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對於工作的種類給個人情感帶來的不同影響，你還做過細化研究。在1983年出版的《心靈的整飾》中，你首次提出了「情感勞動」（emotionallabor），這個概念時至今日仍然被很多研究人士引用和借鑑。哪些型別的工作屬於情感勞動？為什麼說這類工作的特殊價值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和尊重？
霍克希爾德：當你外出工作時，你的行為通常被理解成一種經濟行為，即你通過勞動獲得報酬。這是一種經濟視角，但實際上，社會中還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斷發展的服務業，即我所稱的「情感勞動」。
情感勞動需要工作者整飾私人的情感，包括喚起正確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當的情感。這類工作包括了教師、記者、醫生、護士、日託、老人護理、工人、律師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員，當小孩子對你厭煩生氣、撒潑打滾的時候，你必須非常善於整飾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應因何產生，並用合適的方式安撫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務員，當乘客因為找不見行李而向你大發雷霆的時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職業態度，向乘客表達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們這就尋找您的行李。」做好這些事情並不容易，情感勞動就是一類在接受他人憤怒甚至不受歡迎的關注之時進行的工作。
我在《心靈的整飾》中特意區分了這類工作與其他工作的區別，並期待情感勞動得到公眾更多的關注和讚賞。為此，我採訪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型別的情感勞動者。有一些型別的工作會激發顧客對優質服務的需求，你通過提供某種商品或服務，讓顧客得到他們想要的。從事這類情感勞動時，你需要表現得比平時更加友善，顧客才願意接受你的服務；與之相對還有另外一種型別的情感勞動，比如收賬員，他們的工作是讓你為剛剛買下的東西或服務買單。為了達成這類工作的目標，有時你不得不表現得比平時更加吝嗇刻薄。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工作介於這兩種極端型別之間，它們都需要你在從事工作時喚起正確的情感。這些都是情感勞動的成本，公眾需要敏感地意識到這類工作的特殊性，並給予適當的鼓勵和褒獎，因為我們這個社會既依賴情感勞動，又不能濫用它。
女性主義真正的硬仗還在後頭
新京報：回首過去的三十多年，社會上女性的聲音似乎越來越多了，最近幾年的女權運動也在世界各地激起迴響。為了實現性別平等，你覺得我們還需要做些什麼呢？
霍克希爾德：這場性別革命在我看來還沒有結束。美國的女權運動有兩種聲音。第一種聲音認為，在塑造社會的過程中，女性應該擁有平等的聲音和權利。我們還遠未實現這個目標；但還有另外一件事：傳統上，女性被賦予養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義的第二種聲音認為我們要向前推進，這些事不能僅僅由女性去做，也應該讓男性共同承擔。工作並不是全部，生活不僅僅與經濟和金錢有關。照料家庭、維繫社群不僅僅是女性的事，也應該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更多聽到的是第一種聲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權利。但要我來說的話，我們其實還在一些傳統觀念上掙扎，我們應該推進第二種價值觀，這也是女性主義最原本的含義。
新京報：你指出的這兩種女性主義價值觀，它們之間是怎樣的關係？推進第二種價值觀會促進第一種價值觀的實現嗎？
霍克希爾德：對我來說，女權主義的兩個目標——平等和照料倫理之間沒有矛盾。我們需要問的是：「在什麼方面上的平等？面向誰的平等？」在一個尊重「鬥士」（warrior）的社會中，性別平等的理念賦予了女性作為平等的鬥士的角色。也就是說，在一個地球面臨汙染的社會中，平等意味著女性和男性在同樣地汙染地球。因此，我們需要同時考慮平等和照料倫理。我們需要用兩隻眼睛來看，用兩隻耳朵來聽，我們可以同時顧及平等理念和社會理想。
我想分享我的一篇演講《男性職業的運作機制》（insidetheclockworkofmalecareers）的最後一段，這篇演講論文於2003年重印，但它仍代表了我現在的觀點：
回顧過去二十五年以來的整體（美國）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主義運動在某些方面已經通過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marcuse）所描述的「通過融合進行抵抗」的過程，進入了美國生活的主流。美國文化融合了女性主義運動中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部分，但它抵制了女性主義其餘的內容，它融合了女性主義強調的同工同酬和多元化理念，但沒有對女性想要參與的制度性優先事項提出過任何挑戰。在我看來，真正的硬仗還在後頭。
聽見美國社會撕裂的「深層故事」
新京報：2016年的《故土的陌生人》是你最新的著作，很多中國讀者是由此認識你的，這本書也入選了2020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故土的陌生人》寫於2016年特朗普上臺執政時期，這本相較之前關注家庭和工作的著作，在話題上存在比較大的差異，你為何會選擇美國政治的研究？研究政治情感和家庭—工作情感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嗎？
霍克希爾德：選擇政治話題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嘗試。關注個人生活、衝突和情感，這延續了我一貫的學術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就《故土的陌生人》而言，「深層故事」和「同理心之橋」（empathybridge）對我來說是全新且重要的思考。
2020年，《故土的陌生人》被評選為「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我在答謝詞中曾講述了《故土的陌生人》的寫作初衷：
我和許多公民一樣對政治有著強烈的興趣。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我讀到了一些關於美國極右翼茶黨崛起的書籍。那時，我突然察覺到，一場令人不安的政治運動要開始了。這場政治運動可能會威脅到我所珍視的許多價值觀和我畢生奮鬥的目標——消除氣候變化的威脅、消除貧困、致力於種族和性別公正、致力於建立一個對家庭友好的工作環境。我意識到，我遠距離地瞭解這場政治運動是不夠深入的。首先，我得先了解參與這場政治運動的人是怎麼想的。只有這樣，我才能真正理解這場政治運動。
所以，在我的調研過程中，我把我在情感社會學裡的研究經驗作為觀察的內在視角。在問題意識上，情感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深深啟發了我。到調研地後，我會去思考，我所結交的新朋友們對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看法？我怎麼樣才能知道他們真正的看法？在我與他們深度訪談的過程中，他們內心深處的感受是否可以用所謂「深層故事」的形式來表達？他們對他們日漸掙扎的生活有什麼樣的直觀感受？像美國的經濟系統對某些工作所形成的需求一樣，美國的政治系統本身是否同樣創造出了一種我稱之為「情感勞動」（emotionallabor）的需求？在我與新朋友們交談完，整理採訪記錄時，這些問題就從我腦袋裡蹦了出來。這裡面的一些問題在我腦海中孕育成熟後，就被我寫進了書裡。
新京報：《故土的陌生人》從特朗普支援者的深層情感出發，解釋了這幾年美國社會嚴重撕裂的原因。自拜登當選總統之後，有些評論人士說，美國似乎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就你的觀察，美國社會的衝突和撕裂有緩和的趨勢嗎？閱讀《故土的陌生人》，對美國以外的普通讀者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霍克希爾德：美國政治依然讓我感到沮喪。「故土的陌生人」與他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正在撕裂，我仍然對此感到擔憂。在社會階層、生活地域、膚色種族等各個方面，「同理心之橋」越來越少了。我們需要跨越這些差異搭建它，但此時此刻我並不覺得事態在往好的方向前進。在我個人看來，拜登總統正在提出許多可以幫助到所有人的舉措，並且他認為政府是一個應該幫助所有人的機構。然而，我不認為另一邊的群體聽到了這些聲音。
正如我在《故土的陌生人》答謝詞中所說的，通過這本書，我想告訴普通讀者：
如果我們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時，能夠放下羞辱和指責之心，我們也許能找到與他們的共同點。在找到共同點之後，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間的分歧點。全人類都是一樣的：一個人只要失去了什麼——無論是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健康的身體，還是失去了良好的生態環境或氣候環境——那個人就會有許多痛苦。面對痛苦，人們總希望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希望能啟發全人類，不管我們在什麼地方，遇到什麼樣的人，我們都能擁有同理心，去試圖探索和理解他人內心深處的「深層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