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是我們成為隱形人的便捷通道。
——範妮·豪（fannyhowe）
不久前，我收到朋友克里斯蒂娜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她60多歲，是名舞者，還從事編舞工作。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她一直在四面牆上都安裝著落地大鏡子的房間裡工作與生活。但現在，她不得不搬進西班牙南部的一個海邊村莊。她知道，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她是誰。儘管她也不怎麼會說西班牙語，但她告訴我：
我沒有身份，也無須扮演什麼角色。我不停地犯錯，有時是不符合當地的社交禮節，有時是西語發音不標準。對於這樣的我，當地人不會說「你沒按我們的方式來」，這反倒讓我覺得自己像是空氣。我沒有任何被排擠的感覺，他們只是好像視我為無形而已。在很大程度上，這正是我搬來這裡定居的原因。這裡就像一張空白的畫布，為我提供了重新開始作畫的契機。我發自內心地相信，當我們有理由被他人看見時，我們自會被看見。
我對克里斯蒂娜自稱「像是空氣」般穿行於世界中的觀感並不陌生。儘管外表上未必一目瞭然，但「隱形」的女性其實出乎意料地易於辨認，因為她們身上反映出了關於女性及其社會地位的進步思想。19世紀，魔術師們酷愛邀請一位女助手錶演「人間蒸發」這個節目，這些女郎在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間的自如穿梭總是十分叫座。後來，這類魔術表演還逐漸衍生出許多變體。魔術師們主要在「人間蒸發」的場所和工具上做文章：一開始還只是各種各樣的床單、毯子或被套，到後面發展成大型的箱子、盒子、櫥櫃甚至是地板上的暗門。還有些魔術師讓女助手先是浮在空中，然後輕輕一揮手，就能使她當場憑空消失。20世紀初，隨著女性越來越多地參與公共事務，魔術師使女助手「消失」的技法也不斷與時俱進，在表演中沒有原因、缺乏邏輯或不計後果地加入了更多的創新元素。原本坐在一把椅子上的女助手，全身被魔術師蓋上一條毯子。當毯子被再度拉開時，女助手就消失了。再下一秒，觀眾已然看到她不知何時出現在了觀眾席間。
1938年，著名導演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hitchcock）在自己拍攝的電影《失蹤的女人》（theladyvanishes）中講述了一則有關「消失的女性」的故事。影片中，一名年輕女子與一名和善的老婦人在火車上結伴同行。但在年輕女子從沉沉的睡眠中醒來後，突然發現老婦人已經不見了，因而深感困惑。老婦人是一位家庭音樂老師，奉行獨身主義。首次登場時，她正用手指在結著霧氣的車窗上寫自己的名字，然後看著名字幾乎瞬間就隨著水汽蒸發得無影無蹤。之後，就在短短幾分鐘內，她也平白無故地消失了。可是，不管是其他乘客、乘務員，還是查票員，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從未看見過這位老婦人。她消失了，甚至不曾存在過。當被要求描述老婦人的相貌時，年輕女子只能說她是「一名中年女性，年紀較長」，隨即又只好承認「我也記不清了」。影片進行到後半部分，這位老婦人甚至被簡化成「一場幻覺，一個臆想出來的形象，一個存在於潛意識裡的小說人物」，甚至「除了幾塊肉外，再無其他」。直到最後，老婦人的真實身份才被揭曉——她其實是一名英國間諜，並在影片結尾反轉成為真正的女主角。
今天，女效能夠以任何表現形式「出現」或「消失」。在系列攝影作品《匿名女性》（anonymouswomen）中，美國攝影師帕蒂·卡洛爾（pattycarroll）親自擔任模特，將自己的身形與家中常見的人工製品及傳統家居佈景——傢俱裝飾罩、窗簾、電話、培根厚切片、摘下的萵苣葉、長條麵包、牆紙、枕頭和碟子等——融為一體，彷彿被由家居環境化身而成的巨蟒吞噬了。美國小說家惠特尼·奧托（whitneyotto）的小說《現在你看到她了》（nowyouseeher），主人公是位恍如隱形人的上班族女性。明明在辦公室裡，卻毫無存在感。她的同事——包括男性還有比她更年輕的女性——來來去去，在她桌子上留便條，或是擅自動用她的文具。「我當然能看見你，但我就是視你如空氣。」其中一人如是說。在家裡，她被自己的貓絆了一跤，可就連貓也對她漠不關心。當她用手掌貼著前額時，「只注意到自己的手，從指尖到上臂，正隨著動作逐漸消失」。她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幅原本色彩鮮豔的畫，或是一張圖案生動的地毯，卻因為暴露於陽光下的時間過長而靜靜地失去了色彩」。在近期上映的影片《你好，我叫多蕾絲》（hello,mynameisdoris）中，女演員莎莉·菲爾德（sallyfield）飾演的年長女性暗戀同辦公室的年輕男子。在影片開頭，男子幫莎莉調了調扭曲的框架眼鏡，正如一位觀眾所寫的影評那樣，年輕男子自發的友好舉動對莎莉產生了變革性的影響。顯然，「皺紋每多一條，女性魅力就更消失一分」。當莎莉收穫了比自己年輕的男子短暫的注意力時，這種認可感無疑「使她變得有血有肉起來，對她自身而言意義重大」。
「看不見的女性」可以是一名40多歲沒有片約的過氣女演員，可以是50歲得不到面試機會的待業女性，可以是因為丈夫不在了而被謝絕參加晚宴的寡婦，還可以是在餐廳裡被服務員忽視的年長女性——即使在餐桌前坐定也沒有一杯水喝，最後只得悻悻離開——當她在商店裡購物時，收銀員可能會漫不經心地稱她為「親愛的」。青春已逝，容顏已老，她們不再是男人目不轉睛的物件，她們覺得自己的社會價值也在逐漸消減。以色列裔美籍女作家阿耶萊·沃爾德曼（ayeletwaldman）在其50歲生日前夕提及自己「意料之中的消失感」時，向採訪她的記者表示：「我的個性十分鮮明，職業競爭力也不錯，習慣於被人認真對待。但突然間，我會感到自己好像從房間裡憑空消失了。我不得不扯著嗓子喊，否則就沒人能聽見我說話……我只希望走在街上時，有人能注意到我的存在。」
她的話不禁使我想起在近一個世紀前，還有另一位女性同樣被人視若無睹地獨自走在街頭。她正是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小說《達洛維夫人》（mrs.dalloway）中的主人公。6月的一個早晨，當主人公克羅麗莎·達洛維（clarissadalloway）在倫敦街頭的一家花店裡買花時，伍爾芙突然讓她揣測起自己的個人身份來。達洛維夫人的走動也像空氣般不引人注目，她思忖著自己在人群中所處的位置，卻在駐足凝視一幅展示荷蘭風貌的畫時發現「現在的這具軀殼、這個身體，儘管機能完好，卻好像什麼也不是」。於是，她萌生了一種十分詭異的想法，感覺自己成了一個隱形人，既不被人看見，也不為人所知。達洛維夫人回憶了自己的人生軌跡，發現自己只是仰仗丈夫的名氣而被人知曉，並很快接著懷疑，有時候女性被人識別的標誌甚至只是一雙手套或一雙鞋。她想，她腦中空無一物，不懂任何語言，也不通曉歷史，除某些回憶錄外，連書都不怎麼讀。達洛維夫人這才意識到，自己「唯一的天賦就是幾乎可以靠直覺識人」。
達洛維夫人的存在感忽隱忽現。她時而進入公眾視野，時而被人視若無睹。儘管還有些模糊，但她確實反映出了那個時代的女性在公共事務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伍爾芙追隨著達洛維夫人的腳步，陪她停在馬路邊，隨她駐足望向窗外，有時甚至還得跟著她加快步伐，就像在雪天裡順著腳印追蹤一頭野生動物的去向。
伍爾芙似乎意在告訴讀者，個人身份並非一成不變，或許還會隨著年齡的增長髮生更加頻繁的變化。年紀漸長的女性擁有更廣闊的選擇空間，能夠自由決定在什麼時候通過何種方式「被人看見」。在達洛維夫人體會到這種自我消失感的幾十年後，同樣的感受被美國女作家弗朗辛·杜·普萊西克斯·格雷（francineduplessixgray）在其雜文《第三紀元》（thethirdage）中再現。如果感受到他人投向自己的目光逐漸淡漠，格雷建議，那麼可以選擇「深度自省，或加深對他人的觀察，或尋找其他引人注目的方法，藉助整體面貌、權威感及表達方式，達到超越性別的目的。這些都是我青年時代的導師給我的教誨」。
格雷談論的或許是女性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與甘願淪為他人眼中的物體之間的差別。在我們的文化中，男性總是習慣性地物化女性，這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正如心理學家艾莉森·卡珀所說的那樣，如果女性其實是這種痼疾中的同謀，即女性也慣於將自身視作物體，那麼當物體本身失去其可取性時，她們必將不自覺地憑藉自己的敏銳直覺感受到這一點。卡珀還補充道：「身為人類，我們都需要獲得他人的認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尋求認可的方式可能也會相應改變。作為主體的女性用心體會著所經歷的一切，知道自己必然能夠對他人造成影響，明白自己如何才能最終成為人生的主人。而且，她還了解想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承擔的責任。」而一名內心世界發展不完善的女性，有可能會繼續物化自己，迷失自我意識。
達洛維夫人顯然就是一個物體。她先是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緊接著的心理活動便是發現這具軀殼裡全然空無一物。伍爾芙在短短幾行字中，就將「不被看見的女性」與「靠直覺識人」聯絡在一起。自《達洛維夫人》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首度出版以來，有關人類天性的更為平淡無味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擁有「自己不像從前那樣受人關注」的感受，並不一定限制著女性對人生的體驗。「不可見」狀態通常伴隨著更強烈的同情心與憐憫心，指引我們以更具人性的觀點看待世界。事實上，存在感的削弱非但不會限制我們的生活，反而能夠給予我們支援，讓我們從周遭環境中汲取更豐富的資訊。儘管聽上去頗為矛盾，但這樣一種「蟄伏」的狀態反而能夠幫助我們在更宏大的架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
美國心理學家安娜·吉諾特（anaguinote）及其研究小組近期在《美國科學院院報》（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上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們發現，決定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利他主義精神的，往往是包括名聲在內的社會地位，而非家庭背景或個人秉性。研究者寫道：「即使人類已經算是最願意幫助同類的物種，但這種利他主義的水平在教育程度、性別角色、人種生物學特徵及經濟狀況不同的人群間仍存在廣泛而明顯的差異。」最後，他們得出結論，相較於社會地位更高、知名度更廣的人，社會地位更低的人更傾向於為他人著想。社會弱勢群體，如某些少數族裔、女性及社會經濟地位低下的人群更可能遵守公平原則，並對他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
在吉諾特的一項研究中，每位受邀參加試驗的學生都被分發到一份其所在院系的成績排名表，可以從中檢視自己的名次。然後，當著受試者的面，研究者看似不慎留意地讓一隻裝著20支筆的筆盒掉到地上。被隨機分配到靠後名次的學生願意馬上停下手中的事務，幫助研究者從地上撿起筆。相較之下，那些隨機排名靠前的學生則顯得無動於衷。在另一項研究中，一群本科藝術生依據其所上大學的聲望被武斷地分成三六九等，然後回答一些關於人生目標的問題。因自己就讀名校而自認高人一等的學生中的多數在討論人生目標規劃中提及了權力和聲望，而那些所讀學校不盡如人意的學生更多地談及幫助他人、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為社會做貢獻的話題。研究者發現，社會地位對一個人所具備的利他主義程度的影響，就連在小孩子身上也不例外。在一項試驗中，學前班兒童以兩人為一組，被要求在一隻高階玩具和一隻不怎麼值錢的玩具之間自由選擇。結果，選中高階玩具的孩子在行為上顯得更加頤指氣使。接下來，這些兒童被重新分組，這次每個孩子都與拿到同樣價值玩具的孩子在一組，再次競爭一隻更加值錢的玩具，新的階級地位再次形成。再之後，所有孩子都被分到一根小棍，並被要求回答是否願意把這根小棍送給另一個沒有小棍的小朋友。結果，在之前的試驗中處於較低階級的孩子顯得更加慷慨。於是，研究者得出結論，這些社會地位較低的孩子更加體恤他人，更擅長與他人建立聯絡，親和力更強，還能更好地辨別他人的情緒狀況。從性別上看，女性普遍比男性更認同慈善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