是聒噪。《求乞者》的乞討聲讓他煩膩，也因為聒噪。《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裡奴才蓮花落式的訴苦，聒噪之至。但魯迅對於話語的濫用，不是冷嘲，而是熱諷，如《故事新編》裡的《起死》，莊子的喋喋不休，有著《大話西遊》裡羅家英的煩死人和周星馳的無厘頭。聒噪是語言的垃圾的任意堆集，這垃圾漫天漂浮著，形成了對言說的本質的徹底消解。所以他才會在《狗·貓·鼠》裡讚揚動物不像人，對就對，錯就錯，不喜歡嚕囌，做作，說空話。
對言說一直滿腹狐疑的魯迅，敏感於、警惕於自己的言說混入一切「現成習語」。他怕就怕自己所說的其實並非自己真實的心聲，而是別人說過了的話，甚至說油了的話。《吶喊·自序》集中表達了他對「言不由衷」的過敏，甚至從根本上否定了言說的意義。他說自己「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至於「大嚷起來」，將鐵屋子裡的沉睡者「驚起」，也未必對得起他們。關鍵的問題是，開口未必是發自內心的願望，而是屈就他人所說的套話：
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
但人云亦云在魯迅看來，是一種嚴重的不道德。從某種意義上講，魯迅未必不算儒家的信徒。他一開始就主張人要有「執」與「信」（《破惡聲論》），講話要「披瀝真實的心」，這同儒家的某些信條很一致，比如「正心誠意」，比如「修辭立其誠」。「吶喊」「當然須聽將令」，這就有違於魯迅一貫堅持的原則，即《文化偏至論》一再提到的，「思想行為，必以己為中樞，亦以己為終極，即立我性為絕對之自由者也」。「於客觀之習慣，無所言從，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觀世界為至高之標準而已。以是之故，則思慮動作，鹹離外物，獨往來於自心之天地。」無論這異己的聲音是來自封建話語，還是啟蒙話語，抑或革命話語，皆應「無所言從，或不置重」。一旦順應了異己的話語，則有「做戲的虛無黨」之嫌，就成了作者「給與煩膩，疑心，憎惡」的《求乞者》：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著夾衣，也不見得悲慼，而攔著磕頭，追著哀呼。
一個孩子向我求乞，也穿著夾衣，也不見得悲慼，但是啞的，攤開手，裝著手勢。
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裡說，自己的吶喊只不過是「想給人們添些熱鬧」，是「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暫時給人借用的。而在《答有恆先生》中，魯迅覺得當年「救救孩子」之類四平八穩的議論現在聽上去「空空洞洞」，所以他試圖撇清自己與既得利益了的五四主流啟蒙者的關係。其《自選集·自序》有云：「然而我那時對於文學革命，其實並沒有怎樣的熱情。」1925年11月所進行的《熱風》的編輯工作，正透露了他此時的意向：他將寫於1919年的「隨感錄」第三十九至第六十六，全都「誤編」入1918年。以魯迅的精細，這錯誤不可能發生。他顯然是故意的。
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非得用「現成習語」來說不可。魯迅對自己的聲音裡聽出他人「現成」的聲音具有神經質的敏感。《傷逝》裡提到，強不說以為說的言說，不可信而且難堪：
我知道我近來的超過她的冷漠，已經引起她的憂疑來，只得也勉力談笑，想給她一點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臉，我的話一齣口，卻即刻變為空虛，這空虛又即刻發生反響，迴向我的耳目裡，給我一個難堪的惡毒的冷嘲。
我和她閒談，故意地引起我們的往事，提到文藝，於是涉及外國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諾拉》，《海的女人》。稱揚諾拉的果決……。也還是去年在會館的破屋裡講過的那些話，但現在已經變成空虛，從我的嘴傳入自己的耳中，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壞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
穆旦《詩八首》裡同樣寫道：「我和你談話，相信你，愛你，/這時候就聽見我底主暗笑。」求乞也好，求愛也好，你簡直無法躲開他人「現成習語」天然設定的陷阱。
所以，要說的總是「存在於現有的語彙和語義之外」，這正是薛毅在《無詞的言語——論〈野草〉》一文裡提到的魯迅的話語困境：既然「話語與寫作主體呈鮮明的異己性對立」，那麼「表達的似乎永遠在表達之外」。「魯迅明示著，那種統一在‘吶喊’之內的所有表達與他自有的‘確信’是不一樣的，前者異於己而後者不能表達，只能‘沉默’。」sup/sup魯迅在《怎麼寫（夜記之一）》（1927）裡，也講到過這種用言語之手總是夠不著的那種焦慮和窘迫：
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