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請伊恩·麥克尤恩的工作從兩年前開始啟動。然而，直到麥克尤恩在2018年10月24日登上從倫敦飛往北京的航班的一週前，他首次訪華能否成行仍然是一個懸念。作為麥克尤恩十幾個中譯本的出版者和四部小說的譯者，我記得兩年來的所有瑣碎細節，體驗過所有的驚喜、跌宕和柳暗花明。我從沒有想過，邀請麥克尤恩的過程也不乏「麥克尤恩式瞬間」。
好在結局就像《甜牙》一般完滿。麥克尤恩在北京和上海的大部分時間裡，天氣都好得不太真實，他滿心以為能見識到的北京霧霾也在第一天晚上便被大風吹散。酒店的會議室裡，我坐在這位直接改變了我寫作軌跡的七十歲老人面前，看他體貼地拿過我的手機放到自己跟前。
「這樣錄得更清楚一點。」
話題是聊到哪裡算哪裡的。但麥老師以他數十年接受採訪的經驗，在該講段子的地方講段子，在該說警句的時候說警句。在整個訪談還剩一兩個問題就要結束時，他整個人籠罩在秋日午後的陽光中，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講：「無論如何，如果要我對自己講一講麥克尤恩的故事，我就會這麼講。」
q：我翻譯過你的兩個標準長度的長篇小說（《追日》和《甜牙》，各二十多萬字），一個小長篇（《在切瑟爾海灘上》，八萬字），還有一個萬把字的短篇小說。最新翻譯的就是這個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說》（以下簡稱《紫色》）的短篇。在所有的翻譯經歷中，翻譯這篇《紫色》的過程是最快樂的，因為它很短，相對輕鬆，易讀，既具有巧妙的諷刺性，又洋溢著某種穿越時光的感傷。
a：關於這篇小說，我還真有個秘密。我有個朋友是策展人，我答應給他的展覽的小冊子寫個故事，主題必須圍繞「被偷走的影像（偶像）」。我答應了，但是我也幾乎把它忘了——直到我在兩年前染上流感。當時體溫很高，我突然想起還有這份作業的期限將至，而我還一個字都沒有寫。然後，我穿著睡衣胡思亂想，那個故事就這麼自動出現了。那麼完整流暢，如有神助。我沒法解釋，只知道趕快抓住它。寫那個故事只用了四個小時。
q：哦……為什麼我沒有得過這樣的流感？
a：實際上此後我再沒有碰上過這樣的好事。唔……我也在等。
q：我注意到這篇的寫作時間其實是在2016年，但你直到2018年才出版其單行本，而且以此慶祝自己的七十歲生日。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拿它來給你的寫作生涯做一番概括，也算別有意味。它寫一個作家偷走了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和人生。雖然你用一場高燒來解釋它的靈感，可我還是想追問一句：作為一個寫作者，你擔心過「被偷竊」嗎？有過那樣的夢魘嗎？
a：慶祝生日是出版商的主意。算是他們送給我的一份禮物吧。某種程度上這個小故事確實有一種總結的意味，關於小說和小說家。那種感覺就好像，那場邪門的流感在送給我一個好故事之後，符合狗血的戲劇邏輯的結局，應該是我就這麼順勢圓滿結束生命了——那真是挺適合當遺言的故事（笑）。至於「偷竊」，我並不擔心被偷竊，但我害怕被人指控偷竊——說我偷走別人的想法。你知道，或多或少地，每個小說家都是小偷。我們的寫作都始於閱讀，我們都站在很多文學巨人的肩膀上——但同時，我們的肩膀也承載著巨人們的重負，並不是聳聳肩就能把它們卸下來的。我們閱讀，我們聆聽，我們總在尋找某些可以觸動、潛入、點燃思維的東西，為我所用。那條界限如此微妙模糊，以至於你會在潛意識裡擔心自己不小心逾越它，或者被別人判定失去原創力，只能拿出因襲模仿的成果。
q：近年來你其實很少寫短篇。自從早年有過那兩個驚世駭俗的短篇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和《床笫之間》）之後，你就基本沒再出版過短篇集。
a：看看我這四十多年的寫作，相比短篇小說，可能我更持久的興趣在長篇小說和所謂的「小長篇」(shortnovel)——通常也被稱為「中篇」(novella)上。我想特別提一提這後一種文體。早期的《水泥花園》和《只愛陌生人》，後來的《在切瑟爾海灘上》和《堅果殼》，都屬於這一類。在我看來，卡夫卡、托馬斯·曼、亨利·詹姆斯、康拉德，都是用這樣的文體貢獻了他們最好的作品。因為這樣的篇幅需要你精打細算，把事件的起承轉合用十分經濟的筆墨展現出來，你的控制力要經受很大的考驗。它可能會將你的極限逼出來。它就像是一齣舞臺劇，三幕。你知道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是沒有那種天然的結構的，你至少得看第二遍才能發現長篇小說的結構是怎樣搭建的。但在中篇（小長篇）裡，你能直接看到、感覺到結構，這是閱讀的一大愉悅之處。
q：既然已經說到七十歲了，那我不得不說說這個討厭的話題。真實的七十歲，和你以前想象中的七十歲有什麼不同？
a：呃，我依然可以打網球，但登山的時候，或者努力試圖想起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就覺得自己也許真的七十歲了。不過我想你其實想讓我懷一懷舊。我得說，站在我現在這個年齡點上回首往事，我常常想起我母親以前一直跟我念叨的事。她說她多希望回到四十五歲，那時我只有三十來歲，總是覺得這話很好笑——你為什麼不想回到更年輕一點，比如，二十一歲？她說，不不，四十五是最好的。現在看起來，她是對的。你的體力和智力都在那時達到最佳，而且，從那時起終於不再有人叫你「青年作家」，你不用成天嘀咕鮑勃·迪倫那首《永遠年輕》為什麼一直能唱下去。這感覺還不錯。
q：哈，我今年四十三歲……
a：那你還有兩年就可以慶祝人生最美好的時刻了。（笑）
q：實際上在我翻譯的這幾本書裡，我個人最喜歡的還是《甜牙》。我清晰地記得翻譯最後一章，那封長信時的情景，我記得我居然忍不住掉下了眼淚。之前的敘述設定的前提，在最後一章中被推翻，而文本中隱藏的一些細節，因為這種推翻而獲得全新的意義。其實類似的敘事套路在《贖罪》中已經用過一遍了，但我仍然覺得它在《甜牙》中的運用是獨一無二的，充滿新鮮的張力。你覺得，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a：謝謝你的眼淚。我想，表層上的不同有很多。比如《贖罪》是一個看起來客觀的第三人稱視角，最終被反轉；而《甜牙》則通篇都是塞麗娜的第一人稱自述，最後一封信將真相復原。《贖罪》更沉重一些，它提出的問題是「如果小說家是上帝，那麼誰來審判上帝」。《甜牙》則把小說家放在與間諜互相對照的位置。當（塞麗娜）以為她是一個帶著任務來偵查小說家湯姆的女間諜時，她自己在無形中成了被「反偵查」的物件——而所有出色的小說家的使命，也正是成為一個合格的「間諜」。
q：這是《甜牙》最動人的部分。湯姆在那封信裡說：「為了在紙上重塑你，我必須成為你。當我把自己注入你的皮膚時，我就應該猜到會是這樣的結果。我還愛你。不，不對，我更愛你了。」這是我近年來看到的情感力量最充沛的情書，尤其是，它居然出自你這樣一貫冷靜的、深諳反諷之道的作家。
a：我只能說，這是敘事的本質，也可能是愛情的本質。是的，《甜牙》與《贖罪》最大的區別是，它有一個看起來完滿的結局，布里奧妮的罪孽在《贖罪》中是無法獲得救贖的，但《甜牙》展現了虛構的另一種力量——它可以破壞愛情，也可以拯救它。
q：關於《甜牙》的元敘事層面，已經被討論得足夠多。我想暫時回到它的表層故事裡。《甜牙》發生在所謂的冷戰時期。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談論這段時期，都是一個複雜而弔詭的問題。比起幾年前來，當下的國際政治環境更為嚴酷和複雜。有人說全球化已然崩潰，某種形式的新冷戰可能在不遠的將來會出現。我知道你是一個特別關心國際政治的作家，每天不看報紙就沒法活的那種人。所以我想聽聽你的看法。在當今時代，一個像《甜牙》這樣的故事似乎並沒有過時？
a：在西方，人們曾經普遍認為，二戰之後的人類有了很多層面上的共識。儘管仍然有戰爭，但在近五百年裡，戰後這段時光很可能是暴力最少的年代——哪怕始終有人在破壞規則，但你至少知道規則是什麼。現在的這種「崩潰」有太複雜的背景，在歐洲，在我們英國，主要表現在移民問題上。我們可以列舉很多問題，但我想最重要的問題是，那些不得不為新來的移民騰地方的人位於底層，而不是頂層。左派和右派永遠在雞同鴨講。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完美風暴」。我並不認為現在的危機會在形式上簡單重複當年的冷戰，當年的冷戰畢竟也達成了一種可怕的平衡。現在也許要比當年危險得多。我們這兩天看到沙特記者的事件就充滿恐怖的戲劇性。現在的問題是，能從大局考慮問題的成年人在哪裡？也許歐洲最後一個成年人是默克爾，但是看看她現在因為移民問題遭到多少攻擊。無論如何，我始終相信全球化是利大於弊的，來中國的老外越多，去國外的中國人越多，人們對於他者的恐懼就越少。我們需要互相理解，才能抵禦人類面對的共同的問題，比如我在《追日》裡寫到的氣候問題。一國治理氣候問題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有站在一起才有希望。
q：我聽說《甜牙》將被改編成電影，劇本也是你寫的。在小說技術上的複雜其實反而會給電影改編帶來不少難度吧？
a：其實劇本在兩年前已經寫好。你說的小說敘事上的招數確實是改編上的難點。比如說，小說是文本套文本的，男主人公湯姆本身是個小說家，《甜牙》裡一共出現了他寫的六部小說，都被不同程度地概述或者摘引。這其中，有三部在我早期的短篇小說集《床笫之間》裡能找到原型——藉此，晚年的我似乎可以跟早年的我達成某種對話，另三部出自新的構思，可以算是現編的。我把《甜牙》改編成劇本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儘可能地去掉這些部分，因為它們在影像中是很難被表現出來的。不過我終究還是完成了。但是，最大的問題在於，這樣的故事的視覺呈現必然不是單一的，類似於「馬賽克」的效果。塞麗娜的敘述湯姆是無從得知的，反過來也一樣。中情局和軍情五處開會的時候，他們倆也矇在鼓裡。好萊塢可能覺得這樣寫太複雜，他們想要一個女明星，想讓她戲份更多，要讓她控制整個敘述。所以這個劇本目前還擱置著，這事很讓人心煩，但電影就是這樣。
q：啊，好遺憾啊，我還等著這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