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生命力在於，並非只有哲學家才能參與它的一切。世界上存在的問題多種多樣，相互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遠非哲學家——這些令人尊敬的研究普遍事物領域的專家——所能單獨解答的，而長期以來，這些問題又一再地困擾著我們。自然科學的發現迅速增殖，只要有可能，就會豐富哲學思想的內容。對哲學家而言，他們的任務是趕上經驗知識的發展高度，同時對我們行為的含義進行檢驗性的反映。這一方面意味著工作量的加倍，另一方面也意味著與日俱增的責任感，隨之而來的還有挑戰，即將哲學作為滿足批判需求的工具，使它可以真正提供可靠的結論，而不僅僅依賴於推測臆斷。哲學已經長期受制於其發展傳統，如今在其自由決定和期望的範圍內得到了擴充套件，這賦予了哲學新的機遇，使它可以從來自專業學科的提問和異議中學習。這看起來很實用，因為學習總不會帶來傷害——更不會傷害那些在哲學史中僅留下隻言片語的哲學家。
學科的分類細化在19世紀逐漸展開。在這一時期，德國唯心主義領域的哲學再次迎來了純粹理性的狂歡，而這一切很快就被商業上的功利性取代了。對這種唯心主義白日夢的修正主要來自英國。英國一向有著清醒思考的傳統，首先應該被提到的是那些自然科學家，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此前的哲學世界觀提出了質疑。其中，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查爾斯·達爾文的研究尤其引人注意。他本人無意用一種嶄新的常識挑戰甚至撼動哲學的根基，讓人們再也不相信還存在某種以人類為中心的幻想，而只有急劇幻滅的物種進化現實。人類曾經被認為是上帝以自己為模板創造出來的生命，但依照達爾文同時代的大多數人對他學說的理解，人類實際上更接近猿猴。這一結論令人實在難以接受，所激起的猛烈攻擊絕不僅僅來自首先奮起而攻的神學家和保守的哲學家們。然而，達爾文本人並不想以毫無意義的挑釁來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其實是一位有著低調質樸生活方式的大師。
達爾文出生於1809年英國中部的什魯斯伯裡地區。早在孩提時代，他就對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有著偏愛。他的父親羅伯特·韋林·達爾文是一位儀表堂堂的鄉村醫生，積累了一筆可觀的財富，足以讓自己的兒子日後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他對自己六個孩子中的老五（查爾斯）懷有殷切的期盼，然而並沒有發現他身上有任何特別之處或過人的天賦。這個男孩即使在清醒的時候，看起來也像在夢遊。讓他感興趣的是博物學上的發現，他以驚人的熱情蒐集了許多標本。同時，他對生物學上奇怪的綱目分類有著狂熱的癖好，他想知道這些東西分別叫什麼、種植時需要注意什麼。他甚至還給一些植物取了名字，好將它們納入那個由他自己管理的小小的財富宇宙中。不過，就是這個看起來一點兒天賦也沒有的男孩，當時已經有一些日後迸發出知識光芒的思想火花了。他很小的時候就模模糊糊地覺得，思想在頭腦中的流動並不能按照普通的時間單位來衡量——這是一種與當時流行的關於人體內活動的生理學理論背道而馳的大膽猜想。達爾文認為，思想可以自動增殖、自由跳躍，甚至在極端情況下，還可以保持表面上的靜止，或者表現出出乎預料的前瞻性。在他死後才出版的自傳中，達爾文寫道：「我的父親和姐姐告訴我，我小時候特別喜歡長時間獨自散步，那時我都在想些什麼，我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我常常陷入沉思。有一次，在回學校的路上，我走到了什魯斯伯裡周邊的舊時要塞頂上，當時這要塞已經被改造為一條公共道路了，但有一側沒有安裝護欄。我就從這條路上摔了下去，雖然高度只有不到2.5米。然而，就在這突如其來而且完全在意料之外的墜落的瞬間，我的腦海裡湧入了大量驚人的想法。因而我認為，這與生理學家們所持的認為每種想法的形成都需要一定時間的觀點是相悖的……」
但查爾斯·達爾文依然是一名普通學生。他花在自然科學上的時間比花在古代語言或詩歌上的時間要多——至少後來的事實證明的確如此。他的父親最終認同了他的想法，帶他離開了學校。但他父親篤信這樣一個道理：就算不是好學生，至少也要堅持學習。因此，父親將兒子送進了愛丁堡大學，好讓他遵從家庭傳統，成為一名醫生。然而，時年十八歲的達爾文並不喜歡讀書，一堂堂課讓他睏倦不已，只有在按照預約去各所不同醫院觀摩考察時，他才變得活躍。因為他發現，在醫學案例的背後，隱藏著人類的命運，這比課本上的文章和專業研究更讓他感興趣。父親注意到，兒子顯然不具備醫生這一職業所要求的堅毅品質，這讓他很不滿。而查爾斯暗地裡揣測，自己的父親作為一位富有的鄉村醫生，一定會給孩子們留下足夠的財產，自己即使無法順利完成學業，也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當然，此時他已經衣食無憂了：在完成作為學生最必要的功課後，他就可以專心於自己的業餘活動了，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狩獵。
查爾斯最喜歡到田園風光秀美的梅爾度假，那是一棟鄉間別墅，主人是他最愛的叔叔喬斯：「我在梅爾度過的日子……非常美好，無論秋季狩獵的結果如何。在那裡的生活完全是自由的，那地方很適合散步和騎馬，晚上會有許多愉快的娛樂活動，音樂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並不像大多數的大型家庭聚會那樣私人化。夏天，所有家庭成員常常會聚在一起，坐在花園前的舊門廊臺階上。湖面上倒映著房子對面那鬱鬱蔥蔥的陡坡，水鳥在湖裡游來游去，不時有魚躍出水面。我心中再也找不到比梅爾的傍晚更生動的圖畫了。我懷著極大的敬愛之心依偎在我叔叔喬斯身邊。他是個沉默寡言、內向謙遜的人，甚至會令人恐懼，但他有時會與我坦誠地交談。他正是那種有著清醒判斷力的正直、可靠的人。我相信，在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迫使他偏離對自己堅持的判斷，哪怕只是幾釐米……」
達爾文從愛丁堡大學轉學到了劍橋大學。他讀了四個學期的醫學，卻無果而終；於是他說服了父親，讓自己讀神學試一試。老達爾文想了想，覺得家裡出一個神職人員也不錯。畢竟，在當時的社會聲望方面，神職人員和醫生不相上下，而且如此一來，當醫學知識力所不及時，兒子仍可以為靈魂的永恆盡一份力。作為一名相對來說經歷不怎麼愉快的學生——他確實在學業方面運氣欠佳——查爾斯要求給自己一些思考的時間。他想要檢驗自己是否足夠忠誠，是否有資格成為上帝在塵世間的可靠僕人。父親同意了，於是兒子進行了深入學習，獲得了現在所說的學士學位。這一學位使他擁有了在英國公立教堂擔任神職人員的資格。然而此時的達爾文認為，自己沒有從事一份工作的迫切需求，因為在他看來，自己所持有的懷疑完全沒有被打消。於是，在父親的一位朋友——神學和植物學教授亨斯洛的建議下，他開始修生物學的第二學位。亨斯洛非常理解他的這位學生對於收藏標本的熱情，那時後者對收集各種各樣的甲蟲尤其感興趣。
1831年春天，達爾文完成了一次穿越北威爾士的廣泛的野外植物考察。返回後，他收到了亨斯洛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學校現在正在招募一位年輕的科學家，進行環遊世界的廣泛研究旅行，該專案也許會持續數年。英國皇室將資助這次考察活動，並派維多利亞女王陛下的研究船「比格犬號」隨行。但船上的博物學家必須無償工作，並支付自己的膳食費，每年「約三十英鎊」。亨斯洛的信以此結尾：「我可以保證，您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有資格參加這次專案的人……我能這樣擔保，並非因為您是一位拿到學位的自然科學家，而是因為您在收集、觀察和記錄一切自然歷史領域值得記錄的東西上，擁有絕對的資格……請不要對您自己的能力持任何保留意見，懷疑或恐懼，因為我可以向您保證，您正是他們在尋找的人！因此，請這樣看待自己吧！您的僕從和忠實的朋友j.s.亨斯洛拍著您的肩膀。」
事實證明，隨「比格犬號」的這一趟旅行，確實成了影響查爾斯·達爾文人生觀的關鍵經歷，為他開啟了眼界，使他看到了生命的多樣性和生命變體那無盡的豐富程度。在這次旅行中，這位年輕的自然科學家就像一名走進劇院的觀眾，本想觀看一齣獨幕劇，卻驚訝地發現，這出戲成了一部變幻無窮、充滿夜晚色彩的作品，而其中講述的正是他自己的故事。要想產生能超越目前已知的一切的新想法，就必須靜靜聆聽這個故事。
1831年12月27日，「比格犬號」離開了達文波特港，起航入海。達爾文將他的新家親切地稱為「可愛的小船」。這艘船隻有三十一米長，船員卻有七十名。船上擁擠的生活自然引發了一些矛盾和衝突，而與達爾文共住一個艙室的船長菲茨羅伊脾氣火爆，這更加劇了兩人之間的緊張氣氛。菲茨羅伊是拉瓦特生理學理論的忠實擁護者，而且對達爾文的鼻子有意見，因此他最初根本不想接納這位年輕的科學家。然而後來的事情卻證明，達爾文為這艘船和全體船員帶來了好運：他沉著冷靜的氣質、樂天知足甚至可以說是陽光的情緒，極大地緩解了緊張的氛圍。後來回憶時，大家一致認為，他們從來沒聽到達爾文抱怨過一句；即使是一開始讓他飽受折磨的暈船症，也沒能打破他內心的寧靜。達爾文從旅行開始只在日記裡吐露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1831年12月30日正午，北緯43度，菲尼斯特雷角和著名的比斯卡亞灣以南。心情糟糕，嚴重暈船。我在啟程前說過好多次，我大概會常常後悔做出了這個決定。今天，當這種陰鬱悲傷的想法向我襲來時，我無法想象還能有什麼比這更悲慘的境地了。我在甲板上待了幾分鐘，跌跌撞撞中卻被大海的景色深深震撼。深處的水與沿海的淺水完全不同，其區別就像湖泊和小池塘。不僅僅因為它是深藍色的，還因為這種色彩的亮度：當它湧出海浪的白沫時，顯示出了它獨特的美感……」
達爾文漸漸學會了應對暈船，終於習慣了船的動盪搖晃，以至於當他登岸後，竟然對再次腳踏實地產生了懷疑。1832年2月，「比格犬號」到達了巴西，計劃作長期停留。達爾文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完全嶄新的環境，其中充滿了各種異域風情的細節。這些讓他——正如他自己所說——「簡直無限驚奇」。他奮力書寫自己的筆記——有這麼多東西要觀察、登記和記錄。但當他和菲茨羅伊就奴隸制的問題吵起來時，他的熱情受到了嚴重打擊。船長認為奴隸制是受到上帝庇護的，同時也有經濟價值，而達爾文對奴隸制從根本上深惡痛絕。在給姐姐卡塔琳娜的信中，他寫道：「離開英國時，有人對我說，一旦我在奴隸制盛行的國家生活過，我所有的觀點都會改變的。但我唯一能確定的改變，就是我學會更加尊重和欣賞黑人所具有的品質了。親身面對一位黑人卻不以禮相待，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他們擁有坦誠率真的品格、感情豐富的面部表情和健美有力的身體！……我現在將奴隸制看作我們自負的自由精神中的可怕汙點。我看到了……足夠多的東西，對人們在英國關於這些事情的謊言和謬論厭惡至極。」達爾文並沒有打算改變自己對奴隸制的看法，即使當菲茨羅伊作為主要負責人，希望自己的全體船員能夠達成統一意見時，達爾文也沒有讓步，於是船長威脅要把達爾文趕出艙室，甚至留在巴西。不過後來，船長的怒火漸漸平息了，他說自己寬宏大量，可以容忍「年輕人衝動的想法」，但是希望在旅途中再也不要談論這個不愉快的話題了。
「比格犬號」在1832年12月抵達美洲的最南角，即火地島。根據達爾文的筆記，這蠻荒的景色讓他想起「死亡和崩潰」，但原住民讓他深深著迷，他們憑藉「原始的頑強」在最貧瘠的地區活了下來。達爾文作為一個深感驚訝的觀察者，很想知道這其中是怎樣的神秘法則在起作用，竟然促成了這樣出人意料的發展。而他也漸漸意識到，只要在還保留著自然的地方，自然就會表現出毫不起眼的、極其精細卻曠日持久的適應過程，而這其中的一切物種都會證明自己的生命力：「我幾乎不敢相信，野蠻人類和文明人類之間的區別有多大，比野生的和被馴化的動物之間的區別還要大，就此而言，人類有著更強的自我完善能力……看著這些野蠻人，人們會問，他們從哪裡來，是什麼讓一族人冒險嘗試，或者是什麼樣的變化迫使他們離開北方豐饒的土地，越過科迪勒拉山脈或美洲的脊柱，發明出獨木舟——智利、秘魯和巴西的部族並不需要它們，踏入整個地球上最荒蕪的地區。儘管這一類看法是最開始自然而然地產生的，我們卻可以肯定，它們有一部分是錯誤的。沒有理由證明火地群島的島嶼數量在減少，因此我們必然會認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享受著運氣的眷顧——無論其本質如何，這種運氣也許只是自然作用的結果，但已經足夠讓這裡的生命變得有價值。自然讓習慣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發揮出顯著的作用，讓火地島的氣候與其悲慘祖國的物產相適應。」
1834年4月到6月，「比格犬號」停泊在巴塔哥尼亞。在阿根廷的一座港口城市巴伊布蘭卡，達爾文離開了船員們，在陸地上做了深入的調研工作。他發現了許多令他倍感驚奇的化石。他就像身處一座露天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中。這家博物館的藏品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出人意料：巨型哺乳動物的遺骸——比如大懶獸，一種已經滅絕的巨型樹懶；或者各種貝殼，其中有一些甚至還存在活著的分支，這讓達爾文證實了他的同事——地質學家萊爾的理論。萊爾認為，「貝殼類生物顯然擁有比哺乳動物更長的壽命」。動植物界的長壽也許是一種現象，給人類對時間的普遍認知帶來了一些問題；達爾文不想為這種情況賦予過高的價值，因為他在廣闊的地質歷史背景下，將生死看作毫無戲劇性的，甚至十分普通的現象：「因此，如果可能，物種首先會變少，接著滅絕。如果某個物種過於迅速地增加數量——即使是最受喜愛的物種——被自然阻礙了，我們也只能接受，即使難以確定方式和時間。如果我們絲毫不感到驚訝，卻也無法找出具體的原因，我們會看到，這個物種變得異常普遍，而另一種與之相近的物種則會在該地區變得罕見：稀有性更進一步就是滅絕，我們為什麼會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呢？……某種不尋常的力量發揮了作用，對物種的滅絕感到驚訝，這些在我看來，就好像我們雖然承認個體的疾病是死亡的誘因，並且對疾病並不感到驚訝，然而當看到有人病逝時，我們依然吃驚不已，而且寧願認為他是被某種外力帶走的。」
當「比格犬號」於1835年9月抵達傳說中的加拉帕格斯群島時，達爾文在火地島和巴塔哥尼亞這些荒涼地帶產生的想法，變得更加深刻成熟了。在這裡，博物學家所面對的生物多樣性令人驚歎不已，自然對它們的歷史發展產生了疑問。達爾文認為，自己的研究工作不應僅限於觀察和分類；人們需要一種理論，以研究和確定在自然歷史恆量中，自然生命形式可能存在的多樣性變遷現象。這種理論必須簡單而廣泛，應包括所有的生命形式，以某種方式擴充套件對自然歷史的理解過程，由此發展出對現有生物學聯絡的全新解釋模式。達爾文認為，自己已經掌握瞭解答這一謎團的線索。他雖然暫時只有大量的化石發現和研究結論，卻沒有成熟的理論。但他安慰自己，至少這樣比反過來要好得多：如果他提出了一個天才的假說，卻無法拿出任何證據，那事情將會變得多麼棘手……對於所研究的推論，他每天都會得到看得見的新材料，似乎解開生命之謎關鍵的「秘密」只是時間問題：「這些島嶼的自然歷史非常值得留意，而且很可能引起了廣泛關注。大多數有機生命體都是本土的產物，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不同島嶼上的居民之間甚至也存在差異，卻與美洲的居民一同表現出了明顯的親緣關係，儘管這些島嶼和美洲大陸被一片寬達五百到六百英里的開放海域隔開了。群島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世界，或者說更像一個依附於美洲的衛星。少數零散的定居者來自美洲大陸，保留了其本土物種的一般特徵。考慮到這些島嶼微不足道的規模，人們一定會對其本土物種的數量和有限的生存區域感到驚訝。如果看到每一個高處都分佈著一個火山口，而大多數熔岩流的活動區域仍然十分清楚，那麼可以斷定，在當代的一段地質時期內，海洋仍在這裡不斷擴張。因此，我們似乎在時間和空間這兩重關係上都更接近了這一重大事實——一切秘密的秘密——地球上新生命的首次出現……」
1836年10月2日，「比格犬號」結束了它的偉大航程，停泊在法爾茅斯港。查爾斯·達爾文此時已經二十八歲了。二十三歲的他選擇了一場生命中「絕無僅有的冒險」，對此他從不後悔，相反，他知道並一再指出，自己的世界觀是這次環遊世界的結果，這次旅行讓他極其直觀地看到了地球生命形式的多樣性，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的複雜關係和（從全球自然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們各自的存在方式是多麼短暫。達爾文一邊嘆息，一邊準備了「大堆的材料、筆記和草圖」，他做了他所處情況下可能唯一正確的事：他給了自己足夠的時間。達爾文開始冷靜地評估自己的工作，與之相關的理論漸漸展露雛形，只是有待在資料和事實的支撐下，找到恰當的表達。
這位年輕的博物學家在經歷了冒險生活後，傾心於安定的生活，於是與表妹愛瑪·韋奇伍德結了婚，並在倫敦附近買了房子。但他知道，自己會寫出一部奠基性的作品，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對所得出的結論做一個全面的總結。
1838年秋季，達爾文算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他收到一個建議，這讓他可以詳細闡釋自己的理論，演示其可能的應用領域：「我在1837年7月開始寫我的第一本筆記。我……收集了大量事實，很快明白，有所取捨是人類成功培育功能性動植物的關鍵。然而，這種選擇如何作用於在自然環境中生存的有機生命體，這對我來說，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個謎。1838年10月……我在偶然中讀到了馬爾薩斯關於人口的論文，十分欣喜。那時，我對動植物習性的長期觀察，已經為我認識無處不在的生命之間的鬥爭做了充分的準備。我突然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被偏愛的變種會繼續存在，而不合適的變種逐漸被淘汰了。其結果就是新物種的誕生。」
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書是他的代表性著作，這本書直到1859年才首次出版。首印的一千三百冊在第一天就被搶購一空，這也與作者此時已經因為其他出版物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有關。達爾文是公認的科學家和著名作家：1839年，他講述那次偉大旅程的《達爾文環球旅行記》出版，獲得了暢銷書的榮譽，並被翻譯成超過十五種語言。對達爾文而言，這本書為他帶來的經濟利益其實已經是附加的東西了。因為他之前做過的白日夢成了真，他真的可以依靠繼承父親的遺產生活。達爾文患有多種疾病，無論是天生的疑心病還是真實的殘疾，都讓他無法長期從事受制於義務和時限的工作，因此他更喜歡過與自己相適應的舒適的私人學者生活。在生命的盡頭，他滿意地回顧自己的成就：作為著名但有爭議的科學家，他關於自然選擇的論點不僅激起了關注此事的反對者的憤怒，還讓那些狡猾的投機者們——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根據達爾文的理論推斷出強者擁有天生的權利——遠離了論戰的中心。他認為自己已經說盡了必須說的話，不需對進一步的闡釋負責。最後一點，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發覺自己對自然科學的研究過於狹隘片面，讓自己嚴重疏遠了此前培養的愛好，比如音樂、詩歌和繪畫。他所剩下的是一種沒有個人化的神靈參與的、樸素謙遜的信仰，還有對厚厚的小說孩童般的熱愛——根據達爾文的要求，這些小說中所呈現出的生命，應該比現實中的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