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是我在喀布林所住的那家小旅館的經理的名字，他個子不高，穿著黑色的阿富汗傳統長袍，頭上裹著「土班」3，蓄著短短的鬍鬚，戴著副眼鏡，看上去沉默寡言。那時我剛剛來到喀布林，正在喀布林的鬧市區試圖尋找便宜的旅館，結果大失所望。我所詢問過的四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館要價都在七八美元以上——我知道這是對外國人的價格，但卻不是我所能支付得起的。
阿里所在的這家旅館的名字從一開始我就沒注意過，只是在當地人的指點下我才得以摸上門去。旅館位於鬧市街與喀布林河的交界處，那時正是傍晚時分，大街上熱鬧非凡。樓下照例是商鋪，二樓是小餐館，三樓四樓才是旅社。我順著逼仄窄小的樓梯向上走去，樓梯拐角處灰撲撲地坐著一個穿著藍色布嘎的女人在乞討，她的膝蓋上橫臥著一個緊閉雙目的大約兩歲的孩子。我路過二樓的餐廳，快到吃晚飯的時間了，餐廳裡坐著些人仰著臉在看吊在半空中的電視。他們從門口不經意地瞥見了我，突然都安靜下來。我快步衝上樓去，避免被更多的男人注意。
三樓的旅社接待室兼經理室正對著樓梯，裡面坐著三四個男子——同樣的，一看見我進來，他們便都不做聲了，直愣愣地盯著我。
「有房間嗎？」我問道。
沒有人回答。我又問了一遍。
一個坐在桌子後頭的男子開啟面前的一個大本子掃了一眼。
「沒有。」
我被失望壓著了，不想再揹著沉重的行李去別家旅社碰運氣，想，屈服吧，這是在阿富汗。
「是真的沒房間還是想要收我10美金？」我還是諷刺地問了一聲。
「滿了。」他看上去很不高興，「啪」地一下合上本子，面無表情地看著我。
我頓時為自己的衝動感到些後悔。我努力地解釋著：「我剛才已經看見了，還有空房間……我知道本地人只要1美金，我出3美金……」
他沒有理睬我的解釋，嚴肅地指了指窗外的一棟巍峨大樓說：「你可以去那裡住，那裡有你需要的房間。」
我不用看也知道他正指著的是哪棟樓，因為我剛剛從它門前路過，它矗立在喀布林河邊，是歐洲人開設的一家高階飯店。
我失望透了，但話已至此，我也只得轉身下樓。路過二樓餐廳，好像餐廳裡的人都知道我會馬上下來似的，門框裡擠著三四個少年正笑嘻嘻地等著看我。
我又回到樓下站在了大街上，一時間彷徨四顧，不知該投宿何處。可巧一眼望見不遠處從人群裡穿出兩個揹著行李的日本人，我便走上前去攔住他們。他們果然也是剛剛來到喀布林，和我一樣正在尋找便宜的住處，我告訴他們這裡的樓上便有便宜旅館，他們可以去那裡試一試。
然後，雖然有點遲疑，也暗暗地帶著些委屈，我還是對他們說：「如果有可能，請算上我一個。」
他們打量了我一下便答應了。他們往樓上走去，我放下行李坐在樓梯上等待。幾分鐘後，他們中的一個下樓來告訴我說，可以了，三個人一個房間，每人3美金。
我當然知道自己被拒絕的原因，那隻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伴的單身女人。
在塔利班掌政時期，法律禁止婦女上學和工作，禁止婦女單獨上街，並且規定阿富汗婦女出門必須穿上布嘎。現在，雖然塔利班的禁令已經被廢除，但她們中的大部分仍舊穿著布嘎，行色匆匆。在喀布林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不需要穿布嘎的女童，偶爾也會瞥見敢於拋開布嘎，只披著頭巾，腳蹬高跟鞋的年輕女子——她們大都是電臺播音員之類的職業婦女，而且她們的身旁還是有人陪伴著。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時局的動盪不安仍使大多數人都恪守著禁令。因此，剃掉鬍鬚的男子雖然很多（塔利班時期規定阿富汗成年男子必須蓄鬚），敢於不穿布嘎的女子仍然很少。到了阿富汗南部，這種狀況就更為明顯了，除了一些正在上學的年輕女孩子敢於只披著頭巾之外，成了家的女子出門幾乎沒有不穿布嘎的。而我，既沒有男子陪伴，也沒有穿著布嘎，在頭巾之下袒露著一張異國人的臉，還斗膽行走在喀布林的大街上，因此而招來的蔑視和圍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原以為，在戰爭已經大致結束，正在逐漸平靜下來的阿富汗北方，比如喀布林，我大約可以自由行動而不會有什麼大的障礙；可是從一開始，這個小旅館的經理——他的名字叫阿里，就給我兜頭澆了一盆冷水。
明白了這一點，我便在喀布林的集市上買了一頂布嘎回來並試穿了一下。
布嘎（burqa）由兩部分組成：頭套和圍罩。為了讓布嘎能夠在頭上穩穩地套著而不至於左右移動，頭套的頂部縫著一個由布纏成的箍子，這個沉重的箍子正套在腦袋上，讓整個布嘎都穩定下來，不會輕易搖擺。頭套在眼睛的部位縫著一片格子網，頭套裡的人便是通過眼前的這片格子網來視物呼吸。頭套之下便是一個多褶的燈籠般的大圍罩，目的是將人的身體完全包裹起來，只露出一雙腳在外頭。
可是實際上，這個大布罩不僅憋氣，而且那一小片佈網格還讓我無法看清眼前的路。對我而言，看不清路實在比不穿布嘎還要危險。我也知道，如果我天天穿戴著它，終究會像普通的阿富汗婦女一樣行動自如，但是在喀布林時我卻一直沒有勇氣鑽進這個布嘎，直至到了阿富汗南部時才將它派上了用場。
因此當我坦然穿著自己的綠色巴基斯坦長裙、披著頭巾行走在喀布林街頭，或一頭扎進當地的集市中時，我不僅要習慣於當地一些男人的瞪視、孩子的口哨、人們的訕笑、某些人有意無意對我身體的衝撞，還要習慣於經常提醒自己：人家並沒有請你來這裡，人家並沒有不讓你穿上布嘎，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可是怒氣還是漸漸積聚了下來。
有一次我站在路旁的一個鮮榨果汁攤前喝果汁。攤主把去了皮的芒果和碎冰塊放進電動攪拌機裡，開動了電源；他的雙手在那兒操作著，卻邊看著我邊和別人議論著什麼，臉上帶著些冷漠的嘲笑。在電動機的「嗚嗚嗚」的攪拌聲中，攤前攤後的人都直瞪著我看。他停了機子，把盛上果汁的杯子遞給我，我接過來仰頭咕嘟嘟地喝完。喝完之後我低頭想取錢付賬，不料被什麼東西一下砸中後背，回頭一看身邊並沒有其他人，再看地上，竟是一攤冰屑，不知是誰，將一把冰屑直接砸到了我的後背上。
果汁攤周圍的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那勉強裝出來的若無其事頓時變成了一張氣憤而漲紅的臉，我很想把錢直接扔到果堆上一走了事，可是轉念一想，我還是控制著自己的委屈和怒氣，把錢遞給了攤主。
當我沮喪地回到旅館時，在樓梯上碰見在二樓餐廳做招待的一個少年，大約十三四歲的樣子。正當我們擦身而過時，他忽然在我臀上捏了一把然後飛快地跑走了。連這麼個小傢伙都來揩油，這使我的憤怒終於爆發出來，我轉身向下追到二樓，一邊追一邊大聲喝斥道：「混蛋！別來碰我！」
他卻笑嘻嘻地一下跳進餐廳，我也就沒有了勇氣衝進那個門裡去。
大約是我的喊聲實在太大，我剛回到房間，阿里就緊張地跟進來問怎麼回事。我漲紅著臉向他解釋了一下，他聽了，想說什麼卻沒說出來，只是默默地走開了。
到了晚上，我的日本同屋回到了房間，他們對我說，剛才他們路過經理室，阿里從屋裡喊住了他們並對他們說，請我換到別家旅館去，這裡不能讓我繼續住下去了，不然這種事情還會繼續發生，憑白打攪了這裡的平靜。我的日本同屋還很好心地勸告我說，出門上街最好是穿上布嘎。
我聽了更加無言，只得自己加倍小心。
雖然阿里已經下了逐客令，但我既然賴著沒有更換旅館，他也就沒有繼續逼我。幾天之後，我便離開了這裡北上到巴米揚去了。
又過了幾天，我從巴米揚回來，一下車就風塵僕僕、老馬識途般的直接來到了這家小旅館。經理室的桌子後頭坐著另外一個我不認識的蓄著長鬚的男子，他只不屑地把我瞥了一下，就乾脆地說：「沒有房間。」
這句話就彷彿是幾天前那幅情景的重現，好像一切都在惡性迴圈，一切都沒有改變。
我又哪裡能指望會有什麼改變呢？我實在太累了，於是什麼也沒說，先把行李放了下來，然後也沒跟他們打招呼便徑直走到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來休息。屋裡的電視機開著，幾個人正坐在地上盯著電視機看，他們把目光從電視上移開，向我投來幾眼。
我沒看他們，只是和他們一樣呆呆地盯著電視機。電視里正在播放從印度衛星頻道接收下來的印度歌舞——這些另類的歌舞晝夜不停，使許久未看電視的阿富汗男子變得如飢似渴。這也難怪，塔利班時期禁止播放任何電影電視，所有的娛樂都被牢牢地控制著，違犯者會被處以死刑，所以阿富汗的男人們已經被壓抑得太久了。屋裡沒人說話，只有從電視機裡傳出來的喧鬧歌聲，還有幾隻蒼蠅在陽光裡嗡嗡嚶嚶。
過了幾分鐘，我疲憊地站起來，走到自己的行李旁準備離開。這時阿里走了進來，看到了我。他看了我一眼，猶豫了一下，又遲疑地看了幾眼。
他走到桌邊，跟桌子後的那個人說了幾句什麼，又翻開登記簿查了一下，轉過身來。
「現在確實沒有合適你的房間，但是等到下午五點的時候會有人退房，那時你就可以獨自住進一間雙人房，4美金。」
我聽了頓覺安慰，可是望著他卻不知該說些什麼。他說完之後就望向別處，沒再看我。
經理室外邊是一圈面對大街的涼臺兼走廊，走廊上鋪著陳舊的地毯，是旅館的人平時做禮拜的地方。現在正是夏天，夜裡屋內炎熱而室外涼爽，所以每到夜晚這些地毯上便也躺滿了人。
我坐在涼臺上等待著，樓下便是人來人往、擁擠不堪、喧囂吵鬧的喀布林大街。
接下來，我在喀布林又呆了幾天，於是漸漸地和旅館的人熟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