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從下面仰望，是一座帶著神秘氣息的思想高山。在攀登過程中，我們會一再看到那些引人注意的風光，同時也常常會被康德、黑格爾、謝林和費希特這些名字吸引。康德被認為是創始人，但他實際上什麼也沒有創立，只是想給這種哲學理出頭緒；黑格爾跳過了對安全的懷疑，全盤相信了這種哲學——主要是他個人的哲學思想；謝林是一位天才，一開始遙遙領先，卻被起步晚於他的青年時期的朋友黑格爾超越了——當然他從不承認這一點，他雖然比自己的同事活得久一些，卻再也未創造出能夠超越早年取得的聲名的成就來。在他們當中，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漸漸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也許是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最獨特的一位思想家，然而事實證明，他死板、不知變通，人們在生活中很難與他打交道，這卻為他稍顯倉促的哲學思想提供了更多的迴旋空間。
費希特是在1790年轉向哲學研究的，當時，他的個人情況變得很糟糕：他那時在萊比錫任家庭教師，幾乎喪失了經濟能力。在這種不幸的情境下，有個學生找到了他，請他為自己講解康德哲學。費希特答應下來，因為棘手的經濟狀況讓他別無選擇。此前他還從未讀過康德的任何一行文字——儘管這位柯尼斯堡的哲學家已經被認為是當時最偉大的哲學家了。費希特迅速沉浸在康德的文章中。對他來說，康德的作品就像「一部啟示錄」：「我在其中發現了一種能夠充實頭腦與心靈的事業，我狂熱的宣講渴望沉默了：那是我所經歷過的最幸福的一段時間。儘管日復一日為掙麵包受窘，然而我當時也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之一了。」
費希特在華沙沒能順利得到家庭教師的職位，但在歸途中，他在柯尼斯堡停下了。他決定去拜訪自己十分尊敬的康德，而後者對費希特的拜訪卻表現得相當冷淡。這位柯尼斯堡的哲學家已經不再是年輕人了，他幾乎已經完成了自己畢生的事業，卻被各種因上了年紀而帶來的不如意搞得心煩意亂。費希特將自己的處女作《試評一切天啟》寄給了康德，康德對這部作品大為驚訝，並且給予了高度評價，還邀請費希特共進午餐。桌上的談話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費希特原本應該滿意了。但是第二天，老問題又出現了：他必須確定自己再次破產了。在絕望的驅使下，費希特做出了一個有些冒失的決定，他給康德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接下來的計劃，懇求他借錢給自己：「最尊敬的教授先生！……我還有兩枚杜卡特，而這些也不是我的，因為我要用它們支付房租這類開銷。也就是說，我已經走投無路了，除非有哪個陌生人會在我算好的時間前……墊付我歸程的花費。除了您，慷慨的先生，我不知道還能向誰懇請這筆錢，同時不必害怕遭到當面的嘲笑。」
這位先生儘管十分慷慨，還是沒有應允費希特的無理要求。不過他解釋說，自己已經決定要為費希特的處女作盡一份力，因為他認為此書有出版價值。在康德的引薦下，《試評一切天啟》被移交給了柯尼斯堡的出版商哈通。哈通在發過牢騷後，甚至願意在拿到書稿後直接支付報酬。1792年復活節展會期間，費希特的處女作出版了，而對此感興趣的人將此書看作期待已久的康德對宗教哲學的批判文章。耶拿出版的《文學彙報》在1792年6月30日的《知識界特刊》中寫道：「在此，有必要向公眾介紹一部從各個方面來看都極其重要的作品。它在這次復活節展會上首次亮相，題目是‘試評一切天啟’，由柯尼斯堡的哈通出版。柯尼斯堡的哲學家圍繞人性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就算只讀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也能立刻認出這部作品背後那位崇高的作者。」
柯尼斯堡的哲學家，是某一部但絕不是這部作品背後崇高的作者，他認為有必要做出澄清：「《試評一切天啟》的作者，是一位幾年前短暫訪問過柯尼斯堡的人，原籍盧薩提亞……神學院的考生費希特先生……我絲毫沒有參與過這位才華橫溢的先生的工作，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因此，我認為自己必須將他應得的榮譽完完整整地還給他。伊曼努爾·康德。」
這則宣告讓費希特毫無爭議地躋身著名作家之列，這一過程近乎傳奇，緩解了之前費希特的窘迫。他現在可以考慮發展出一套（超越康德的）自己的哲學了。根據他的孫子愛德華·費希特的回憶，促使費希特最終下定決心的時刻，是在1793年11月的某一天：「有……一件事被提到了，他後來在朋友圈子中說，他當時對哲學的最高原則反覆思考了很久，當他站在冬日的暖爐邊時，卻如醍醐灌頂，突然被一個想法攫住了：只有自我這一純粹的主體客觀性概念，才能成為最高原則。」
費希特認為自己發現了哲學的基本原則，它存在於自我中，康德雖然在一定範圍內承認了自決的作用，但這一點完全無法與被一筆帶過的認識要求達成一致。費希特沒有佯裝謙虛，他直接將主體的認識要求轉移到了客體上，因為他相信，在自我中始終進行著無限豐富的反映活動，正是這種活動讓認識成為可能。這種活動的神秘作用被費希特稱為「設定」，它被普通的認識活動阻止，僅僅表現為「理智的見解」，即在自我基礎上的意識的本質說。費希特堅持他對於自我的論斷毫不妥協，同時也在這種對於創造認識的赤誠和個人知識的矛盾中，發現了哲學的問題在於，它必須能夠指導真實世界，即為普通人描述純粹且必然會發生的現實。費希特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在原則上為自我和非我劃清了界限，即非我依賴於一開始對自由的限制，那種無窮無盡的活動突然間遇到了來自現實的阻力：「一切現實的基礎是自我和非我的相互作用或融合。如果非我與自我的活動無關，那麼非我就是非現實的……自我是第一性的，非我是第二性的，因此，我們可以獨立考慮自我，但不能獨立考慮非我。」
費希特在論述中顯示出了成熟的技巧，他用看起來通俗易懂的概念築起了一種複雜的思想，這種思想與事物之間的辯證關係十分新穎。但他選擇的術語也很容易讓人產生誤解，為自己的綱領招來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嘲諷者。首先就是歌德，他在讀過費希特的文章《知識論概念》後，私下裡和哲學家雅各比交流道：「你這個親愛的非我，想要偶爾和我的自我聊一聊你的想法嗎？祝生活愉快，順便向你身邊所有善良友好的非我們致以問候。」
歌德並不認同抽象的反映論，他後來對費希特更是表現出了諷刺的態度。1794年，費希特踏入了歌德的直接影響範圍，成為耶拿大學的教授。在接下來的幾年中，費希特聲名鵲起，大家都在討論他的知識論，卻連這種理論的一半都理解不了。有一段時間，費希特被認為是流行哲學家的領軍人物，接著就慢慢走了下坡路。他與同事（主要是學生社團）衝突不斷，強烈批判他們「放縱的行為」，因為總有人在晚上砸他的窗戶。費希特在向國務部長歌德申訴時，後者告訴他：「那麼，您看到了完全的自我陷入了尷尬境地，顯然麻煩來自那些非我，有人扔了它們——當然是很不禮貌的，於是它們穿過玻璃窗飛了進去。自我在這件事中，就像一切事物的造物主和保護者，正如神學家告訴我們的，他還沒能完成他的造物。」
費希特似乎不適合教學事務，他發現自己很容易誤會別人，動輒小題大做，像大部分自修者一樣，有一種過於突出的自我價值感。在他之後生命的每一站（主要是埃爾蘭根、柯尼斯堡和柏林），費希特都會發現，他的批評家們一次次指出，這位哲學家身上有著一種「不可消除的令人討厭的本性」。1811年，費希特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柏林大學的校長。那時拿破崙正活躍在歷史舞臺上，既扮演著暴君，又扮演著自由的代言人，那是一個政治觀點鮮明的時期。費希特深入思考了「封閉的商業國家」的可行性，並發表了《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1808年）。這部作品既清楚明瞭又容易讓人誤解，以至於後來的納粹也援引此書的觀點作為依據。
總的來說，費希特的哲學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古怪。直到今天，它還在為我們提供無條件的自決實現的契機，如何在依賴增長的基礎上獲得個人意識。費希特將哲學以模範的方式和它的主體，即具有反映作用的自我聯絡在一起。費希特最著名的句子揭示了它們之間的聯絡，直到今天還是一句格言，這一點也不奇怪：「一個人會選擇怎樣的哲學，取決於他是怎樣的人。因為哲學體系並不是一筆僵死的財產，任憑人丟棄或接受，儘管我們通常喜歡這樣認為。擁有某種哲學體系的人，會以自己的靈魂賦予它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