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當然還在努力推進中，說不定你會在四十五歲生日時看到它。（笑）
q：說到寫劇本，你近年來似乎花了很多時間在影視圈啊。主要是出於興趣？
a：我對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是：我要給自己一個從孤獨寫作中走出來的機會，讓自己與他人合作，把自己的手「弄髒」。
q：用中文說那就是「接地氣」。我看了最近上映的你的電影《在切瑟爾海灘上》和《兒童法案》。我更喜歡後者。並不是說《兒童法案》一定拍得比《在切瑟爾海灘上》更出色，我覺得主要原因是《在切瑟爾海灘上》的改編難度太大。
a：確實更難。那麼多內景，一段短短六小時的婚姻，床上的孤島。用文字撐開的空間沒有邊界，變成影像就受到很大的侷限。不過這兩部電影在同一天開始拍攝，無論是創作、拍攝和宣傳，我都幾乎要同時應付，有一陣子搞得非常忙碌。
q：你在寫劇本時有多大的自由度？我常常聽中國的編劇抱怨，說最終出現在銀幕上的片子已經跟劇本截然不同。
a：在英國，電視劇編劇的話語權相對大一點，電影的中心目前仍然是導演。就我而言，我至少能獨立完成劇本，到目前為止對最終拍出來的作品都還算滿意，沒有發現面目全非的情況。但是，當然，一定有妥協。我不是莎士比亞，如果愛瑪·湯普森告訴我哪幾句臺詞她怎麼念都不順，我會很樂意修改。順便說一句，我想你給《兒童法案》打分略高，很可能是因為愛瑪的表演很迷人……
q：千真萬確！她看起來甚至比年輕時更美。（笑）其實，說到適合改編的小說，我覺得在近年的作品中，情節線最為曲折的是《追日》吧，為什麼它反倒沒有被改成影視劇？
a：確實有好多人談起這部小說應該被改編成電影，但是一直沒有實現，也許恰恰因為它太複雜了……我差點忘了，《追日》有個改成電視劇的計劃，四集，我想它應該還在進展中。我不願意寫劇本，因為寫個四五集電視劇的工作量可以用來寫兩個長篇。不過這樣一來我就對進度一無所知了。你倒是提醒我了，回頭我去問問到什麼階段了。
q：說到《追日》，在我翻譯的你的作品中，這無疑是最難的一次。男主角邁克爾·別爾德是個年輕時就得過諾獎的理論物理學家，所以翻譯《追日》的感覺就好像一直在被各種各樣的專業名詞圍追堵截。困難的不僅是我得把這些詞查出來，而且我還得在一定程度上搞懂它。因為從別爾德眼裡看出的世界，他習慣的那種科學家式的聯想，一定與我們文科生是不同的。你很精準地寫出了這種不同，所以我翻譯的時候必須努力跟上你的步伐。我可以想象你為了寫這部小說一定做了大量調查，那麼寫完之後，你真正搞懂量子力學了嗎？
a：我有次去美國開會，那裡有個科學家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小說以後非常驚訝。「那些關於量子力學的部分，明明就是我的工作啊。」我說：「可不是嘛，我就是從你的論文裡偷來的，你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那篇。」不過我得承認，我還是沒有真正搞懂量子力學，我能理解那些描述，我能想象電子要選擇一條特定路徑，它們時而消失時而出現自有其理由，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一回跟一個理論物理學家聊起我的疑惑，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這是個錯誤的問題。」我說：「那你給我個錯誤的答案吧。」直到今天我也沒得到那個答案。（笑）
q：在你中後期的作品中，幾乎每寫一部小說就要進入一個嶄新的領域，科學、宗教、法律、間諜，你在小說中戲擬這些行業中的檔案，在我這個外行看來實在是相當專業。我想問問你是不是很喜歡在開始寫一部小說之前，投入大量時間調查？通常要花多少時間？
a：我已經記不清總共花了多少時間在調查上。在寫《星期六》的時候，我是一邊寫一邊調查的。我記得那時我常常要去見一個神經科醫生。寫《追日》的時候，情況也差不多，我要去見很多專業人士，跟他們聊天，做筆記，比較集中的調查時間至少持續了六個月，開始寫之後還在不斷地調查，可以說貫穿始終。《追日》的第三部分寫到新墨西哥，所以那段時間我常常就跟太太兩個人在那一帶開著車轉悠。其實調查這件事，我很難準確度量時間，因為有好多問題其實一直縈繞在我腦中，比如對人工智慧的興趣我很早就有，甚至最初寫《贖罪》時我試圖把它寫成一個科幻故事，男主人公的腦子裡植入某種晶片……幸好這些胡思亂想沒有持續很久。我的意思是，我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是持久的，所以一直在做這方面的材料準備，很難說清我為新作《我這樣的機器》準備了多久。比較明確的是《星期六》，寫這部小說之前的準備工作長達一年半。
q：通常會把《追日》看成是一部寫溫室效應、全球氣候變化的小說。不過，在我看來，這小說中更重要的是人性。我想，在文本中，你對人的關注還是比對天氣更多一點點。別爾德這個人物渾身都是缺點，很不討人喜歡。但是，隨著故事的進展，我發現他在某種程度上像一個滑稽的悲劇英雄。他沒心沒肺地飽食終日時，倒是基本可以保持歲月靜好。但隨著那個意外降臨，他得到了一個奇特的機會，他的那種變形的英雄主義居然爆發。他以為自己能用一種極端利己的方式拯救世界，到頭來卻發現他連自己也拯救不了。
a：溫室效應是一件多麼抽象的事，你當然不能直接寫一個勇士跟天氣鬥爭。所以我寫了一個機會主義者的故事。你說這是個「滑稽的悲劇英雄」，我懂你的意思，我願意把這話說得更徹底一些——他是個「反英雄」。所以美國人對這個人物很有意見，他們認為男主角理應是個正面一點的形象，這跟美國人深厚的宗教基礎有關。他們不喜歡別爾德這麼個「壞人」。美國人通常比較天真，他們曾經問過我：「你的《堅果殼》裡寫一個胎兒在子宮中的自述，所以這部小說的主題是不是反墮胎呢？」說回《追日》，別爾德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反英雄」，但他同時也是我們每一個人。他很貪婪，對飲食男女的貪慾沒有止境，在他身上交織著很多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歐洲，人類都是從很早開始就砍伐樹木、破壞環境的。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這有多麼危險，但事情並沒有什麼變化，這就像有人已經很胖，知道自己不能再多吃，但就是停不下來。問題在於，我們節制自己的慾望是為了惠及後人，但我們見不到他們，他們也沒有機會感謝我們。你可以看看現在特朗普對環境保護的態度，就會覺得我們對未來真是沒辦法樂觀。我昨天在跟你一起吃飯，我們都喝了一碗非常美味的雞湯，我當時就在想，也許為了保護環境我們應該放棄一點吃肉的樂趣，但實際上我放不下那碗湯，太好喝了……在那一刻，我覺得我和討厭的別爾德並沒有什麼兩樣。
q：你剛剛完成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我這樣的機器》。這一回你再次闖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這些天你一直在各種媒體上聊人工智慧，不過我最感興趣的是這個故事設定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英國正跟阿根廷在福克蘭群島上開戰，撒切爾夫人正在唐寧街搞權力鬥爭。在你的筆下，一方面，有關時代背景的細節是逼真的，另一方面，你把那時的科學發展狀況做了很大的改動，與真實的歷史形成反差。你知道，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當下，我們都買不到你在小說中描述的那種跟真人高度相似的機器人。所以，實際上，你用過去時寫了一個未來的故事。我覺得這條時間線很奇妙，你為什麼要選擇這樣寫？
a：我很少看科幻小說，因為那通常發生在遙遠的未來。我把這個故事設定在過去，是為了暗示，現在的科學發展水平，某種程度上也是拜歷史偶然性所賜。誰也猜不到工業革命會在歐洲西北部的不起眼的海島上興起，然後改變整個世界。這種偶然性很迷人。所以我想在小說裡做一個這樣的遊戲，改變一點對歷史上科學、政治的設定，看看會發生什麼。同時，整體氛圍仍然是我們熟悉的，故事模式仍然是具有親切感的，你會看到一個經典三角戀，看到復仇——一個女人如何向一個強姦了她朋友的男人復仇，而機器人在這裡是個敘述者，他的視角當然也會引發我們對人工智慧倫理的思考。
q：你從早期的「恐怖伊恩」時期，轉變成一個似乎「更具有同情心」的作家，這樣的轉折常常在訪談中被提起，我想你一定已經無數次回答這樣的問題了。不過，我常常覺得，這樣的問題本身也是片面的。我覺得在你中後期的作品中，黑色的那部分並沒有消失。切瑟爾海灘婚床上的尷尬瞬間（《在切瑟爾海灘上》），物理學家家裡的桌角引發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醫生目擊窗外墜毀的飛機，誰能說這樣的情節不是黑色的？在我看來，你最近十多年的作品努力呈現的是一個更豐富更復雜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有暗色也有亮色。你的作品變得比以前更寬闊也更成熟老到(sophisticated)。不過，成熟老到的作品是不容易駕馭的，有時候也很難取悅評論家和讀者。他們也許還在懷念你早期更外露的鋒芒，希望你寫得更極端一些？
a：所有的作家都得改變。隨著年齡增長，興趣的轉移，或多或少會變化。我曾經想象過，如果為了取悅評論家，我繼續寫我早期的那些黑色短篇，但我覺得那樣我一定會發瘋。我得說當時寫那些是有具體原因的，比如當時我初出茅廬時不知如何引起注意，比如剛剛成立家庭時面臨的各種問題，那是沒辦法重來一遍的。如果我回顧自己的整個寫作生涯，我想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那些黑色的短篇，還有兩個陰鬱的小長篇（《水泥花園》和《只愛陌生人》）；第二個階段是從那以後一直到《兒童法案》；按照我現在的猜測，第三個階段，我寫作生涯的最後一幕，應該是從《堅果殼》開始的。在這第三個階段裡，我可能會讓自己與現實主義小說、與現實本身的聯結變得鬆弛一點。我仍然會關注現實問題，但不一定會限制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中。我不知道這一階段最終會通往何方，我也相信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定義我的寫作，但是無論如何，如果要我對自己講一講麥克尤恩的故事，我就會這麼講。
q：我注意到你在小說裡常常寫到音樂，主要是古典音樂，比如《阿姆斯特丹》和《在切瑟爾海灘上》。而你的小說結構也總是被精心設計、嚴謹鋪排，就像縝密的古典音樂。音樂里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你最喜歡哪種音樂和哪位音樂家？
a：我的小說中出現那麼多音樂，唯一的原因就是音樂對我很重要。我對音樂有很強的記憶力，總是能記住曲調。以前吹過長笛，不過後來停了，但我能熟練讀譜。其實我聽很多音樂，除了古典樂之外也聽民謠、布魯斯、爵士樂和搖滾。所以實際上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關於「音樂意味著什麼」的概念，我想音樂最好的特質就是它其實「不意味著任何事」。有時候音樂能幫我找到表現人物的方法，你知道《在切瑟爾海灘》上的男女主人公就有著截然不同的音樂口味。當然，有時候我純粹是借人物之口表達我自己的音樂愛好。比如我特別喜歡室內樂，巴赫給我一生帶來莫大的快樂和慰藉。
q：我很好奇你對圖書巡迴宣傳的真實態度。在當了那麼多年的著名作家之後，你對這些單調的、折磨人的工作是不是已經受夠了？你在中國已經待了大約一星期，據你的觀察，在中國的圖書宣傳和文化活動跟別處有沒有什麼不同？
a：怎麼說呢，如果關於自己的話題說得太多，那你就會漸漸討厭自己，你會覺得不真實。我其實並不介意那些問題，那些問題通常都不錯，都來自聰明的、富有教養的人，問題在於，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太長時間，你會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個幽靈，你在「假裝成為自己」。所以重要的是節制。比方這次回國之後，我要確保自己有一段時間不做這些，也許到明年1月份再理會那些來自公關部的朋友。（笑）你真的不能把寫作和宣傳放在同一個時間段裡。我喜歡到各國各地見到不一樣的人，比如這次，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這些事情掏空你。我知道有些人特別喜歡並善於做這些事——我不會告訴你他們的名字——可他們真的能一直神采奕奕地面對公眾，他們私下甚至會抱怨出版社沒給他們安排足夠的活動。如果我願意，我可以一年到頭都泡在這些活動裡，總有各種各樣的請柬從四面八方飛來，但我只能選擇一小部分。這一回的時機真是非常好。我的新長篇剛剛完稿，在最後定稿之前我需要暫時放一放，這樣改的效果會更好。訪華的這一個多星期時間恰恰嵌在其中，真是完美的平衡。其實在中國的宣傳，我不覺得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地方，也許中國的讀者特別喜歡簽名。（笑）我最高興的是，我能像在別處一樣，跟我的中國出版社建立長久的友誼。你知道，在英國，我從出道以來就沒有離開過那個社（喬納森·凱普），就像一個忠實的丈夫。
q：你是我的文學偶像。我這話絕不是恭維。我從三年前開始學著寫小說，我把每次閱讀和翻譯你的作品作為我最重要的寫作課。在很多層面上你都直接影響了我的虛構寫作。所以，我想把最後一個問題留給自己。截至目前，我寫的都是中短篇，最長不超過三萬字，常常在懷疑自己有沒有做好寫得更長的準備。對於像我這樣處在這個特定階段的寫作者，你有什麼建議？
a：給別人提建議總是非常困難的。我只能從自身經驗出發說兩句。我記得我初次寫長篇的嘗試野心太大，最後只能放棄，改寫了一個規模小得多的故事。所以我的建議是，尋找一個同樣也適合短篇小說表達的題材，一個小規模的故事，看看有沒有辦法擴充套件到更長。甚或是兩個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能將它們交織、糅合在一起。你可以從這裡開始，無論成功或失敗都不會給你帶來太嚴重的挫敗。帶著你在短篇小說中的經驗向小長篇（或者較長的中篇）進發。在這之後，你就只管展開翅膀好了——你會飛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