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掀開它的衣角——正如我們的政治家常說的那樣——我們看到的就不只是表面那些莊嚴的大事了。也就是說，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常常是平淡無奇的瑣事：我們必須接受，並不是每天都有王朝傾覆、思想體系崩潰或被寄予眾望的新社會形態建立這種大事發生。如果觀察者掀起歷史的衣角，想一窺被藏起來的醜陋面孔，他們只會看到一場乏善可陳的普通展覽：歷史只會按照自己的意願示人，而它本就是平平無奇、讓人司空見慣的。對此不滿，並且想看到更多的人，必須鼓起勇氣，剝去歷史披上的一層層故事的外衣。理想的結果是，他會發現個人經驗與現實世界的共鳴，幻想與理性清醒的真實存在的協奏。而歷史正是這樣，由諷刺、詭計與敘述的小花招書寫而成。
哲學家、詩人和「世界學者」弗朗索瓦·馬利·阿魯埃自稱伏爾泰，他正是這樣一位按照自己意願書寫歷史和故事的人。他喜歡剝開自己的生活，這給他帶來了很多樂趣。因為他自己仍活在世上，還不需要遵從死者狂熱的「世外高見」。伏爾泰將自己的存在稱為藝術，需要精心的維護和善意的評論。但對於他所傳播的資訊究竟是文學虛構還是實情，他卻並不十分感興趣。只要他本人和周圍的生活能給他提供足夠的談資，他就滿足了。這些談話有的能為他帶來嚴肅的認識，有的只是對公開懸賞得來的知識稍稍加工。
伏爾泰的職業生涯就像一場聲譽、非議和陰謀相繼粉墨登場的鬧劇。他生於1694年，是王室司法官員弗朗索瓦·阿魯埃和他充滿魅力的夫人瑪麗·瑪古艾特的兒子。年滿三十歲時，這個年輕人已經實現了自己人生規劃裡至關重要的部分：他成了法國最富有的作家，因為他集幽默和尖刻於一身，同時又懂得如何迎合讀者的口味。伏爾泰巧妙地鞏固自己曾經達到的地位，他對審查機構想要阻止他寫作的努力不置可否，只是轉而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賺大錢，得心應手地撥弄資產。
1749年，伏爾泰已經到達了他聲譽的巔峰。他既有錢又有名，比任何一個國家官員更甚——然而他並不快樂：與他同居長達十六年之久的摯愛艾米麗·杜·夏特勒supsmallid="filepos56664"/small/sup，在生下他們的第三個孩子時去世了。我們這位詩人還不習慣遭受命運的打擊，此時打破了心靈的安寧，看到了生命的無常。在這樣的心境中，他開始醞釀有所改變的人生規劃：多年來，他一直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保持著頻繁的書信交流，對方一再邀請他去柏林。
伏爾泰開始認真考慮，自己是否該聽從這位君王不厭其煩的徵召。最終，在1750年的夏天，他向普魯士宮廷書面告知自己即將到訪。對國王而言，伏爾泰絕不僅僅是一位哲學家。腓特烈二世向這位詩人發出了一封極其友好、近乎奉承的歡迎信，其中寫道：「您是一位哲學家，我也是。那麼，兩位決定一起生活的哲學家順從這一想法，還有什麼比這更自然的嗎？我當然還沒愚蠢到妄自認為柏林可以與巴黎相提並論。倘若財富、規模和聲譽可以使一座城市變得可敬可愛，那麼我們或許尚可與巴黎相媲美；但若說世界上的高雅品味統統彙集一處，那麼我承認，這個地方非巴黎莫屬。不過，您不是會把這樣的高雅品味帶到您所到之處嗎？只要我還活著，我保證您可以在此處享受安樂。」
一開始，這一承諾似乎兌現了。伏爾泰在柏林被奉為歐洲最重要的詩人和思想家。與他在家鄉受到的敵意相比，此時的禮遇顯然讓他很受用。他頗受崇信，得以成為這位君王的談話夥伴和私人教師，而這位君王在詩歌和音樂方面有所成就——這一職位讓他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因為腓特烈二世便肯屈尊，扮演有天賦且好學的學生角色。伏爾泰在他1759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我每天和陛下一起工作兩個小時，我會修訂他所有的作品，但就算在我劃掉其中不合適的地方時，也絕不會吝嗇對其中精彩的部分加以最高褒獎。我會對一切做出書面解釋，這會讓他的個人表達習慣形成某種修辭和詩學風格。他從中學到了很多，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他個人的天賦比我的指導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我沒有宮廷事務，也不需要去拜訪什麼名人，不需要履行任何義務。我終於過上了一種自由的生活，我無法想象還有什麼比現在更能讓我滿意的生活狀態。」
然而，就在幾個月後，伏爾泰的心滿意足就蒙上了第一道陰影。腓特烈大帝和伏爾泰一樣以自我為中心，卻遠沒有我們的詩人懂得自嘲，於是，他開始讓伏爾泰難以忍受了。他耗費了他客人的大量精力，完全隨心所欲。而說到普魯士的權力關係，軍官顯然擁有話語權，嚴格來說，腓特烈二世正是所有普魯士士兵中最高層和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他本人也以此自居。來到柏林的伏爾泰不得不忍受寒冷，他發現，這種寒冷並不僅是因為冬天的到來。夏特勒夫人去世後，伏爾泰向留在巴黎為自己料理家務的侄女瑪麗-露易絲透露了一些模糊念頭，這些念頭越來越經常地糾纏著他：「我坐在爐邊寫作，腦袋昏昏沉沉，心中充滿憂傷，呆呆地望著施普雷河。因為施普雷河匯入易北河，易北河流入大海，而大海也是塞納河的終點，我們巴黎的家就在塞納河畔。我是說，我親愛的孩子，我為什麼要坐在這座宮殿裡，坐在這朝著施普雷河的房間裡，而不是坐在家鄉的爐邊呢？為什麼我要為了某個國王，就離開你呢？我親愛的孩子，我多少次譴責我自己啊。我的幸福被下了毒！生命是何等短暫啊！太悲哀了，我竟然離開你，到遠方尋找幸福！我幾乎再也不可能痊癒了……」伏爾泰試圖通過勤奮工作來撫慰思鄉之情，卻減少了文學創作，投身於自己引以為豪的金融事務，他在投資方面甚至比經驗豐富的專家更老到。他在普魯士也成功了一兩次。總的來說，伏爾泰賺得了一筆可觀的年收入，這也讓他在一定程度上很滿意。儘管如此，他在柏林還是獲得了一些來自古老民族智慧的啟示，即只擁有金錢並不能讓人幸福：國王用一封封近乎阿諛的信件，將尊貴的詩人請入他的王國，卻向他的客人展示了，與真實的政治權力相比，語言的力量是多麼貧乏。
伏爾泰漸漸發現，自己就像被買來的說書先生，供君主隨意戲弄。為了使國王的脾氣不那麼令人難以忍受，我們的詩人又回到了他最擅長的領域——在諷刺中尋求逃避。1752年12月，他在給自己侄女的信中寫道：「‘我的朋友’指的是‘我的奴隸’。‘我親愛的朋友’就是說，‘您對我而言，無足輕重’。而‘我將使您幸福’，其實只意味著‘我今晚要嘲弄您一番’。」無論如何，伏爾泰是不甘於被嘲弄的。儘管身陷自願流亡之境地，他也努力為自己拉起第二條戰線。就在這條他既無法鋪開也無法推進的戰線上，他試著退守內心，來對抗令個體退無可退的王權的絕對支配。國王當然也注意到，自己的客人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了，還用譏諷和各種挖苦來對答。儘管如此，國王仍不想放棄他們之間的對話機會，即每日的詩歌指導課。伏爾泰絲毫沒意識到，他隱秘的消極抵抗策略正在逐漸惡化自己的境況，而這是十分危險的。在回顧這段經歷時，他仍然相當友好地表達了對普魯士國王的賞識，迴避了一切刻薄評價。然而相反，這產生了某種奇特的效應，人們發現，他在這位著迷於藝術和權力的統治者的宮廷生活得並不自由：「倘若陛下穿上衣服、套上靴子，那麼斯多葛學派的學者們就要向伊壁鳩魯學派致敬了：他讓兩三個親信靠近，比如軍團裡的少尉或侍從，自由鬥士或年輕的軍校學生，他們會一起喝咖啡。國王把手帕扔向誰，誰就有機會和國王單獨待上半刻鐘……排在這項男生娛樂活動之後的，是一項項政事……這一切都以軍事化標準，準時完成了。一個方圓四百英里supsmallid="filepos63188"/small/sup的國家，竟然像一座修道院，人人盲目服從，井然有序……這種頗不尋常的統治、更加奇特的習俗，以及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之間相互對立的共存（城堡外是嚴格的軍事風紀，城堡內卻是一派閒散，供人在小房間裡消遣的侍從，在君主的窗下受過三十六次羞辱計程車兵，關於道德和縱情歡樂的嚴肅討論）組成了一幅些許怪異的畫面，那時卻無人察覺。只有到了過渡期，這些才在歐洲漸漸被傳開。」
1753年，伏爾泰告別了國王，這段普魯士風格的插曲結束了，雙方都如釋重負。腓特烈二世表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反感，因為伏爾泰這時的言行越來越狂妄，即使對友善的問題也常常報以態度惡劣的回答。國王認為，自己給予伏爾泰思想自由，而他卻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實在無禮，而且是對他知遇之恩的蔑視。伏爾泰則對擠入國王圈子的那種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之徒不齒，懷念自己可貴的獨立性，就像他曾在洛林地區的西雷莊園，在他摯愛的艾米麗·杜·夏特勒身邊時那樣。
然而，還沒等詩人踏上法蘭西的土地，腓特烈二世便再次讓他體驗了君主的權威：伏爾泰受到指控，說他企圖將國王借給他的貴重物品據為己有，於是他在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被捕了；就連他從巴黎匆匆趕來、迎接自己這憂鬱的叔叔回家的侄女也同樣被捕了。一切抗議都無濟於事，伏爾泰受到了拘留犯般的對待。他在自己的《懺悔錄》中寫道：「人們把我們塞進……某個客棧一樣的地方，十二個士兵把守在門口；我的房間裡有四個看守，我侄女被帶到了閣樓上的房間，那裡也有四個看守，就連四面透風的一樓棚屋裡也安置了四個看守，他們讓我的秘書睡在那兒的乾草上。我侄女雖然有一張小床，卻沒有簾子或侍女，有的只是房間裡那四個舉著高高豎起的刺刀的看守……我們在那裡做了整整十二天俘虜，而且每天都得付一百四十個銀幣。」
在法蘭克福遭遇的羞辱成了伏爾泰至關重要的一段經歷。一股神聖的怒火在他心中騰起，這股怒火不僅燒向普魯士國王，還燒向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權貴們，他們比國王更甚，一如既往地將隨意羞辱他們的下屬視作理所當然。在普魯士逗留期間，伏爾泰學到了教訓：一旦統治者想要鎮壓，一切美好的藝術都無足輕重。詩人決心，從當下開始守護自己的自由。在他的餘生裡，他只想儘可能在當時的境況下保持自我獨立。而他恰好有這樣做的條件，這樣帶來的幸福不可低估：伏爾泰有足夠的金錢，甚至很富有，完全可以用預備資金保障自己的獨立性。
當他滿懷憤怒地在返回法國的途中獲悉，當局和審查機關絕不可能得知他的行蹤，也不能再刁難他時，他便在日內瓦安家了。那裡畢竟是法語區，人們也都講法語。他先在洛桑置辦了一所房子，之後在日內瓦也有了一處房產，在靠近法國邊境的圖爾奈和費爾奈也各有一座舒適的莊園。花甲之年還能為自己找到一個新的心安之所，這得益於伏爾泰孩子氣的熱情：他讓人把瑪麗-露易絲從巴黎接來，讓她按照自己的品味，親手改建了住所。在給一名仰慕者的信中，他這樣寫道：「哲學家必須與緊隨其後的瘋狗們有所區別，儘管它們也有許多洞窟……我有四隻爪子，並非兩隻……一隻立在冬天的洛桑那幢可愛的房子裡，一隻立在使我可以招呼社會名流的日內瓦——這是我的兩隻前爪；我的兩隻後爪分別立在費爾奈的住所和圖爾奈的伯爵領地……在那裡，我親自幹了泥瓦匠和木匠的活計……夫人和我為我們的朋友準備住所，還為我們養的母雞造了雞窩。我們種植橙子樹和洋蔥，還有鬱金香和土豆。每個角落和每條小路盡頭似乎都有待完善。我們幾乎在重建迦太基帝國。」
儘管伏爾泰找到了自己養老的地方，他此時卻談不上退休。把住所改造得稱心如意之後，伏爾泰展現出來的創作熱情讓他的朋友和敵人都大吃一驚。我們的詩人還在繼續寫作，如今還成了哲學家，思索著自己在法國被無理剝奪的自由。在此期間，伏爾泰以老驥伏櫪般的雄心出版了不計其數的作品，其中就有他最著名的小說《老實人或樂觀主義》；他以超乎想象的勤奮與狄德羅一起編寫《百科全書》，完成了多卷本的《風俗論》，出版了《論寬容》和《哲學辭典》，努力將自己隨著閱歷增長的對世界的認識，以易於理解的方式呈現給大眾。然而這些努力——如他自己所抱怨的那樣——顯然沒有成功。伏爾泰一向喜歡專注記錄自己身體機能的各種衰退和損傷，甚至以獻身般的熱情來描述——這一可愛的習慣，他直到晚年才放棄堅持。在寫信時，他喜歡署名「病弱的老者」，或「年老的病人」；他鐘愛塑造久病衰弱卻堅持抗爭的白髮老人形象——正如他本人，一邊是對自己時代強權的不滿，一邊不厭其煩地崇尚真理：「在法國，人們要麼是錘子，要麼是鐵砧，而我生來就是鐵砧。父輩留下的微薄產業日益衰微，因為在此期間，物價飛漲，政府一再剝削退休金和現金。政府部門不斷負債，政策不斷變化，人們只盯著國家財政的各種動作。其實在宏觀政策之下，始終存在著一些可操作的空間，個人是可以加以利用的，且無須對任何人負責：再沒有什麼能比自給自足更令人愉悅的了——邁出第一步需要一些努力，但之後就很容易了。如果一個人在年輕時節儉，那麼他到了老年就會驚訝地發現，自己有了一筆可觀的積蓄。而這時正是他最需要財產的時候，也是我正在享受的時光。我在國王身邊生活過後，儘管有巨大的損失，但我依然可以在自己家裡成為國王。」
在所有個人的虛榮中，伏爾泰呼喚的是人類的謙遜品質：不要期待來自上帝的幫助，人類也許是最接近上帝本身的造物，應該具備上帝的品質，尤其是上帝的理性，即適度地利用一切。人類應該知道他所能知道的東西，但也應該認識到理性的邊界。作為致力於追求知識的生命，人最好成為「未知的哲學家」：「上帝不會為了人類這種低賤的生物打破自己永恆的法則……有一點必須承認，這種可悲的生物依然有權利發出謙卑的吶喊，努力弄清楚為何永恆法則不能讓每個個體都找到幸福。‘一切安好’這一套說辭，把自然界的造物者當作一位強大又暴躁的帝王，對四五萬人的死亡無動於衷，冷眼旁觀那些活著的人在貧困和淚水中掙扎……那麼上帝究竟是隻存在於某個特定地方，還是存在於所有地方之外，又或者是同時無所不在呢？他的存在是肉體的還是精神的？我怎麼能知道這一切呢……‘認識你自己’是一條絕好的建議。但是隻有上帝自己可以實踐它。有靈的東西，我們稱之為靈魂。然而關於靈魂，我們別無所知，因為我們的智慧有其界限。有四分之三的人類只滿足於生存就夠了，餘下的四分之一始終在尋找——從沒有人找到過，也不會有人找到。」
儘管伏爾泰對適度的理性是否可行也抱有種種懷疑，他卻無法想象人類自覺返回自然。他的歷史哲學觀點是線性的，忽略了一切客觀的殘酷和不公，認為即使是最微小的進步也是可能的；這種進步可以阻止人類變得驕傲自負，或者逃避責任、自我開脫。迴歸自然的熱烈倡導者——與伏爾泰同時代的盧梭，此時正努力躋身著名哲學家之列。而當他將自己的思想綱領《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樣章拿給伏爾泰看時，後者毫不掩飾地加以諷刺，甚至顯得有些刻薄：「從沒有人像您這樣浪費人類的才智，您竟然致力於讓我們做回野獸。讀了您作品的人，一定會對手腳並用、四足行走產生濃厚的興趣。然而我既然已在六十年前就放棄了這個習慣，而且絕不可能重拾，那麼我不妨將這種自然習慣轉讓給那些比您和我更配得上它的人。我當然更不可能遠航，把自己弄到加拿大的野蠻人中去。
首先，我的疾病迫使我待在歐洲最偉大的醫生身邊；其次，這個國家還處在戰爭中，我們的國家真是做了很好的榜樣，現在這些野蠻人和我們一樣惡毒。因此，我必須滿足於在您的祖國附近找到的寧靜，做一個與世隔絕的、平和的野蠻人。」
盧梭收到這樣的回信後自然很不高興，於是，這兩位稱得上是「他們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人，後來並無深交。除了伏爾泰，再沒有任何一個詩人哲學家在作品中如此清晰地展現出自己生活與工作、個人存在理念和文學創作之間的內在同一性。伏爾泰甚至在為作品命名時就已經考慮到，要向公眾呈現一部成功之作——這部大作一定會印在節目單上很長時間，讓身兼數職的劇院經理、作者和導演最終滿意。伏爾泰的皇皇全集中，讓後來幾代人都無法超越的論文佔了絕大多數，然而這些卻穿插在他的傳記中。大師本人時不時在其著作中帶著自嘲親自登臺——這也算作他不可刪改的著作權的一部分——同時，他還在繼續著述。對這項事業，他樂此不疲。因為，這一方面獲得了廣泛成功，另一方面還將外界的安慰、攻擊、吹捧和其他看法統統納入了他的自我認知中。最終，他不僅藉此對他那個時代的強權者表示了不服從，甚至還表示了憤恨。腓特烈二世還在努力與自己這位往昔的客人保持通訊往來，然而此時年逾古稀的伏爾泰卻帶著滿腔憤慨寫道：「您對我做過的糟糕事兒已經夠多了：您總在挑撥我和法蘭西國王的關係；對我施行的待客之道……令人噁心；您在信中向我表示熱烈歡迎，這原本甘甜的安慰卻被您用酸苦的指責玷汙了。而您乾的最糟的事兒，就是讓現在遍佈全歐洲的哲學的仇敵都可以說：哲學家們不可能和平相處。從前，有一位不信基督的國王，他把另一個不信基督的人召到自己的宮廷裡來，卻用很惡劣的方式對待他。在這些所謂的哲學家中，看不到一絲人性的博愛，上帝會讓他們互相懲罰的。」
伏爾泰逝世於1778年5月30日。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不顧自己「八十三歲高齡，身患八十三種疾病」，再次回到了巴黎。這是一次艱難的旅程，同時也是他登臺的最後一幕了——凱旋。當時，巴黎的執政者是路易十五之後的路易十六。他是一位相對溫和的君主，對於自己的人民和各種問題，他很樂意置身事外。人們告訴他，伏爾泰進入首都，引起了真正的轟動，他卻無動於衷。於是，白髮蒼蒼的詩人哲學家再次擁有了庭院，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過得像國王。他做了各種事情，完全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就好像他還不願草草結束，仍在等待謝幕，好宣佈自己人生這出大戲劇終。此前，他已經打理好了自己的私人事務：除了大量有價債券，瑪麗-露易絲還繼承了費爾奈莊園——當時，她已經把它出售了，同樣被出售的還有伏爾泰那座藏書超過六千卷的圖書館。大師熱烈的仰慕者們立即行動起來，他們在這個相當果斷的轉讓過程中，看到了某種精神上的野蠻——然而實際上，這是符合大師處理家產的慣例的。當他有了致富的機會——儘管這不太可能，難道不正是他自己抓住一切機會聚攏財富，還自我申辯，指出這正是藝術家才有的致富頭腦嗎？於是，他的侄女就這樣遵循叔叔的意志擺脫了他遺留的責任。伏爾泰自己也與世界和解了，雖然他內心深處仍然為人類的道德狀況憂心忡忡，但至少此時，他只想表達自己的希冀：「我不再指望人類了，而是轉向了你，一切生命、一切世界、一切時間的上帝……你沒有賦予我們心，於是我們互相憎惡；你沒有賦予我們手臂，因而我們互相殘殺。若你給了我們，我們會互相幫助，這悲慘而短暫的一生雖是重負，卻會變得可以忍受。希望所有人都記得，他們是兄弟。希望他們厭惡暴君的靈魂！一旦戰爭的長鞭無情揮來，至少我們自己還可以和平相處，消除憎恨，不互相折磨。」
伏爾泰一直是「未知的哲學家」。他拼湊出的思想體系獨特而大膽，其中潛藏著一條冒失的哲學訊息——這些都隨著他的去世而失傳了。為了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偏愛使用許多小小的諷刺。這些諷刺並不總是完全切題，但至少留下了值得注意的效果。長期以來，和他的名字緊密相連的，正是幽默和反諷——它們更接近真理，與簡單的挖空心思賣弄才智有著本質區別，有驚人的說服力。在這位詩人哲學家給普魯士國王寫的一封言辭稍顯緩和的信中，他最後提出了一個建議，即使放在今天，也算是極端囉唆了：「陛下……拿起剪刀，剪斷了所有的琴絃，因為它們讓您覺得無聊，只留了剩下那部分供您消遣。陛下您就是這樣把三十卷作品，只留下一兩卷的——真是個很棒的法子啊，這一定能治好我們寫起東西來沒完沒了的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