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以認識自我的方式來消磨時間存在一些爭議，而且也無法提供任何保證，但這一想法還是一如既往地受歡迎。認識自我成了一種值得嚮往的生活目標，其過程遠比到達終點要有趣得多——因為這個終點很是無聊。倘若一個人認為他已經認識了自己，那麼他就再沒有什麼話可講了，而更想要在內心安靜地棲息。這就讓他屈服於一種高效的錯誤，即認為他的人生是否成功取決於他是否能夠認識自我。然而實際上，負責評判是否能夠認識自我的是一個更高的存在，它會對所有申請回以崇高的拒絕。在日常事務中，認識自我是一種毫無樂趣的活動，必須一再重複，處理陌生的事務。因為它所涉及的自我並非真的從自我中產生，而是服務於一種寧願隱藏自己的力量。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稱這種力量為「上帝」，可以簡單地將其當作承載著人類生命的秘密，而不必真正揭示它是什麼。這樣很好，因為一旦我們瞭解了一切——尤其是我們存在的理由，發現在其背後還存在另一個不願被知曉的理由，我們建立在可預測性基礎上的世界觀將會無可救藥地被擊敗，進而會讓我們放棄自己的精神。
因此，存在著兩種認識自我的型別。一種非常普遍，應用於治療許多頭腦中不幸的意識。這種自我在受到質疑時，願意做出答覆，卻無話可說，因為它傾向於高估自己，同時忽視自己存在的真正理由。另一種認識自我似乎更像是少數人的樂趣。它作用得更徹底，追問人們一直在尋找並最終找到的自我是否真的可能存在。對克爾凱郭爾來說，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在背後主宰一切的是上帝；當自我看清了自己，並且發現，雖然它可以在正常事務中完全自主，但最初和最終的動機都取決於一種繞過審查的著作權，這時，自我才會顯露出來。自我發現需要做出決定：我的自我對我來說已經足夠，或者我需要為「擴充套件」（卡爾·雅斯貝斯）開啟自己；這種擴充套件來自遠方，不需要名字就可以在場——我就是「我在」（《出埃及記》3∶13—14）。克爾凱郭爾選擇的自我發現之路只能以「艱鉅的方式」進行，他無法打消疑慮，也深知絕望的感受，但確信在我們為知識所付出的努力之初與終點，都存在著上帝的指引。對我們來說，這種確定性不再需要得到許可，顯然它不需要上帝的參與，而上帝已經容忍了許多事情，不必再為懷疑者們的論調操心。無論有沒有上帝，認識自我——儘管有著諸多反對意見——依然值得，尤其是當它回溯到自己的源頭，發現渺小的自我需要得到照料之前，它會一直保持匿名，且無法取消。
索倫·克爾凱郭爾於1813年5月5日出生在哥本哈根，於1855年11月11日在那裡去世。他認為自己一生都生活在同時代的人對自己的誤解中，而他想告訴他們的是一種獨特的人生信條。它是一種將複雜的事情簡單化、簡單的事情深刻化的智慧，不信任事物普遍的可見性以及現象和符號組成的表象世界。在這種智慧中找不到上帝的存在，尤其在以充滿審視的渾濁的目光只盯著尋常之事，盯著彷彿人造產品的世界時。沒有人能在麻木遲鈍、盡人皆知的習慣中發現上帝，上帝只有在存在的孤獨中才能被發現，那裡只有他自己，不得不追問自己存在的真正原因。對於克爾凱郭爾而言，這個問題顯然關係重大，會影響到整個人生。他問道：「人總是藉助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風俗習慣，依附倫理觀和世界歷史的交替，生活、結婚，受到敬重，成為一個人、一位父親和一名守護者，卻覺察不到上帝的存在，從未真正發現倫理的無限性——上帝不正是如此隱秘地將自己隱藏在作品之後，讓人好好地完成這一切的嗎？就像母親叮囑剛進入社會的孩子‘舉止要得體，表現得像其他孩子一樣’，於是他就這樣活著，表現得像其他人一樣……」上帝是不可見的，想要見到他的人，不要期待他大張旗鼓地駕到，也不要指望他會威嚴赫赫地巡視：「如果上帝以一隻神秘罕見、長著紅嘴巴的巨鳥的形式現身，坐在城牆上的一棵大樹上，以奇特的方式叫著，那麼世人一定會睜開眼睛……這是一種徹底的異教思想，即認為上帝會直接與人對話，比如顯出引人注目的奇蹟，好使人驚訝。但人與上帝真正的精神聯絡……是通過打破內化實現的，這是上帝的小詭計——是的，他不是最惹眼的那一位，而是不可見的，因此人甚至意識不到他的存在，而他的不可見正是他無所不在的明證。」
克爾凱郭爾自己的傳記乍讀起來內容不甚豐富，但正契合了他的這種觀念。他的傳記證明，與神的邂逅並非發生在週日的例行拜訪，而是一個痛苦而敏感的持續認識的過程，它迫使個人臣服，束手就擒。人不需要變得蒼老，就可以在艱難的生存中感知到存在的孤獨，這會讓他失去尋找理由和藉口的興趣。個人的存在不取決於他幸福的生活，也不取決於外在的成功或他人的評價。能讓他產生共鳴的，是「世界的內在」（里爾克），他一定會在其中尋找屬於自己的真理，並最終找到。
克爾凱郭爾在年輕時就試著搞清楚，這樣的真理應該不僅限於為理解自己而不懈努力。他認為，自我認知並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起作用的，只有在上帝的幫助下才能進行。沒有上帝的欣賞，個人無論多麼聰明，他的意識都只是在做機械運動。他雖然可以認識自己，但無法堅持自我，因此會一再地迷失。二十二歲的大學生索倫·克爾凱郭爾在筆記中寫道：「我真正需要的，是與我自己商量，我該做什麼，而不是我應該認識什麼。換句話說，行動必須先於認識。我所需要的，是過完整的人的一生，而非知識的一生，這樣我才不會把我的思想發展建立在被人們稱作客體的事物之上……而是建立在與我存在的最深根基緊密相連的事情上，它們能使我朝著神聖向內生長……重要的正是這種人類的內在行為，這種人類的神性，而不是大量知識，因為它們會隨著這些而來……」
三年後，1838年8月11日，神學院學生索倫·克爾凱郭爾的父親，成功商人米凱爾·佩德森·克爾凱郭爾去世，享年八十一歲。他的兒子在日記中寫道：「我的父親在星期三晚上兩點鐘去世了。我內心有一個願望，希望他能多活幾年，於是我把他的離世看作最後的犧牲，將他的愛傳給了我。因為他並沒有離開我，而是走入了我的內心，在條件成熟時，他會再次現身，幫助我有所創造。」克爾凱郭爾的父親最殷切的願望，就是看到自己最小的兒子能通過神學考試，克爾凱郭爾認為自己有義務用努力順從的行為來滿足父親。在一段時間內，他變得異常勤奮，投入到學業中，用相當短的時間通過了考試。克爾凱郭爾終其一生，都與父親維持著一種矛盾又令人捉摸不透的疏遠關係。父親的去世最後一次顯示了對他的愛。從此時起，父親成了「超父親」：克爾凱郭爾將父親的形象昇華成了文學人物，代表著世界觀的榜樣，對兒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這個教育過程如嚴格的練習，一直留在他的腦海中。在一篇題為《約翰內斯·克里馬庫斯，或一切皆可懷疑》的文章中，三十歲的克爾凱郭爾借約翰內斯·克里馬庫斯之名，描述了一種童年，文字和思想的遊戲成為尋找真理的練習。而對真理的追尋只有內在的豐富性，與由科學嚴密控制的知識無關。「父親在強大的幻想中，與一種不可抗拒的辯證思維聯絡在一起。當他在某些時刻……與他人陷入爭執時，約翰內斯總是聚精會神地聽著，這比出於某種盛大秩序中的一切更為重要。父親首先會讓對方暢所欲言，再謹慎地詢問對方是否還有話要說，然後才答覆……父親的陳述總是在對方的陳述告一段落時才開始。但看哪！一轉眼的工夫，一切都不同了。這種反轉是如何發生的，對約翰內斯來說始終是個謎，但他的內心對這一幕喜聞樂見。對方提出新的觀點，約翰內斯聽得更加專注，以便能讓爭論保持在正確的方向上……很快，一切又發生了反轉，可解釋的變得不可解釋，確定的變得可疑，對立的觀點變得合理……約翰內斯忘記了一切，不論是父親的觀點，還是對方的觀點，但這種靈魂的洗禮讓他無法忘卻……他年紀越大，父親對他的影響就越大，他也越注意那些令人費解的事情；就好像父親已經暗中知曉了約翰內斯想說的一切，一句話就能使他陣腳大亂……其他孩子在詩的魔法和童話的神奇中獲得的東西，約翰內斯在直覺的安寧和辯證的變換中得到了。這讓孩子高興，是小男孩的遊戲，也是少年的樂趣。他的生命以這種方式有了獨特的延續性，它沒有逐個描述各個時間段的種種過渡。隨著約翰內斯年紀漸長，他沒有擁有玩具，因為他學會了從另一些事情中尋找樂趣，這些事即將成為約翰內斯生命中嚴肅的事業，並且無論如何也未曾因此失去過吸引力。女孩子會一直和娃娃玩兒，直到愛人代替了娃娃，因為女人的整個生命就是愛情。他的生命也有相似的延續性，因為他生命的中心是思考。」
從丹麥國立教會監管下的神學院結業並順利畢業，對克爾凱郭爾來說並非易事。他很早就對官方的基督教會深感厭惡，因為他從中只看到對作品粗暴無禮的例行公事，對規定的教條遵循，在神諭中自我滿足，更多的是出於舒適和安全，而不是真正接受那些奇聞。但生命正是在其中發展成獨立個體。克爾凱郭爾一直在提升自己，他對國立教會里上帝的僕人的批判，以無害的不友好開始，以令人噁心的厭惡結束，也許他有某種高尚的目標，但已經不再講究任何禮節了。1855年，在克爾凱郭爾逝世半年前才出版的檄文《瞬間》中，他懲罰了自己最愛的敵人，令人厭煩的是，這些人其實從未深入瞭解過他：「在牧師面前保護好自己！信仰基督意味著忍受說教。相信我，正如我是索倫·克爾凱郭爾一樣，你對此得不到任何官方牧師的確認，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這麼說對他而言，相當於自殺；同時，一旦說出這些，普通基督徒就會被要求忍受這些說教。整個機制被一千鎊和官員們搞得烏煙瘴氣，這一千鎊是恥辱。因此，你不會從任何官方的牧師口中聽到這些……」他沒有做進一步解釋，但做出了一個譬喻。克爾凱郭爾補充道：「食人族動作迅速：他會猛地跳起來，撲向他的敵人，將他們打死，吃掉一部分肉，然後這一切都結束了。他繼續以普通食物為生，直到敵人的殘暴野性再次襲來。但牧師作為食人族是另一回事。他的吃人本性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處心積慮，精明算計，一生只為這件事活著。而這種謀生方式可以養活一家人，而且收益還在年復一年地增加。牧師適應了在鄉間別墅產業的舒適生活，升遷的前景也很廣明，妻子怡然自得，膝下兒女成群。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光榮的苦難，歸功於救世主，歸功於信徒，歸功於真理的見證者。他以此為生，甚至為食，在愉快的生活享樂中，用這些餵飽了他的妻兒。他把這些榮耀塞進了醃製桶。」
這種對基督教的不甚熱心正符合當時自我滿足的時代精神。克爾凱郭爾認為，人類沉醉於自己的精明能幹，到處洋溢著理智的精神，即按照功能性和目的性的標準來衡量上帝和世界。人們對這種活動的著迷或許令人印象深刻，但這與真理相距甚遠：「隨著理智的增長，某種特定的對人的認識也在增長，即我們何以為人或何以在這個時代為人——一種將人性當作自然產物的自然科學統計學知識，從地理學、氣象學，如風、降雨量、水位等角度出發進行解釋。至於我們人類是否這樣一代代退化，這種對人的認識根本不關心。它只是準確說明了我們的狀況——給出了我們的行情和市場價格——出於精明，可以預見到自己的命運，利用人類來謀取自己的幸福，從世界獲利，維護並掩飾自己的貧乏與平庸，或者在偶爾交到好運時，出於善意進行科學的質疑。此後，儘管理性在增長，但對於我們如何根據上帝的要求和理想做人，卻越來越少被詢問到。」
理性總被高估，卻從未被質疑，此時已觸到了邊界。然而或許正因如此，它依然不可或缺。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更趨近這種近乎精美的白日夢般的思想，因為它讓我們感受到幸福，這種幸福由外力決定，也因此能深入人心：「沉靜的崇高感騰起在初升的暮色中，一顆星亮起，黑暗越來越濃地覆了下來；人們不斷地看到新的東西，直到整個社會都變得可見……富人亮著車燈，開車駛入黑暗的夜，他比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的窮人看到的要多一點點——但他也看不到星星，正是他的車燈妨礙了他的視力。一切世俗的理性正是如此，它可以讓人看清近處的事物，但也會剝奪人們無盡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