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習慣性地認為，哲學的目的是尋找智慧和真理，而智慧和真理既有用又廣受歡迎，據說還有益於人類的精神幸福，那麼哲學就不可能有什麼危害性的副作用。這通常沒錯。如果一個人有智慧，那麼人們會希望他內心沉穩堅定；而如果一個人在長期的冥想後，觸到了真理，他也會因為意外獲得了這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認識而萬分高興——當然，真理本身要證明自己足夠驚世駭俗。但對於有天賦且感興趣、想要投身於哲學的初學者來說，哲學帶給他們的會是一種基本上毫不令人激動的、踏踏實實的心理預期；當然，這種預期也隨時可能被打破，一旦成果延遲，讓新手失去了耐心，或者他完全沒有做好準備，而哲學似乎已經在無限中盡情伸展——最強大的思想像群山一樣連綿蔓延，突然變得不可逾越。
這種天降大任的反轉確實發生在了大學生大衛·休謨身上。休謨於1711年降生在愛丁堡，被家裡強迫著早早進入了法學專業，以糟糕的成績勉強畢業，但沒有放棄他真正熱愛的哲學——其實他把文學也歸入了哲學的範圍。一有空暇，休謨就盡情滿足自己的求知慾。他閱讀經典作家——主要是柏拉圖、普魯塔克、塞內卡和西塞羅——只要是看上去能成為他獻身於追尋真理和智慧的終身榜樣的人，他都讀。休謨已經準備好用這些榜樣來鞭策自己：他決定，讓哲學的指路明燈照亮自己的一生。他對此期待滿滿，卻不一定對失敗做好了心理準備。他放棄了未完成的學業，回到了故鄉蘇格蘭耐維爾的家中，向家人表明了自己的心志——這位熱愛智慧的年輕人從此只想投入哲學的懷抱。雖然大家並沒有熱烈支援，但顯然已經看出，休謨對哲學所表現出的迷戀已不僅僅是盲目的叛逆，而是認真的。
大衛·休謨的叔叔喬治在其父親逝世後，以第一監護人的身份提出了家族對他的職業建議。而休謨對這一提議表現出了遲疑不定、勉強同意的態度，這位剛滿十八歲的前法學專業大學生認為，這樣自己就能擁有自由的道路了：整個思想的世界都向他敞開了，他可以比以往更投入地研究已形成的思想體系，並從中獲益，通過自己的努力進一步豐富整個哲學體系。這種使命感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在最初的半年裡一下子點燃了休謨的激情，讓他變得極度亢奮；但很快，休謨就發現，它變成了一種折磨人的冒險：離近了看，休謨所進入的思想體系就像是建築學上的怪獸，不斷系統地將人一步步引入各種岔路，讓人無法專注於一個方向對它進行研究。休謨在發現了自己不足的同時，再次踏入了錯誤的岔道：他越來越搞不清真理和智慧意味著什麼——這在偉大的哲學家們身上是一定不會發生的；既然只有他混淆了，看上去一定是自己太累了。
就其狂熱的努力而言，休謨在此時取得的成就只有懷疑和令人沮喪的迷茫。於是，他用患病來逃避這種心態。一種奇怪的皮疹讓他大傷元氣，而內心的不安也在折磨他，使他常常分泌過多的唾液。這讓這位受阻的哲學家非常尷尬，因為就算只想滿足基本的表達需求，他也會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休謨成了家族的恥辱，他給外人的印象，似乎總與那種保守虔信的哲學圈子裡常常談起的傳染病綁在一起。問診的醫生也無法診斷出他身體上任何的疾病症狀，於是推測——對於當時的時代來講，這是個極其大膽的診斷——這位年輕人的痛苦，也許來自「他靈魂的神秘泉源」。他建議——這一建議多少沒有那麼大膽了——病人要更堅定對上帝的信仰；無論如何，他還給病人開了市場上剛興起的「抗癔病藥丸」。
當休謨相信自己的怪病已經痊癒時，1731年的春天，他的怪病又意外地捲土重來了：他的胃口好得出奇，聽起來簡直好笑。他可以從早吃到晚，就算到了深夜，其他家庭成員已經躺在了床上，他還會悄悄溜到食品儲藏室，好弄點兒最最必需的東西，這樣他才能捱過直到早飯前的漫長夜晚——至少不至於餓得太難受。不出幾周，原本身材瘦削細長的大衛·休謨就變得壯了些——或者不得不說，他成了一個穩步向肥胖前進的年輕人，看起來很健康，一切關於他身體狀況的擔憂甚至都顯得多餘了。終於，他日益強大的胃口開始變差了，而這就是疾病復發的徵兆。休謨開始休息，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思考階段：之前經歷的紛亂思緒，這時看起來似乎都是必要的考驗；正是它們創造了求索已久的清明狀態，指明瞭自己的生活和思考該如何繼續。
就連對那些休謨在其第一段亢奮的研究中牢牢記下的文章，此時他都有了另一番更現實的評價：「現在，既然我有了時間和空閒冷卻我被點燃的想象力，我就開始嚴肅思考該如何推進自己的哲學研究課題。我發現，從古典主義時期流傳下來的道德哲學有著同樣的缺陷，這在其自然哲學中就可見一斑，即太過理論化，而且與經驗相比，更依賴於臆測。每個人在建立自己關於道德和幸福的學說時，都只考慮自己的幻想，不關注人性——而恰恰人性才是一切道德結論的前提。因此，我決定將人性作為我研究的主要物件，這也是我想要引出的所有真理性認識的源泉。」
休謨將此作為一個研究課題，說起來容易，證明起來難。因為人性這個研究物件太寬泛了，各種近似話題層出不窮，幾乎每天都在將休謨的研究引向各個他意料之外的領域。人性雖然可以描述，卻更像是作家的任務。而一旦認可了普遍法則和規律性的價值，人們就會接受它們對人類思想和感受的權威性，此時的人性就成了一個更難處理的話題。為了找到確定的規律，人們必須屈服於自己的理性——按照休謨的說法，理性是從豐富的觀察中得出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結論。如果缺少足夠的經驗，缺少由感官得出的關鍵資訊，理性只不過是異想天開的胡鬧；它在虛空中來回遊蕩，和自己糾纏，最終在無聊的反覆驅使下，攢出一個偉大的比喻性幻想——這樣的理性在哲學史中也許曾經發揮了一些作用，但這些作用放在普遍的視角下，只不過是理想化的童話。
最終，休謨差不多就是個一事無成的學生，連餬口的基本需求都幾乎無法顧及——他職業生涯的失敗幾乎是可預見的。於是，在這種情形的驅使下，他去了當時歐洲的文化堡壘法國。這位未來的哲學家，此時依然展現出了他一向的勤奮。他幾乎總是隨身帶著筆記本，不知疲倦地用一幅幅素描填滿它們。他在蘭斯住下來。這是個他喜歡的城市，要想久住就會花費高昂。為了能在法國多逗留一段時間，休謨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積蓄拼湊到一起。這些積蓄花光後，他搬到了鄉下，在日漸衰敗的伊萬多莊園中住了一段時間，受到了友好的招待。那場好不容易才挺過來的病，讓休謨獲得了新的自我認知，至少讓他停下來安靜休息了——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而此時的鄉村生活，對休謨這個有耐心的蘇格蘭人來說，也太過平靜了。從小房間的窗戶望出去，滿眼的田園風光只讓休謨覺得寒冷——正如後來的證據所顯示的，休謨真的缺乏對自然風光的感受力。不斷飄向故土的思鄉之情，內心深處湧起的情緒——這些猶疑不定，他都只在日記本上才吐露一二；除此之外，他都專注於自己的哲學研究，努力完成自己選定的使命。從這時起，他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將成為第一部奠基性的作品。
1737年夏天，休謨回到了英國，隨身帶著一部厚厚的手稿，這就是1739年出版的兩卷《人性論》。當時，此書的出版是一場大失敗。休謨在送自己的作品排印前，已經努力保持鎮定，以防止自己過分期待論文在公眾中會引起怎樣的轟動。但這些都是徒勞，休謨完全相信這部作品會帶來舉足輕重的影響：他會從哲學上的自學者一躍成為哲學家，為基本原則辯論釐清脈絡——當時的辯論並不能帶來啟蒙，反而會讓人更加迷惑。因此，當得知自己的處女作並未獲得任何反響，只不過激起了一星半點惡意的吹毛求疵時，我們的作家受到的打擊更大了。批評者似乎說不出什麼有理智的話，除了某個訪談中提到的「這個言之無物、粗魯笨拙的蘇格蘭人」「無論他獲得了什麼，立刻就被忘掉了」。在他1776年出版的自傳式隨筆《我的生活》中，休謨寫道：「從沒有一部文學作品會比我的《人性論》更加不幸了：它是個死胎，完全入不了出版界的眼，連一點點小聲議論的熱情都沒能被激起。但我生來是個充滿希望的多血質樂天派，於是我迅速從這次打擊中恢復過來，以巨大的熱情在鄉下繼續我的研究。」
此處這幾句一筆帶過、看似歡快的閒聊，在現實中卻伴著苦澀的失望，它的陰影伴隨了休謨很長一段時間。他不僅沒有得到自己暗自希冀的聲譽，更令人受傷的是，他的得意之作也無人注意；他為這個世界獻上的哲學思想幾乎完全被無視了，這讓他悲憤交加。自己所有心血最終凝結成的三卷沉甸甸的作品，如今看起來似乎完全付諸東流了——它們就像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既然沒有取得被人認可的成果，那麼付出的努力只不過是徒勞。休謨一定對此越發無法認同，畢竟他的本意是為當前根基不穩的哲學打下堅實的地基，為這普遍不可知的世界提供某種確定性。他在人類思想的整個領域穿行而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一切認知過程都需要感性認知和理性思考相互平衡，共同發揮作用；這個過程的作用模式會不斷重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有理由推測，這其中存在著超越時代的規律性。然而在現實中，與宏觀的規律相比，獨立事件佔據著無可動搖的主導地位；它們從總體上構成了經驗，而經驗——正如休謨不厭其煩強調的——是生活的一半。「自我」的概念屬於哲學中更時髦的神聖領域，它對來源於經驗的指責毫不在意；然而，就連「自我」的實用性也在逐漸減弱，被熱衷於和人類開玩笑的想象力戲弄。「就我個人而言，每當我儘可能客觀地在腦海中勾勒‘我’時，它都會不可避免地與這個或那個特定的感知（bsupsmallid="filepos89616"/small/sup）聯絡起來，比如冷或熱、明或暗、熱愛或憎惡、興致勃勃或無動於衷。我從未在沒有感知參與的情況下找到過‘我’；除了感知，也從未留意到別的東西……當我告別了一些滿足於這種自我的玄學家之後，我終於敢當著其他所有人的面兒說，他們只不過是一小撮烏合之眾……各種感知以快得難以察覺的速度相繼湧現，永遠處於流動變化之中……想象力有時能讓我們由原因推知結果和作用，有時使我們相信外部物件的持續存在，即使感官已無法感知到它了。這兩種效應在人類的頭腦中同樣自然而必要，它們準確無誤地發生著；但在特定的關係中，它們卻又直接相互牴觸，以至於我們根本不可能從原因中推測出符合規律的正確結果和作用，同時還能對物質的持續存在深信不疑。對理智而言，沒有比想象力的自由翱翔更危險的了，也沒有什麼能讓哲學家們更執迷不悟了……」
《人性論》的前兩卷出版時，大衛·休謨二十八歲。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當時已經辛苦工作了不止十年。如今，他的貢獻並沒有得到承認，這位自封的哲學家感覺自己「垂垂老矣」，需要尋求治癒。這次，他選擇回到家鄉的原野中去。當我們這位未來的哲學家再次置身於熟悉的環境中，他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就好像他從沒有離開過一樣。而在他看來，此刻蘇格蘭的鄉下僻壤也變得前所未有的寧靜、迷人。
然而，儘管休謨努力把全部精力集中於享受自由的時光，試圖忘記那場萬眾矚目的失敗，這一切卻沒能奏效：他再次投入工作中。也許正是在這段時間，休謨意識到強制休息並不適合他，便開始了《人性論》第三卷的寫作。這一卷主要論述的是道德問題，於1740年10月在倫敦出版。身為懷疑論者，休謨在這一卷中將人的道德也做了辯證討論。
道德通常是被各個時代稱頌的高尚行為或精神財富，是內部矛盾猶存的社會中，人們共同生活的指導。然而休謨卻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人類的普遍經驗在艱難地向前發展，同時無可避免地裹挾著犯錯的可能性，而道德正是普遍經驗的組成部分。理智無法強行干預基於倫理道德做出的決定，道德為這種決定提供的理由，更多的是根據事後反饋做出的。也就是說，當一個人面對明顯的正邪抉擇時，他只要按照自己的良心，就可以獨立做出判斷。休謨發現了人性中最不起眼的一種道德，即同情，這是他一直極為重視的。他認為同情的作用在於，調整和安排普遍道德內容的構成。這種作用即使不具有決定性意義，也是十分關鍵的：「我們要承認，同情的力量比我們的自私自利要弱得多；而對我們遠遠聽聞的人產生同情，要比同情生活在我們身邊、與我們親近的人困難得多。然而正因如此，我們更應該冷靜評判，在涉及人的個性的談話中忽略所有這些不同，讓我們的感受更加普遍化、社會化。此外，在這些方面，我們自己的立場也常常變換。我們每天都會遇到與我們處境不同因而無法達成一致的人，我們會固守某個立場、我們自己的某種慣性思維方式。因此，在社會中交流感受、對話溝通，有助於我們形成一種普遍而微妙的標準，由此對不同品質或風俗表現出認同或反對的態度。」
休謨此時的個人處境正值得同情，雖然同情他的人只有他自己，因為他的作品並沒有引起什麼反響，而成為愛丁堡大學教授的願望也落了空。此時的休謨一定意識到了，自己需要開闢新的資金來源。恰巧住在離倫敦不遠的聖阿爾班斯的馬奎斯·馮·安南達爾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這位身居高位、流言蜚語纏身的紳士剛滿二十五歲，正在尋找一位家庭教師，他承諾的報酬可稱得上豐厚。休謨接受了這一工作。和馬奎斯最初的交往很順利，馬奎斯的管家文森特以前做過上尉，待哲學家也很友好。然而不久後，這融洽的氣氛就變了：馬奎斯的古怪漸漸顯露，他唯一期待的事就是給新進入他生活圈子的人找麻煩，而文森特上尉似乎也有著同樣的趣味，總是興致勃勃地袖手旁觀。幾年後，馬奎斯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被剝奪了行為能力。
雖然休謨作為思想家，瞭解這份工作的辛苦，卻從沒有系統地受過這種折磨，此刻的他深感絕望。在他寫給朋友和熟人的信中，他甚至提到了殺人傾向，但無論如何他都沒有表明這種傾向是針對誰的。我們的哲學家究竟是想對自己下手，還是他違背了自己平和的秉性，制訂了謀殺計劃，想要除掉他的兩個施虐者呢？不過，這裡沒有他走投無路的極端行為：1776年4月，休謨被掃地出門。一方面如釋重負，另一方面惱羞成怒，休謨想要回自己應得的剩餘報酬——這經歷了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整整十一年後才獲得成功。馬奎斯的法定繼承人支付了這筆款項。而馬奎斯本人雖然常年體弱多病，卻沒受什麼大影響，他依然活了很久，直到1792年才去世。
在這段糟糕的日子裡，休謨雖然因為一個瘋子和他心理陰暗的侍從心煩不已，卻依舊完成了另一部哲學作品《人類理解研究》。在這部作品開頭，休謨立即提出了一種同時適用於人類和哲學的宣言，其論調幾乎可以說是歡快的：「人是一種理性的生物，因此要從科學中獲取專有食物和營養。然而人的智力有限，談及科學，無論是已涉足的範圍廣度，還是已獲得成就的正確性，都無法令人滿意。而人並不僅僅是一種理智的生物，同時還愛熱鬧，但他無法總是享受這種消遣性的交際帶來的愉悅感，無法總是樂在其中。人終究是一種忙碌的生物，註定要因為這種特性以及各種人類生活需求，忙於各種事務或工作。但偶爾，人類的精神需要休息，無法不間斷地忍受焦慮和工作帶來的重負。自然似乎給人類分配了一種混合的，同時也是最合適的生活方式，並悄悄提醒人類，沒有任何附加的偏見，會影響其他工作和消遣的能力。你一旦沉溺於對科學的熱愛，科學就會與你對話，但你的科學是人性化的，與忙碌且歡樂的生活有著直接聯絡。我不想提難懂的思想或深奧的研究，作為嚴厲的懲罰，它們會把人引向苦苦思索，讓人陷入無盡的猶疑，你想要宣佈自己的發現，最終卻只能換來敷衍的接受。做個哲學家吧，但在你所有的哲學中，請先做個人！」
藉著這句箴言，休謨想努力保留他獲得的更多成功。當時，他已經能很高興地認定，自己一事無成的預兆正悄無聲息地反轉。他正在成為一名被人認可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賣得更好了，而且讓這種當時相當難懂的科學慢慢得到了認同。一開始，人們讚賞休謨，只是因為看到了他的副業：休謨還從事過歷史研究，撰寫了大卷的英格蘭歷史，讀者眾多；他還進行了相應的經濟研究，就政治秩序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時代的人們驚訝地發現，他們忽略了一位淵博的天才。隨著這種認識日益深入，大衛·休謨的哲學家身份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們從他作品的邊緣，慢慢回溯到他工作的真正核心——哲學，並決定毫不吝嗇地用讚美之詞追捧他。
休謨成了名人。他所感受到的新的友好讓他很高興，然而沒過多久，這種友好變得誇張起來。為了達成平衡，防止妄自尊大，他會聽取還存在的少數反對意見。這些意見主要來自保守派的神學理論，休謨雖然沒有被批判得一無是處，卻因為堅持無神論而受到了譴責。這些反對意見在當時只是形成了一種惡毒的不安氣氛，毫不避諱地對這位老當益壯的哲學家品頭論足：「他的外表嘲諷了每一種面相學，即使是這門科學中的最傑出者，也無法在他沉悶的面部表情中發現他的智力，哪怕是一絲最微小的痕跡。他雙眼空洞無神，只要看一眼他那肥碩的樣子，人們就會認定眼前是一位滿腦肥腸的市議員，而絕非一位拓荒的哲學家。智慧一定從未以這樣奇特的形象示人過。」
1763年，休謨作為肥胖而著名的思想家再次被邀請到法國。他在那裡受到的殷勤款待，連他自己也覺得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人們以各種方式對他大加尊崇。有一段時間，他甚至以英國大使的身份在巴黎行使職權。因為外交部一時未能以常規方式找到合適的人選，最終決定由他來補上外交事務的空缺，而他也由此提升了自己的國際地位。吹毛求疵和喋喋不休的反對聲雖然還在高漲，但都被他反彈了回去。一部分法國哲學家前去拜訪了他們的著名同行，首先就是讓-雅克·盧梭。盧梭也被人認為難以相處，不久後卻和休謨來往密切，其密切程度讓人幾乎誤以為那是愛情。兩人有時彼此讚賞不已，有時又相互抱怨。盧梭突如其來的情感爆發，讓休謨這個內向含蓄的蘇格蘭人也忍無可忍。休謨曾這樣描述他們之間的一次和好：「他坐在我的大腿上，雙手繞過我的脖子，用最大的誠摯親吻我，他的淚水沾溼了我的臉頰。他喊道：‘你可以原諒我嗎，我珍貴的朋友？我收到的那麼多證明都足以表明你的心意，我卻報以這樣愚蠢而不當的行為。然而我並非沒心沒肺，我的心明白你的友誼。我愛你，尊敬你，你對我的好意絕沒有浪費一星半點。’」
大衛·休謨的晚年平靜安寧。這位哲學家回到了蘇格蘭。人們稱頌他的睿智，讚賞他有涵養的舉止，他整個人散發出一種滿足的氣息。他的訪客們發現，自己眼前的這位主人正帶著溫和的善意回顧一生。他取得了許多成就，而其中大部分——正如他所認為的那樣——「做得對」。即使後來患病，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陷入一場註定不會再成功的痛苦搏鬥，休謨依然沒有屈服：他還在撰寫自己偉大的晚年作品《自然宗教對話錄》。休謨認為自己這部作品的衝擊力太大，有意將其作為遺稿出版。1776年8月，這位哲學家去世後，無數的朋友為他哀悼，而同時，他的敵人們也努力地隱藏了自己的幸災樂禍。兩年後，休謨的侄子出版了休謨的遺作，其中就有《自然宗教對話錄》。此時，休謨的敵對者再次聽到了他的聲音：這位哲學家在最後一部作品中，竟然企圖損毀公正的天父的聖光。看起來，天父要幫助那些被他賦予生命的人時，更傾向於讓他們受苦：人這種生命型別「有著最強烈的需求和最大的身體缺陷。他們沒有衣物，沒有武器，沒有實物，沒有住所，沒有任何一種讓生活變得舒適的先天優勢；他們擁有的一切，全是憑藉自己的技巧和努力換來的。簡言之，自然似乎精確計算並安排了自己的造物不可或缺的一切，像一位冷酷的主人一般，除了滿足基本需求所必需的東西，不願再多賦予人類一丁點兒力量和能力。一位仁慈的父親會預備豐富的儲備，好讓自己的孩子遭遇意外也安然無恙，讓他們即使是在不被認可的情況下，也能保持快樂和健康……伊壁鳩魯的老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答：如果一個人有意願卻沒有能力阻止壞事的發生，那麼他是軟弱的；如果他有能力卻沒有意願，那麼他是惡毒的；如果他既有能力又有意願呢？那麼哪裡還會有壞事發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