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學術生涯的三個思想來源
新京報：在女性學者系列訪談中，我們採訪了不少中國的女性學者。不少受訪者反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義著作，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成為她們重新思考性別平等的指路人，甚至由此走上了性別研究的道路。你有過類似的經歷嗎？哪些學者的研究對你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霍克希爾德：沒有人逼迫我研究女性的生活，我就是想研究和評估這些問題，並在需要時改變用於理解女性生活的概念。當然，西蒙·德·波伏娃強調性別的中心地位，她的學說影響了我。除此之外，我也借用了c.賴特·米爾斯對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全面論述，以及歐文·戈夫曼另類、大膽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是影響我學術研究的三個主要思想來源。
西蒙·德·波伏娃，我欽佩她大膽地主張「性別至上」。後來，我開始發現她對人類理想的觀點過於以男性為導向。在我看來，她想讓女性「達到」男性的標準。這讓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達到男性的標準，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這樣的框架中顯現？
歐文·戈夫曼，我欽佩他的敏銳觀察力和用於冒險的精神——尤其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現》《精神病院：論精神病患與其他被收容者的社會處境》《汙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這幾本書中。後來我開始想更多地關注情感，以及作為呈現純粹感情的基礎的情感管理。
其他（影響我的）人還包括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charlotteperkinsgilman），還有南希·喬多羅（nancychodorow）、巴瑞·索恩（barriethorne）的研究，她們後來成了我的同事。在此之後，女權主義的後續發展也影響了我，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階級至上」的女權主義）與激進女權主義（「性別至上」的女權主義）的爭論，生態女權主義，黑人女權主義，等等，肯定還有更多！
新京報：從1973年發表首部著作以來，你研究的話題非常豐富，但似乎總是跟隨著時代的韻律，試圖回答時代更迭中不斷湧現的新困惑。在如此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是否有一條貫穿你所有研究的主線？
霍克希爾德：我的研究總體上有兩條主線。一條是關於共情和理解，嘗試從另一個人的頭腦和內心想象這個世界的樣子。另一條是觀察一個特定的家庭、工作社群或地域現在的樣子，同時想象在理想情況下它可能會是怎樣的。有些人認為我的這種研究本質上是一條「理想主義者」的研究道路，但實際上它只是用這樣的視角看問題：如果世界可以變得更好，那它可能會是怎樣的？
新京報：很多讀者讀你的文字，都會產生相似的感受：儘管你採用了嚴謹的社會學研究方法，但你完成的作品卻沒有很重的「學究氣」。相反，你講述的很多故事不僅有趣，往往還很打動人心。在寫作技巧上，你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如何平衡學術寫作和麵向大眾的寫作？
霍克希爾德：我的確有兩種不同的寫作方式。有時讓我感到難過的是，學者們只是為彼此而寫作，他們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學術圈裡很多聰明的人，但有時為了某些絕妙觀點和想法，他們會迷失方向。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給公眾。
面向大眾的寫作，意味著把複雜的問題用清晰的方式呈現出來。對我來說，社會學意味著關閉你內心的「警報系統」，暫停自我意識。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並不認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個人的感受和內心想法，因為是周遭的環境塑造了他們，正如他們塑造了環境一樣。
我不斷提醒自己，我在做的不是記錄自己學到的東西，而是以這樣一種特定的方式寫作，以便將我所學轉化為普通公眾可以理解的語言。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我試圖向公眾傳達保守派群體的憤怒、失望和恥辱感，在我看來他們是被拋棄的精英，美國的藍領階層和底部中產階層正在減少，全球化程式對他們並不友好，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同時這些失敗者的精英固執己見，成為特朗普的追隨者。我想了解這個群體，但我必須將我發現的東西轉化成對方可以理解的語言。
從家庭到工作：職場媽媽的雙重負擔
新京報：我們接下來聊一聊你在中國最新出版，並引起大量關注的著作《職場媽媽不下班》。這本書首次出版於1989年，是你學術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你在這本書中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國雙職工家庭展開了歷時八年的追蹤研究。有趣的是，儘管有著時間和空間上的雙重距離，《職場媽媽不下班》2021年被譯介到中國後，仍然激起了很多中國讀者的關注和共鳴。你當初開始研究並寫作這本書的動力來自哪裡呢？
霍克希爾德：寫作《職場媽媽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我的親身經歷。當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時也是一名年輕的母親。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長這兩件事可以順利地並進。但在當時，我還不清楚怎麼可以做到這一點。
此外，當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整個美國社會都在發生著變化，並且一直持續到現在。我認為，美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停滯不前的革命」（astalledrevolution）。在今天，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國女性在外工作，大多數孩子成長在父母都要在外工作的家庭之中，而市場上幾乎一半的勞動力由女性構成。男性工資正在下降，服務行業正在不斷擴張，大量的女性湧入勞動力市場來彌補這些空缺。
社會的經濟走向推動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社會的文化走向也鼓勵她們這麼做。但與此同時，社會觀念還沒有發生改變，很少男性會認為，能夠做到發自內心地關心孩子、瞭解孩子的需求、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才是一個有男子氣概的好男人。因此，女性在外的工作環境、返家後的家庭環境都沒有改善，工作安排上沒有靈活性，沒有探親假，也沒有形成提供托兒服務的普遍文化。這些制度還沒有適應女性不斷變化的社會角色。我非常想要探究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以便我們能夠解決正在不斷產生的社會和家庭衝突。
通過寫作《職場媽媽不下班》這本書，我試圖說明，一個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會影響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達心中的愛，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為個體如何走出職場媽媽的困境。我還想說的是，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它的性別認知以及工作場所的結構也需要隨著女性身份的轉變而轉變。我們探索了這麼久，至今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新京報：寫作《職場媽媽不下班》之後，你沒有就此止步，並且進一步深入探索家庭—工作的二元危機。在1997年出版的《時間困境》中，你提出過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家庭和工作的角色已經被顛倒了過來，很多人回家後仍然在工作，又在工作場所完成家庭生活中的任務。二十多年後，你描述的這種現象有發生變化嗎？
霍克希爾德：在過去的二十五年裡，勞動力越來越多地被劈成兩半。「家成了工作場所，工作變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層的20%或30%群體的生活狀態。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現象變得越來越極端。
我住在美國的計算機中心——矽谷海灣的另一邊。這裡聚集了谷歌、facebook、蘋果等大公司的總部。許多員工在公司吃早餐和午餐，然後將預先準備好的晚餐裝在飯盒中帶回家。他們在公司裡鍛鍊身體。在某些工作場所，員工還可以將需要乾洗的衣物帶到公司，下班後再將其取走。有些人會在每天上班時餵養寄放在公司的熱帶魚。你所有的同事成了你的「鄰居」，他們每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鄰居」都去上班了。
這種減少「第二輪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獨忽略一件事：孩子們去哪裡了？老人去哪裡了？當你的同事們開始尋找新工作時，你所生活的社群也開始變得不穩定。如果一名員工被解僱了，這位失業員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會像紙牌效應一樣徹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則是，對於底層三分之二的勞動力來說，工作職位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處於「零工經濟」中的勞動力不能確定自己每個月都能拿到全額薪水，所以他們更願意把更多的時間留在家裡，在「第二輪班」中建立以家庭為基礎的社群並在這樣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勞動力的上層面臨著工作—家庭的嚴重失衡，而勞動力的下層則對實現這種平衡所付出的代價感到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