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之所以有越來越多的「善」，一定程度上也有賴於眾多微不足道的行為。
而你我發現生活中一些境遇並不如想象中那麼悲慘，一半也得益於那些默默無聞卻認真生活，之後長眠於無人憑弔的墓碑之下的人。
——喬治·艾略特（georgeeliot）
我非常珍惜我在紐約哈德遜河谷度過的郊區生活，我也深知自己的自我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來源於這裡低調的景緻：我家窗外就是一片黑色的刺槐樹林；每至盛夏，馬路對面的溼地裡就會長滿香蒲和紫色馬鞭草；遠處的山脊在天際的映襯下顯出連綿不絕的輪廓。但我打心底明白，沒有哪裡能比在曼哈頓市中心的中央火車站更適合迎來新的一天了。在以前那些需要乘火車通勤的清晨裡，我只能被交通高峰期的人流推著穿過車站的大廳。每當此時，我都會感覺完全失去了自我，卻又因此獲得一種奇怪的慰藉。
中央火車站的穹頂高達110英尺，金色的星座彩繪裝飾其上，整體色調如同真正的星空般深邃，據說模擬的是地中海南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的星座排布。然而，穹頂上的遙遠群星與地面上450英尺的站臺完全不可相提並論。這裡每天有75萬人精神抖擻地穿行而過，無一不保持著對人生的方向感和熱情。現場無人指揮次序，也不存在什麼高等智慧或超級生命體在幕後掌控一切——這裡有的只是令人驚歎的社會同質性。
儘管每天都得隨著通勤人潮穿過大理石走廊，我竟很少在其中遇到熟人。相反，火車站裡的人們像是集體加入了一場即興舞蹈，步速時而加快，時而放緩，與周圍的乘客保持一致。我敢說，每天早晨的通勤時間對每個上班族而言都可謂一段振奮精神的經歷。它提醒我們，社會凝聚力已經讓我們成為這個有序集體的一分子。無論在這一天接下來的時間裡會經歷怎樣的困擾與摩擦，在早上的短短幾分鐘裡，我們完全有可能作為這洶湧人潮中的一員穿越這個世界。我們在事物中的地位因此被改變了。1913年，隨著工業化運輸系統興起、城市人口迅速增長，中央火車站正式竣工。這座車站對人群的包容力有目共睹，打破了人們之前對公共交通樞紐混亂嘈雜、充滿威脅且不可管理的負面印象。雖然目前還沒有人對車站乘客的自發合作進行研究，但在如天空般蔚藍的穹頂之下，宏偉的主站臺尤其具有新興大都市建築內部公共廣場該有的派頭。這塊文明之地不僅用來容納大量乘客，還見證了人群自發的秩序的形成。
《大西洋月刊》（atlanticmonthly）曾刊登一篇名為《為人群增色》（makingthecrowdbeautiful）的評論文章，詳細地闡述了「人山人海」的概念。在文章中，作者傑拉爾德·斯坦利·李（geraldstanleylee）對所謂的「群體文明」大加讚頌，並向人類所擁有的能做出某種集體行為的潛能致敬。他認為，使群體的和諧達到最大限度的不是別的，正是藝術。他還激動地將現代管絃樂隊稱為「聲音彙集而成的共和國，眾多融為一體的無形精神」，鋼筋鑄就的城市建築是「群體的傑作，既浩瀚又不失數字的精確性」。還有留聲機，「能夠賦予一個人一千種聲音，使他能夠同時向一千個人群唱出一千首歌曲」。在談及布魯克林大橋時，李表示，「這座橋旨在將數百萬人會聚在一起」，堪稱現代智慧的象徵。
在李對群體充滿溢美之詞的那個年代，全球人口總量大約只有15億。120年後的今天，全球人口增至近75億，針對群體行為的研究已然發展成一門科學。「群體智慧」（swarmintelligence）研究的正是動物集體行為，研究物件如蟻群、椋鳥、洄游的魚群，當然，還有人類。物理學、行為科學以及工程學領域通力合作，開始研究起人群與我們與生俱來的社會協作本能。影片科技與計算機建模技術允許我們追蹤並記錄人群的自組織動力學原理以及流體運動現象，臨時形成的人群也可以井然有序。儘管不像李的文章一樣熱情洋溢，但定量資料已經模擬出人群在哪些事先安排好的情況下可以自發形成秩序。身處人群之中，我們會同時注意到周圍人流的密度和方向，並試圖儘可能高效地抵達自己的目的地。如同燕子、鯡魚和螞蟻，我們在集體行為上遵循的本能規則幾乎與其他動物無異：我們對周圍其他同類的存在保持敏感，既希望避開他們，又希望與他們建立聯結關係，並因與大家保持步調一致而感到舒適。無論是在情感上還是在身體上，與他人建立的聯結都是可持續的。邁克爾·洛克伍德（michaellockwood）是populous跨國建築設計事務所的建築師，他所就職的這家公司專門設計適合大量人群聚集的場所，如體育館、競技場、市政建築和會展中心等。洛克伍德告訴我，紐約中央火車站可謂抓住了人群聚集場所的設計精髓，這是一個兼具秩序與活力的地方，能使人感到身心愉悅。他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成千上萬人同時各奔東西，到達他們需要前往的地方，這不得不說是一件頗具原始性的事件。即便遭遇了十分殘酷的個人生活，我們也能在集體生活中獲得慰藉。集體生活就像一張安全網，用團結的力量為我們加油打氣。集結在一起時，我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你所看見的一切，都是成千上萬人通力合作的結果。人生在世，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一種依靠他人的熱望。
洛克伍德熟知人類在集體中的行為學心理。他表示，與許多人同在一起時，人們願意暫時擱置個人分歧。正因如此，我們常在球賽上看見一幕幕團結而感人的場景。
全力以赴的人能獲得他人的尊重和欣賞。當你身處一項大型賽事之中且對自己所支援的隊伍具有強烈的榮譽感時，集體的魔力自會出現。成為集體中的一分子令人感到安心。此時，人們不約而同地甘願融入集體。由於集體中的所有人正在共同經歷某事，因此當你覺得身心舒暢時，其他人也會有相同的感受，反之亦然。這就是為什麼你會願意幫助別人找到座位。在觀看賽事的過程中，所有人的任何情緒都是共享的，這就是人們願意互相幫助的原因。
除賽事外，在其他場合也正越來越多地出現這種人際共鳴。2016年，一名記者向公眾宣佈自己還擁有另一重身份——筆名為「埃琳娜·費蘭特」（elenaferrante）的作家。不料，此舉招來其忠實書迷的強烈反感。費蘭特斷言：「（我所著的）小說比（我）本人名氣更大。」此話不假，而且得到了她的讀者們的證實。對於費蘭特在媒體上的公開宣告，她的讀者群中幾乎無人響應。相反，他們譴責這名自稱「費蘭特本人」的記者不尊重費蘭特的匿名性——正是這種匿名性賦予了費蘭特創作的權利，是她的精神食糧。換言之，費蘭特的讀者群體更願意繼續維持費蘭特的匿名狀態。在他們看來，這就好比作家與讀者之間簽訂的一份密約。對他們中的許多人而言，費蘭特的神秘身份已成了閱讀其小說的樂趣所在，是全部閱讀體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與讀者對彼此一無所知，共享的只有虛構的故事情節。費蘭特的讀者之所以深感憤怒，或許是因為其真身的曝光無異於踐踏了費蘭特給他們的禮物：在人們看似無止境地追逐自我推銷與曝光的文化氛圍中，作者以匿名的方式營造出一種神秘感，使人得以在虛構的故事中享受片刻的靜默與安寧。
費蘭特本人後來公開表示，自己出書時的本意並非匿名（畢竟每本書的結尾處一直都有她本人的落款），她只是想創造出一種「無關作者身份」的狀態。據她本人解釋，由於注意到媒體時常追捧知名作者創作的水準平庸的作品，卻長期忽視其他高質量文學作品的現象，她希望藉助一個隱匿的作者身份向媒體的做法發起挑戰。「我最看重的是保護充滿無盡可能性的創作空間，其中也包括技術所佔的那部分。」費蘭特在公開身份後表示，「如果一系列作品自始至終缺少一個真實的作者身份，就會對作者本人的寫作方式造成影響，而這種方式是我樂於繼續探索的。」
這世上欣賞匿名之美的並非費蘭特一人。我的建築師朋友艾倫擅長木工，自家的傢俱全部出自他本人之手。他還開了一家店，店裡擺著一部車床，他經常用它來加工虎槭木、胡桃木和白橡木，把它們製成各種各樣的沙拉碗。在他的作品中，最大號的是一隻淺口木碗，足有3英尺寬，可盛放的萵苣塊足以餵飽來家裡做客的泰坦巨神。但其他的碗就沒那麼大，而且全被艾倫贈給了朋友。這些碗有著優美的線條，在木頭表面紋路的干擾下被扭曲、放大，有時還會與木頭表面隨機產生的裂縫相交纏。儘管它們很有藝術性，但對於自己製作的每一隻碗，艾倫都沒想在上面署上個人簽名。他說：「一想到朋友們和他們的家人用著這些碗，我就非常開心。」這些碗將代代相傳，哪怕朋友的子女、孫子孫女、曾孫子曾孫女並不知曉它們的來歷。艾倫確信，這些碗還是保持來歷不明的狀態比較好。也許，許多代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圍坐於餐桌前，由此建立的日常家庭傳統將使這些碗變成與眾不同的獨立個體。又或者，在艾倫製作這些碗的過程中，他的指紋其實已經滲進了每一條木頭紋路里。無論如何，關於原創者身份、品牌效應和個人聲望等現代社會才出現的觀念，在這裡已經變得過時。
柳宗悅（soetsuyanagi）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民藝大師，提倡發展「大隱隱於世」的民間藝術。在1972年出版的《不具名的匠人》（theunknowncraftsman）一書中，他將藝術家隱藏身份的行為列入使藝術品增色的要素之一。其他要素還包括藝術品的實用性、匠人的製作手法、造型的簡潔性、合理的價格及帶有地方傳統特色等。正是身份的匿名性使人們對藝術品的關注點從藝術家轉移到使用者身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為藝術品注入了更高的價值與意義。當然，這套評價標準既適用於所有家庭小作坊式的木製、黏土、紡織與金屬手工藝品，也適用於包括鍋碗瓢盆在內的實用器皿，還適用於居家生活中如桌子、椅子、刀具、鉸鏈和被子等各類必需品。它們正是在匠人的手中才具備了形體、線條與完整性。這些藝術品的創作者很多都不為人知，但它們的客觀存在分明源自幾個世紀以來匠人們的共同努力。奇怪的是，這些藝術品之所以充滿人性，或許正是因為那些使其誕生於世的藝術家也讓自己的身份保持著「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