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節講到，日瓦戈在戰地醫院向拉拉表白了心意，但被拒絕，一個星期之後拉拉走了。不久，日瓦戈也離開了醫院，回到了莫斯科。
在回家的路上，日瓦戈心潮澎湃，兩種全然不同的心緒此起彼伏，「有時纏得緊緊的，有時抖落開」。「有一種心緒想的是冬妮婭、家庭和原來十分安定的生活，那種生活充滿了詩意，是親切的、純潔的」。而第二種心緒是新鮮的，「這種新鮮東西是另外的、完全不同的！這不是在自己心目中已經習慣了的、從舊東西中產生的那種新東西，而是不由人意、不可遏止、像迅雷一樣突然的、來自現實的新東西。戰爭、戰爭的血腥氣、戰爭的恐怖、戰爭的慘無人道和野蠻，都是這樣的新東西。戰爭的考驗和戰爭教給人們的處世秘訣，是這樣的新東西。經歷了戰爭的偏僻城鎮和人，是這樣的新東西。還有革命，不是1905年大學生們所想象的那種革命，而是現在的、從戰爭中誕生的、流血的、在所不惜的、由有經驗的革命家布林什維克領導計程車兵革命，也是這樣的新東西」。戰爭與和平，革命與承繼，兩種生活給人截然不同的生命感，讓人的感覺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戰爭與革命中的美，需要更滄桑、更堅韌、更鮮豔的人性，這讓日瓦戈愈發想念拉拉：「拉拉因為戰爭出來漂泊，過著動亂不寧的生活，毫無怨尤，很少說話，硬是不肯表露自己的痛苦，而且幾乎以不表示怨尤為美，這也是新鮮的。」
為什麼拉拉在日瓦戈眼中有這麼大的魅力？那是因為她充滿著生命的複雜和尋覓。
拉拉的媽媽基莎爾是法國後裔，但是已經俄國化了。她的丈夫是個比利時工程師，那時也去世了。法國和比利時都屬於拉丁文化，熱情奔放，對生活纖細敏感。南美的那些葡萄牙後裔、西班牙後裔，都是屬於大的拉丁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文化與冷靜嚴峻的日耳曼文化、理性規範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區別相當大。因為丈夫去世，35歲的基莎爾太太帶著一兒一女，從烏拉爾地區來到莫斯科，「把兒子送進士官學校，把女兒送進女子中學」。為了不讓自己的為數不多的積蓄坐吃山空，她買下了一個不大的成衣店。
而這一切都和那個害死日瓦戈父親的科馬羅夫斯基有關：「基莎爾太太這樣做，是採納了科馬羅夫斯基律師的主意。科馬羅夫斯基是丈夫的好友，是基莎爾太太信得過的人，也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他對俄羅斯商業界的情形瞭如指掌。她遷往莫斯科的事，也是在信中和他商量的。他在車站迎接他們，帶他們穿過整個莫斯科城區，來到軍械衚衕，進了黑山公寓，住進為他們租的一套帶傢俱的房間。」這個健壯的中年男人安頓好基莎爾一家人，「眼睛盯了拉拉一陣子，盯得拉拉臉都紅了」。
基莎爾是個精神上的弱者，「膽子非常小，怕男人怕得要死。正因為怕和沒有主見，她一會兒投進這個男人的懷抱，一會兒投進那個男人的懷抱」。科馬羅夫斯基順理成章地變成她的情人。這讓中學生拉拉格外迷茫，在母女關係中，母親往往就是女兒的文化模子，然而基莎爾對於拉拉來說，並不是一個好的示範，女兒內心深處並不想跟隨母親的腳步，這就放大了拉拉的精神空白，她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這城市生存的蒼茫。作為一個小店主的女兒，在一般意義上來說屬於社會的中下層，普遍的願望是過上更高一層的生活，況且拉拉挺漂亮，16歲的女孩兒，容顏動人，正處於女孩子好奇心豐盈的生命轉折點，再向前一步，就成年了，成人社會的大門，即將開啟。但是，在拉拉麵前，橫亙著科馬羅夫斯基強壯的身影。他野心勃勃，縱橫捭闔，屈伸自如，無論在什麼社會浪潮中，都能審時度勢，獲取先機。他沒有很強的專業性，卻是無師自通的鑽營高手，很清楚自己要什麼，目標明確，具備超強的社會生存力。他最大的強項是不受什麼道德約束，更不受什麼政治準則的規範，一切以我為準，實行徹底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這個男人特別善於應對複雜的社會變化，順暢地對接著不同社會階層的人。
這個通吃型的人渾身都是勁兒，肌肉發達的身板，散發著超群的男性荷爾蒙氣息。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女性對於這樣的男性，無論從生物性上還是社會性上，都有無形的崇拜感。拉拉明白，全家人的生活都依靠著科馬羅夫斯基，她在心底裡也有對他的依賴感。但這種依賴感來得太不是時候，拉拉16歲了，正處於成人化的門檻上，「拉拉學習很好，不是因為求知心切，而是為了得到獎學金，她必須成為好學生，要成為好學生，必須刻苦學習。她不光學習好，還很會做家務，常常在成衣店幫忙，替母親跑腿。她沉靜、瀟灑，而且她的一切：那輕盈的舉止、那身段、聲音、那灰色的眼睛和金色的頭髮——都顯得異常和諧」。除了人們看到的這些美好，她還有另外的感受，一個女孩向女人發育的身體脈動。在七月的暖風中，她「仰面躺著，兩手放在腦後。……她從左肩膀頭和右腳大指頭，感覺出自己長大了，把被窩塞滿了。肩膀和腳是這樣，而其餘的一切——她本身，她的心或者發育得十分勻稱、急切渴求生活的身體——或多或少也是這樣」。大自然賦予女性的規律，讓她的每一個細胞都燃燒著莫名的渴求。
這時候的科馬羅夫斯基變得異常危險，他如此之強的佔有慾，隨時可能打破拉拉的心理防備。機會果然來了，有一個舞會，科馬羅夫斯基邀基莎爾一起去。但基莎爾身體不舒服，讓拉拉代替自己去舞會。拉拉第一次來到這樣的舞會，華爾茲的旋律，完全隔絕了她與日常生活的聯絡，拉拉整個身心都在旋轉，她心想：「華爾茲真是一種瘋狂的玩意兒！轉呀，轉呀，什麼也不想。當音樂在演奏的時候，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就像小說中的生活那樣。」興奮中她願意讓科馬羅夫斯基緊緊地樓抱著自己，「讓別人對自己這樣放肆，是出於誇耀心情，想要別人明白，自己已經是大姑娘了。她沒想到科馬羅夫斯基跳舞跳得這樣好。他的雙臂有多麼靈活，摟她的腰摟得多麼穩當！」就在這強烈的暈眩中，華麗的炙熱氛圍隔絕了所有的女性常識，她不由自主地失去了童貞。
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她就像掉了魂似的走著，回到家裡，她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家裡人都睡了。她又陷入迷惘狀態中。她悵然坐在母親的梳妝檯前……她成了法國小說中的那種女子，明天她還要去上學，同那些女孩子坐在一起，她們和她相比，都還是一些純潔的小孩子呢。天啊，天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兒呢！」拉拉從這一天開始，走上了和其他女孩不一樣的道路。
每個人在精神上都有三重性：真實的自我、感覺中的自我、理想中的自我。而此刻的拉拉，感覺中的自我是個罪人，她已經感受不到自己的美好，更不敢想象理想中的自我。她沉陷在難以自拔的精神泥潭，生活的方向一片混亂：「這真是中了邪魔呀！假如科馬羅夫斯基闖進拉拉的生活，引起的只是她的厭惡的話，她會起來反抗、掙脫他的。但是事情卻不這麼簡單。她感到得意的是，一個論年齡可以給她做父親的頭髮斑白的美男子，一個常常在大會上受到鼓掌歡迎、報紙上常常報道的人，竟會為她花費金錢和時間，稱她天使，帶她上戲院或音樂廳，讓她‘見世面’。因為她還是一個穿棕色長衣的未成年的中學生呀，只懂得天真爛漫地開開玩笑，淘淘氣。科馬羅夫斯基在馬車裡當著車伕的面或者在劇院包廂的眾目睽睽之下大膽地勾引她，使她心醉，使她那沉睡的芳心不住地跳動。」然而「心醉」並不長久，「沮喪心情和害怕心情卻牢牢紮下了根。她整天昏昏欲睡。因為夜晚睡不好覺，因為經常哭和經常頭疼，因為功課負擔重，因為身體疲勞，她整日里昏昏沉沉。科馬羅夫斯基是她的災星，她痛恨他」。可讓她萬般無奈的是，她的痛恨之中又飽含著依依不捨，因為她發現，在這近乎亂倫的男女關係中，科馬羅夫斯基忽然變成了弱者：「不是她在科馬羅夫斯基的手掌裡，而是他在她的手掌裡。拉拉看得出，科馬羅夫斯基是怎樣需要她。」歸根到底，她恨他，也愛他，16歲的拉拉，心靈深處四分五裂，恓惶地站在人生的刀鋒上。
不僅是拉拉，科馬羅夫斯基也墜入彷徨。單純無邪的拉拉像一面鏡子，讓這個在社會泥潭裡摸爬滾打已久的男人忽然有了點兒原罪感。「他小聲呼喚著，合上了眼睛，腦海中出現了她那枕在他的手臂上的頭，那睡著了的頭在睡夢中垂著眼睫毛，全不知道有人一連幾個小時地看著她。她的一頭秀髮披散在枕頭上，那種蓬鬆的美使他眼花繚亂，心蕩神馳。……不能一味地這樣纏綿相思、尋愁覓恨！科馬羅夫斯基想，自己又不是小孩子，應該明白，如果由於他的迷戀，他的亡友的女兒，這個幼小的女孩子，成為他愛得發狂的物件的話，他將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要懸崖勒馬！要對得起自己，不能改變自己以往的一切，否則一切都要完了。」
科馬羅夫斯基看上去十分強勢，但在這個時候也變得特別軟弱。世界上沒有徹底的好人，也沒有徹底的壞人，所謂善惡，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一瞬間的意志：是善念壓倒惡念，還是惡念壓倒善念。戀愛中的拉拉和科馬羅夫斯基既不大善，也不大惡，他們內心大起大伏，難以一刀兩斷。科馬羅夫斯基第一次感覺到人生失控。「他多麼不害臊地跪在她的腳下，哀求說：‘不能這樣過下去。咱們這樣混下去，不得了！你要朝下坡路滑下去。咱們還是告訴你媽媽吧。讓我娶了你。’」而拉拉雖然知道他說的「都是空話」，但還是常常披著掩蓋真容的面紗，去「那座可怕的飯店」和他幽會。「飯店的侍者和顧客們都用那樣的目光盯著他們，好像要剝去他們的衣服。拉拉只有一個勁兒地問自己：難道相愛的人低人一等嗎？」
真正使他們的瘋狂關係猝然停止的，是拉拉的媽媽，她發現了科馬羅夫斯基和拉拉的私情，絕望中吞下大量碘酒自殺。日瓦戈跟隨格羅麥科教授前去急救，看到「一個半裸體的女人躺在床上，大聲哭著，頭耷拉在一隻洗臉盆上面，頭髮一綹一綹地粘在一起，渾身溼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淚，又是汗。」突然，在房間暗處的屏風後面走出來一個男子，「這是一個結實、魁梧、臉颳得光光的、神氣十足的人。他高舉著煤油燈走出來，走到一個姑娘在旁邊睡覺的餐桌前，把煤油燈放進燈架裡。燈光一照，姑娘醒了。她對那人笑了笑，就眯起眼睛，伸了個懶腰。這時姑娘和那個男子演起了啞劇，他們彼此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交換目光」。日瓦戈一眼就看出來這一對男女之間隱藏著不可人知的秘密，並且和基莎爾的自殺有關。
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拉拉，正是1906年的初春。「他的心由於這種未曾體驗過的心情，感到憋得難受。這就是他和米沙、冬妮婭常常議論並且莫名其妙地稱之為‘下流’的東西，就是那種又可怕、又吸引人、不接觸時在口頭上很容易擺脫的東西。」五年之後的聖誕節之夜，他又一次看到了拉拉。這個長大了的姑娘早已不再和科馬羅夫斯基來往，但在1911年聖誕節，她「做出了一個不幸的決定」：向科馬羅夫斯基要一筆錢，還清債務。她為什麼會欠債？因為她那不爭氣的哥哥把同學們的一大筆錢拿去賭博，都輸光了。拉拉只好向自己當家庭教師的東家借了這筆錢，替哥哥還債。拉拉想從科馬羅夫斯基那裡要到錢之後，真正開始自己的獨立生活。她以為，「在過去種種事情之後，在她已經脫身好幾年以後，他一定會像個男子漢大丈夫一樣，不需任何解釋，不附帶任何骯髒的條件，無私地幫助她」。她來到科馬羅夫斯基正在參加的聖誕舞會，出乎意料地看到他正和一個年輕的姑娘眉來眼去：「有一個拉拉不認識的姑娘從大廳裡走進客廳裡。科馬羅夫斯基用拉拉非常熟悉的那種目光看了姑娘一眼。受到青睞的姑娘對科馬羅夫斯基笑了笑，臉一紅，頓時滿臉放出光來。拉拉一看見這情景，差點兒叫起來。一陣受辱感使她的血往臉上直湧，她的額頭和脖子都紅了。她想：‘這是新的犧牲品。’拉拉好像在鏡子裡看見了自己和自己的過去。」憤怒之中，她一槍打向科馬羅夫斯基，卻擊中了坐在他旁邊的副檢察長。
眼前的情景，讓日瓦戈萬分震驚：「一看見她，他就驚呆了。就是她！而且又是在這樣不平常的場合！又有這個頭髮斑白的男人。」日瓦戈並不感到恐怖，卻從姑娘的眼神中看到了不尋常的憤恨，看到孤注一擲的決絕，看到「她是多麼高傲呀」！這一槍，震動了日瓦戈，他把自己的深層感情和拉拉聯絡在一起。這共同的感情不是愛，而是恨，是兩個人對科馬羅夫斯基共同的恨。優雅的日瓦戈打不出來的這一槍，被拉拉毅然打響了，這情節若是放在《哈姆雷特》裡，就如奧菲利亞替哈姆雷特打死那個篡位的叔父，報了殺父之仇。
日瓦戈這些複雜的心情，拉拉渾然不知。她直到來到野戰醫院之前，根本不認識日瓦戈。此時的她已經嫁給了相戀已久的安季波夫。這個工人家庭的青年，結婚之夜才知道妻子竟然有著那麼複雜的過去，瞬間從「幸福的頂峰」墜入到「絕望的深淵」。新婚之夜儼如一場「交代大會」，「丈夫的猜疑和妻子的坦白招認不斷地相互交替。他在問，拉拉每回答一次，他的心就往下一沉，就好像他在往深淵裡墜，他受傷的心跟不上新發現的事實」。安季波夫是個追求完美的青年，從家庭到社會，他都抱著理想主義的期待。拉拉的累累創傷，令他心裡對未來的那些期盼都像落葉般凋零。他和拉拉結婚後一起到了烏拉爾的小城尤梁津，去一所學校教書。安季波夫常常「坐在底朝天的木船上望星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沒有決心離開她；難道他不明白，拉拉愛的不是他，拉拉愛的是她對他盡的一種高尚的義務、一種偉大的職責？這種熱情的、值得稱道的責任心，和真正的家庭生活有什麼共同之處呢？」安季波夫心裡的灰暗思緒若是直率地向拉拉說出來，倒也是一種夫妻交流的最好方式。但他只會默默地想，在自我對話中越走越遠，「他望了望星星，好像是徵求他們的意見。星星不停地閃爍著，有密集的，有稀疏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藍的，有色彩不停變化的。忽然星光漸漸暗了，院子和房子、木船以及坐在木船上的安季波夫被一道賓士而來的強烈亮光照亮了，就好像有一個人打著火把從田野上朝大門口跑來。原來是一列兵車噴吐著帶火的黃煙，穿過交道口向西馳去」。兵車的賓士讓安季波夫笑了，「他站起身來，回去睡覺。他想找的答案找到了」——他要參軍，去鄂木斯克軍事學校學習，離開拉拉。
拉拉的第二個男人，就這樣遠去了。儘管沒有離婚，而且還時常聽聞他的訊息，但這對夫妻再也沒有團聚。安季波夫在紅軍中一步步高昇，但他從來沒有主動去看望妻子。拉拉曾長途跋涉地尋找他，但始終找不到。為了儘快見到丈夫，拉拉「以護士的身份登上醫療隊的火車，經過利斯基城，向匈牙利邊境的麥佐‐拉波爾奇進發，安季波夫的最後一封信就是從那個地方發出的」。到了那個地方，安季波夫還是杳無蹤影。後來，拉拉學習了一些護理技術，從莫斯科來到前線醫院當護士，她絕沒有想到，在戰地醫院相遇的不是安季波夫，而是她生命中的第三個男人日瓦戈。見面的場面瀰漫著血腥氣：「有一個擔架上躺著一個傷員，傷得特別可怕，慘不忍睹。有一塊爆炸的炮彈殼的底片，把他的臉炸得粉碎，把舌頭和牙齒炸成血肉模糊的一團，彈片從炸開的一邊腮上進去，陷入頜骨當中，然而卻沒有把他炸死。這個已經沒有人形的人用細得不像人聲的聲音短促地、斷斷續續地呻吟著，使聽到的人都覺得，他是在懇求，懇求快點兒把他打死，免得讓他這樣活活地受罪。那個護士以為，那兩個在擔架旁邊走的輕傷員是聽了他的呻吟受不了，正準備徒手從他的腮裡往外摳那塊可怕的鐵片。」日瓦戈一眼就認出來，那個護士就是拉拉。
兩個人在生死線上的相逢，激發了日瓦戈前所未有的珍惜感。戰場上的上一秒與下一秒也許就是死亡的分界線，在生死麵前，瞬間獲得了永恆的意義，愛情的價值再也不能用日常生活的道德來衡量了。日瓦戈身不由己地向拉拉表達了心意，但這純淨的表達不在正確的時間，拉拉還在尋找安季波夫，她還嚴格地遵循著女性的忠誠，堅守著婚姻的道德性。在這個時間點上，她不可能接受日瓦戈的愛，只有在一切堅守都化為碎片，毫無價值的時候，她才會悄然看到那一株隨風搖曳的戰地愛情是多麼美好。
而這必然發生！
日瓦戈滿心惆悵地回到莫斯科，當他「下了馬車，走到大門口按門鈴的時候，他的呼吸急促，心怦怦跳了起來。沒有人來開門。他又按了一次。還是沒有任何反應，他著急了，就一下接一下地按了起來，於是他看到旁邊的小門打了開來，冬妮婭手扶著門站在那裡。起初兩個人都因為太突然，呆呆地愣住了，也沒有聽見彼此的叫聲。但是因為在冬妮婭手裡敞開的門有些像敞開的懷抱，這才提醒了他們，他們像發了瘋似的互相撲過去擁抱起來」。但喜悅卻像煙花，噴放之後，又歸於沉寂。日瓦戈「在後來的幾天裡，他發現自己是那樣的孤獨。他不怪任何人。顯然，他自己希望孤獨，也就孤獨起來」。莫斯科的政治形勢越來越鮮紅，在俄羅斯建立蘇維埃政權並且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公告到處可見，讓日瓦戈感覺到「此時此刻的偉大和重要，他十分激動，一時回不過神來」。他喜歡這樣的變化，「多麼了不起的手術！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發臭的爛瘡切除了！痛痛快快，乾脆利索，一下子就把千百年來人們頂禮膜拜、奉若神明的不合理制度判了死刑」。日瓦戈終究還是個詩意的青年，他歡呼著改天換地的時代，並不知道革命也是一場深度地震，地面上的所有生存都將被打破，「日瓦戈一家窮困到了極點。一家人餓得奄奄一息」。無奈之下，日瓦戈一家只好遠赴烏拉爾的尤梁津，那裡的瓦雷金諾莊園，是冬妮婭的外婆家。
冬妮婭並不知道，那裡也是拉拉的故鄉，拉拉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安季波夫，已經回到了尤梁津，日瓦戈和拉拉的重逢，就這樣冥冥之中不可避免。這就是革命，一切皆有可能，無論悲喜，誰都無法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