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我就生活在魯迅的陰影裡。我家最早是住在縣城的圖書館後面，館裡有一間帶會議桌的特藏室，小孩子有時進去捉迷藏。帶玻璃門的書櫥架上，有一套青灰書脊紅字書名的《魯迅全集》，想來是1956年出的十卷本。書不外借，在晦暗冷清裡沒挪過窩。有一天旁邊卻加進來好幾本新書，都是同一種，棗紅的封面上寫著李白與什麼。這是郭沫若拉李白和杜甫來給魯迅作伴了。
上中學就開始吃魯迅的苦頭。最早學到的魯迅的句子是他最差勁的句子：「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還念過《孔乙己》《故鄉》和《祝福》。大學裡對魯迅沒印象，回到老家教中學，吃苦變成了受難。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約老調子已經唱完，新曲子還沒學會，讓學生讀魯迅最是穩當，於是高中三年的語文課，獨讓魯迅霸榜，小說從《藥》《祝福》到《狂人日記》《阿q正傳》，散文從《〈吶喊〉自序》《範愛農》到《記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還有雜文的什麼拿來主義呀、費厄潑賴呀、乏走狗呀、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呀，最奇怪的是還有一篇《文學和出汗》。所謂語文課，無非是帶學生跟魯迅的句子纏鬥不休：「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魯迅加了標點斷了句，純粹是為了換氣。我吃力不討好地滿堂灌，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有一回，教育局來人聽課，我正好講《〈吶喊〉自序》。聽完課大家都挺滿意，但臨走時建議我增加板書：你兩堂課下來，黑板上就寫了一個字——「夢」。
後來又去唸碩士博士，以為終於可以敬而遠之於他老人家了吧，誰知到了最後關口，大先生仍悠然點一支菸在等我。香港中文大學推行博士資格考試，考三門，每門二選一：《左傳》與《漢書》，我選《左傳》；《文選》與《古文辭類纂》，我選《文選》；魯迅與沈從文，那我還能選誰呢？於是在左丘明、昭明太子與魯迅之間折返跑了大半年。考魯迅那場，有一道題我至今記憶猶新：「三一八慘案」中魯迅都寫過哪些文章？這些文章的風格如何？它們發表在哪些報刊上？報刊的主編是誰？魯迅跟他們分別是怎樣的關係？他們各自有怎樣的政治主張或傾向？這應該是現已故世的黃繼持教授出的卷子。他在我的導師黃維樑教授去美國客座的一年裡，曾擔任我的指導老師，是真正的魯迅專家，編過《魯迅卷》，寫過《魯迅與佛教》《魯迅論天地鬼神》等文章，故我等以為冷門者，他只當常識，一點都沒有為難各位的意思。
既然這樣常識性的問題都難不倒我，世紀末來到浙大任教，我就為現當代文學碩士生開了一門魯迅研究的課。從前都是被動應對，現在主動權在我了，我就挑我最喜歡的講，把魯迅研究變成了《野草》研究。陸陸續續寫過十來萬字的筆記，分許多專題，如《野草》的詩、思、史、私的幾種讀法，受佛經與《聖經》的影響，與美術與音樂的關係，等等，還將《野草》的文本與魯迅的小說及雜文作了詩文互證。這一講就講了十來年，我早就想寫一本關於《野草》的書，書名都想好了，叫《野草蒙拾》，套用王漁洋的《花草蒙拾》，也從「童蒙者拾其香草」而來。但《野草》難讀，進去了不容易出來，文字糾結，思想情感更糾結。最終我只成文三篇，前後卻相隔了二十年。
後來不是光講《野草》了，還講一點《故事新編》，人便立即快活起來，寫了兩篇開心的文章。《故事新編》涉筆成趣，其思維是發散性的，好像星雲，是氣和塵埃吹成的擴散天體。而《野草》是內斂的，像超級緻密的黑洞。《故事新編》的好處，魯迅當年自己也拿不準。可是經過了《低俗小說》和《大話西遊》的洗禮，我們終於懂了，比他還要懂。
如今不上魯迅研究這門課已經有一些年頭，《野草蒙拾》也寫不出來了。我退而求其次，把二十年來所寫的談論魯迅的文字找出來，合成一個集子。因為是單篇文章的結集，風格很不統一，有規範的論文，有散漫的隨筆，其中《〈朝花夕拾〉導論》還是演講的記錄，物件是中學生。好在編排起來卻發現，從《吶喊》到《彷徨》，從《朝花夕拾》到《故事新編》，從我認為最好的現代詩集《野草》到魯迅的舊體詩，我居然曾經都談了個遍，雖然往往只談一個邊一個角，印一本小書卻可以成立了。雖然算不上十分正經的「魯迅十二論」，但為圖個方便，也就這麼叫了。
魯迅是我身上的病毒。我之所以讀魯迅，寫魯迅，只是因為我繞不開他。學要學他，教要教他，考還要考他。他的句子已經沉澱到我的骨子裡，我差點兒就要接著寫「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了。但骨子裡的東西是搖不脫的，因為我用的是現代漢語，而魯迅是現代漢語的開山大宗師，我們思維和言說的執行程式的原始碼是經過他修改了的。他把我們要說的話都搶先說光了，「我不相信」，「一無所有」，連惡搞和無厘頭也被他早五十年就註冊過了。所以，關於魯迅，我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不說了。
江弱水
2023年2月11日於舊縣母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