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之前提到過的，我在密蘇里州的農場裡出生長大。那個年代，我的父母像大多數農民一樣，艱難地養家餬口。我的母親在鄉下當老師，我的父親是農場的僱農，月薪只有十二美元。母親不僅親手縫製我的衣服，就連洗衣服的肥皂都是自己做的。除了每年賣豬的時候，家裡幾乎總是囊空如洗。我們把自家的黃油和雞蛋拿到雜貨店，換來麵粉、糖和咖啡。等我長到十二歲，全年的零用錢也不到五十美分。我到現在還記得，全家去參加國慶日慶典的那天，父親給了我十美分，讓我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當時我簡直覺得像擁有整個西印度群島那麼富有。
我念書的那個鄉村學校只有一間教室，離我家有1英里遠。溫度計顫抖著顯示零下二十八度的時候，我也要踏著厚厚的積雪走到學校。直到十四歲，我都沒有橡膠鞋或套鞋。在漫長嚴寒的冬季裡，我的雙腳始終又溼又冷。當時還是孩子的我天真地以為全世界人的腳冬天都是這樣又溼又冷。我的父母每天拼命工作十六個小時，但還是常常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黴運也不斷地襲擊我們。我兒時最早的記憶就是眼睜睜地看著洪水淹沒我家的玉米和乾草地，摧毀了一切。七年裡，洪水六次毀掉了我們的作物。每一年，家裡養的豬都會死於霍亂，我們不得不親手掩埋那些辛苦養大的豬。直到現在，我閉上眼睛還能清晰地想起焚燒時那刺鼻的氣味。
有一年，洪水終於放過了我們，精心養育的玉米終於迎來了豐年。我們買了家畜，用玉米養得肥肥壯壯。然而玉米田還不如被洪水淹掉算了——那年，整個芝加哥市場的家畜價格大幅下跌，我們辛辛苦苦地把這些牲口喂壯，卻只掙到了三十美元。一整年的辛苦勞作，換來的只有可憐的三十美元！
不管做什麼，我家都在賠錢。我還記得父親曾經買過幾匹小騾子。當時我們花了三年時間把它們養大，僱人給它們裝上韁繩，拉到田納西州孟菲斯市賣掉，誰知價格竟然比我們三年前買它們的時候還低。
十年的辛苦勞動快要把我們累垮，然而家裡卻始終一貧如洗，還負債累累。我們的農場是按揭購買的，然而不管我們怎麼努力，連貸款的利息都還不起。銀行辱罵我的父親，威脅要把農場從他手中收回。
當時父親已經四十七歲了。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工作換來的只有債務和羞辱。他撐不住了，整日憂心忡忡，身體一下子垮了。他什麼都吃不下，儘管一整天都在田裡乾重體力活，卻要藉助藥物才能有一點兒胃口。他瘦得脫了形，醫生告訴我母親，父親頂多只有六個月了。父親整日陷於憂慮之中，已經沒有求生的慾望。
我聽母親說過很多次，那時，每次父親去穀倉餵馬或是擠牛奶的時候，只要沒有按時回來，她都會心急如焚地跑去穀倉，怕他想不開做傻事。有一天，父親獨自從馬裡維爾回家，銀行剛剛威脅他要取消抵押的贖回權。過橋時，他勒住馬，走下馬車，望著橋下的滾滾河水出神。他在那裡站了很久很久，內心掙扎著自己是不是應該跳下去一了百了。
多年後，父親告訴我，當時他沒有跳河的唯一原因是我的母親。母親始終心懷堅定的信念，她深信，如果我們愛上帝，遵從上帝的誡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最終，一切都好起來了。父親又度過了四十二年幸福的光陰，1941年，在八十九歲高壽的時候離世。
在想起來就令人心碎的那些年裡，我們掙扎求生，但母親卻從不擔憂。她每天祈禱，把煩惱交給上帝。每晚睡覺前，母親總會為我們讀一章《聖經》。父親和母親常常會誦讀耶穌這些撫慰心靈的箴言：「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隨即我們在椅子前跪下來，在孤零零的密蘇里農舍中祈求上帝的愛與護佑。
威廉·詹姆斯擔任哈佛大學哲學教授的時候，曾經說過：「治癒憂慮的最佳療法是宗教信仰。」而我母親沒上過哈佛大學，就在密蘇里的農場裡覺察到了這一點。無論洪水、債務還是災禍都無法壓垮她的樂觀態度和必勝精神。她在勞作的時候唱的那首歌至今仍縈繞在我耳邊：
每當祈禱時，
天父賜予我安寧，
無盡的愛意，
撫慰我的心靈。
母親一直希望我投身宗教工作，我也曾經認真考慮過成為一名傳教士。後來我上了大學。隨著一年年過去，我的想法漸漸有了變化。我學習了生物、科學、哲學和比較宗教學，閱讀關於《聖經》誕生的著作，並對它的一些主張產生了疑問。我開始懷疑那個年代的鄉村牧師對教義的一些狹隘解讀，並陷入困惑。就像詩人沃爾特·惠特曼所言：「一些新奇的疑問突如其來地攪亂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應當相信什麼，也看不到生活的意義。我不再祈禱，並變成了不可知論者。我開始相信人生是無目的並且無計劃的。我覺得和兩億年前在地球上漫步的恐龍相比，人類並沒有什麼更神聖的使命，總有一天人類會像恐龍一樣滅亡。科學令我瞭解到太陽正在緩慢地降溫，一旦太陽的溫度降低哪怕10%，地球上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將不復存在。我對「仁慈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樣創造了人類」這種想法嗤之以鼻。我相信在冰冷黑暗、死氣沉沉的太空中，那億萬顆旋轉的星球是偶然產生的。可能它們根本就不是被任何力量創造出來的，而是像時間和空間一樣，原本就一直存在。
當然，我並不是說自己找到了上述問題的答案。我們被謎團環繞著，人體的運轉是深奧的秘密，家裡的電力系統、牆縫中冒出的花朵、窗外的綠色草地，無一不是深奧的秘密。通用汽車研究實驗室的天才領導者查爾斯·f. 凱特靈曾經自掏腰包，每年捐給安提俄克學院三萬美元，用於研究為什麼草是綠色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青草如何把陽光、水和二氧化碳轉化為糖，我們就能夠改變人類文明。
就連汽車引擎的運轉方式也是深奧的秘密。為了研究汽缸中的火花如何引發爆炸性燃燒讓汽車跑起來，通用汽車研究實驗室花費了數年時間，投資上百萬美元，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找到答案。
雖然不瞭解身體、電或是燃氣發動機的奧秘，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的使用。同理，雖然我依舊不懂得祈禱和宗教的奧秘，但這不再影響我享受宗教信仰帶來的更豐富更幸福的生活。我終於明白了哲學家桑塔亞納的睿智箴言：「人類的使命並不是理解生活，而是體驗生活。」
我本想說我重新找回了信仰，但是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確切地說，我找到了宗教信仰的新概念。我對不同教派所持的不同教義不再有任何興趣，但是卻熱衷於瞭解宗教對我的影響，就像瞭解水電和食物對我的影響一樣。它們都幫助我過上了更豐富更幸福的生活，而前者給予我的遠不止如此。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種精神價值，正如威廉·詹姆斯的形容，它帶給我「一種全新的對生活的熱忱……更多層次的生活，更廣闊、更豐富、更令人滿足的生活」。信仰帶給我信念、希望和勇氣，把壓力、焦慮、恐懼和擔憂阻隔在外。它賦予我人生的意義和方向，極大地增加了我的幸福感和生命力。它幫助我「在生命的流沙中」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安寧的綠洲」。
早在三百五十年前，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就道出了真相：「一知半解的哲學思考令人成為無神論者，但深入的哲學思想卻引導人們走向宗教信仰。」
我還記得人們爭論科學與宗教之間的衝突的那個年代，但是現在我們聽不到這種爭論了。精神病學這門全新的科學學科傳授的道理與耶穌如出一轍。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心理醫生髮現堅定的信仰能夠趕走擔憂、焦慮、壓力和恐懼，而半數以上的疾病是由這些精神因素引發的。心理醫生認同精神分析領域的先驅亞伯拉罕·a. 布里爾博士的結論：「真正虔誠的人不會患神經官能症。」
如果宗教不是真實的，那麼人生就毫無意義，只是一場悲劇性的鬧劇而已。
亨利·福特去世前幾年，我曾經採訪過他。他一手建立並掌管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商業帝國。見他之前，我以為多年來的工作壓力一定會在他身上留下痕跡。然而我面前這位七十八歲高齡的老人如此冷靜平和、神采奕奕，讓我不由得深感意外。我問他是否擔心過任何事情，他說：「沒有，我相信上帝會照料一切，不需要我的任何建議。有上帝的掌控，我相信最終一切都會有圓滿的結果。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如今，就連精神病學家都變成了現代傳教士。他們推崇宗教生活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在另一個世界裡免受地獄之火的煎熬，而是為了讓我們在這個世界裡免受煎熬——胃潰瘍、心絞痛、精神崩潰和精神錯亂的煎熬。
如果想進一步瞭解當代心理學家的看法，不妨讀一讀亨利·c. 林克博士的著作《迴歸宗教》，你在當地的圖書館大概就能借到這本書。
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的確鼓舞人心，並且有益健康。耶穌說：「我來，是為了給你們更豐富的生命。」耶穌譴責當時那些流於表面的形式和僵化的慣例。他是一位反叛者。他倡導的是一種新的宗教——一種預示要改變世界的宗教。這也是為什麼耶穌會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告誡人們，宗教應當為人類存在，而不是人類為宗教存在；安息日是為人類而設，人類並非為安息日而設。他對恐懼的探討遠多於罪惡。錯誤的恐懼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對健康犯下的罪惡，對耶穌倡導的更富足、幸福、勇敢的生活犯下的罪惡。愛默生稱自己為「快樂學教授」，而耶穌同樣是「快樂學」導師。他要求信徒「要喜悅，併為歡喜而雀躍」。
耶穌稱宗教信仰只有兩件重要的事：全心全意地愛上帝，像愛自己一樣愛鄰人。凡是做到這兩點的，都是有信仰的人，無論他是否自知。我的岳父就是個很好的例證。他的全名是亨利·普賴斯，住在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他在生活中一向遵守內心的道德法則，從來不會做任何卑鄙自私或不誠實的事情。他從不去教堂做禮拜，因此認為自己是不可知論者。但事實並非如此。基督徒是如何界定的呢？愛丁堡大學最富聲望的神學教授約翰·貝利是這樣解答的：「成為基督徒並不取決於他是否認可某一觀念，也不取決於他是否符合某一規則，而是取決於他是否具有某一精神，以及他對生活是否抱有某一態度。」如果這是基督徒的界定方式，那麼約翰·貝利無疑是一位高尚的基督徒。
現代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寫信給他的朋友托馬斯·戴維森教授，信中說，隨著年事漸長，他發現自己「越來越需要上帝」。
本書的前幾章，我提到過我舉辦的一次有關憂慮的徵文活動。評委們想從我的學員交來的故事中選出最佳，但在其中兩個最出色的故事中難以取捨，於是這兩位作者平分了獎金。下面就是獲得並列一等獎的另一個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講述了她的難忘經歷。她歷經艱辛，最終覺察到「沒有上帝，就撐不下去」。下面我將用「瑪麗·庫什曼」這一化名來稱呼這女士。她擔心子女和孫輩在書中讀到她的故事會覺得難為情，所以我同意為她保密身份。不過這位女士的故事是真實發生過的。幾個月前，她就坐在我桌邊的扶手椅上，給我講了她的故事。她是這樣說的：
「大蕭條期間，我丈夫的平均週薪只有十八美元，很多時候我們連這個數都拿不到。因為只要請病假就沒有薪水，而他遭遇了一連串小意外，先後得了腮腺炎、猩紅熱並且反覆患流感，不得不三天兩頭地請病假。我們在雜貨店賒了五十美元，失去了親手建起來的小屋，還有五個孩子嗷嗷待哺。我給鄰居洗熨衣服貼補家用，從慈善二手商店買舊衣服改改大小給孩子們穿，自己整日憂慮不堪。有一天，我十一歲的兒子哭著告訴我，我們賒賬的那家雜貨店汙衊他偷了兩支鉛筆。我知道他是個誠實敏感的孩子，也知道他當眾被人羞辱的難堪。這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想著我們一直以來忍受的所有困苦，看不到一絲希望。我被憂慮折磨得喪失了理智，關掉洗衣機，把五歲的女兒拉進臥室，用報紙和破布把窗子和門縫堵得嚴嚴實實。我的小寶貝問我：‘媽媽，你這是在做什麼？’我說：‘這兒有點兒漏風。’我開啟了臥室的煤氣暖爐，但沒有點火。我摟著女兒躺在床上，她說：‘媽媽，好好玩呀，我們剛剛才起床呢！’而我對她說：‘別擔心，我們小睡一會兒。’
「我閉上眼睛，聽著煤氣洩漏的聲音。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刺鼻的氣味。
「突然間，我似乎聽到了樂音。我凝神聽了聽，原來是廚房的收音機忘記關了，但這已經無關緊要了。然而音樂一直在繼續，有人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讚美詩：
那仁慈的天主啊，我們的摯友，
揹負我們的原罪，我們的煩憂。
傾聽我們的祈禱，我們的煩惱，
這是何等的榮幸，何等的榮耀。
失去了心中的安寧，忍受著不必要的痛苦，
全因未將一切交付天主。
「聽著讚美詩，我突然意識到我犯了個多麼可悲的錯誤。在艱苦的生活面前，我一直孤軍奮戰，卻從未想過向耶穌傾訴。想到這裡我一躍而起，關掉煤氣，開啟門窗。
「那天，我一直流著淚祈禱。我並沒有向上帝祈求幫助，而是全心全意地感激上帝的恩賜——五個健康快樂、身心強健的好孩子。我向上帝發誓，我再也不會像這樣辜負他的祝福。而我至今仍然遵守著這個誓言。
「我們沒了家，不得不搬進月租五美元的鄉下校舍。即便如此，我也誠心誠意地感謝上帝，至少我們有個屋簷可以避雨。我誠心誠意地感謝上帝事情沒有變得更糟，我相信上帝也聽到了我的心聲，因為生活一點點好轉起來。當然，改變並非發生在一夜之間，但是當經濟逐步復甦之後，我們的收入多了一點兒。我在一個鄉村俱樂部的衣帽間找到一份工作，同時還兼職賣襪子。為了掙出大學學費，我兒子在農場裡找了個活計，每天給十三隻奶牛擠奶。如今我的孩子們都成家立業了，我有了三個活潑健康的孫輩。
「每次想起開啟煤氣的可怕的那一天，我都會感謝上帝讓我及時醒悟。如果我當時一意孤行，我將錯過多少快樂的時刻，失去多少美妙的歲月啊！如今，每當我聽說有人想要結束生命的時候，我都想大聲告訴他：‘不要這樣做！千萬不要！’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只有短短一段時間，只要堅持挺過去，就能看到未來的曙光……」
在美國，平均每三十五分鐘就有一人結束自己的生命，平均每一百二十秒就有一人精神失常。如果人們能夠從信仰和祈禱中找到安慰，大部分自殺事件甚至精神失常的慘劇都能夠避免。
印度聖雄甘地是偉大的領袖。如果不是祈禱的力量持續鼓舞著他，他或許早就崩潰了。我怎麼知道的呢？甘地曾經這樣寫道：「若不是祈禱的力量，我早就瘋了。」
許多人的經歷都能夠證明祈禱的力量。正如我之前所述，如果不是母親的祈禱和信念鼓舞了我的父親，父親或許已經投河自盡。
成千上萬受折磨的靈魂在精神病院中尖叫，假如他們嘗試向更高的力量尋求幫助，在生活的戰場上不再單打獨鬥，或許能夠早些獲得救贖。
許多人在疲憊不堪，達到能力極限的時候，才絕望地向上帝求助。就像那句格言說的：「戰壕裡沒有無神論者。」但為什麼總要等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呢？為什麼不每天汲取力量，總要等到禮拜日的那天才做禱告？多年來我一直有一個習慣，在工作日下午走進空蕩蕩的教堂。每當我忙到連幾分鐘時間都抽不出，沒空思考的時候，我會告訴自己：「等一下，卡耐基，等一下。你這樣匆匆忙忙、急急躁躁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夥計？你得停下來問問自己的內心。」這個時候，我就會在路過教堂的時候走進去。雖然我是新教徒，但我經常去第五大道上的聖帕特里克教堂。我告訴自己，三十年後我大概就不在人世了，但教堂傳授的真理是永恆不滅的。閉上雙眼祈禱的時候，我的內心漸漸找回平靜，身體放鬆，想法明確，並且有助於重新調整價值觀。我想把這個習慣也推薦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