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對於公眾而言，人們還看新聞，但是不再關心這條新聞是由哪家媒體生產的了。我們不再像過去一樣，對訊息來源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比如我是讀報的、我是看電視的、我是聽廣播的，我看的是中央電視臺還是上海電視臺。今天我們所有重大訊息的來源都是社交平臺。大部分人不是注意力分散，而是接收渠道改變了，人們看的內容可能依然是中央電視臺、財新生產的，但他們不知道，他們只依賴於聚合式新聞平臺所提供的內容，或是社交媒體上週圍的人對他造成的影響；
第二，從社會生活來說，在過去，個人的公共表達非常受限，無論是資訊還是意見，只能通過幾個有限的渠道，但今天不是了，抖音、快手等平臺為每個人提供了表達渠道。
面對這種傳播環境的變化，我個人覺得對於傳統機構媒體新聞編輯部的研究，在理論上難以再有突破。對我個人而言，2016年我所發表的「液態的新聞業」和2018年發表的「媒介融合和協作式新聞策展」在理論方面幾乎是到頭了。
所謂「液態新聞業」，就是指整個新聞行業和社會狀態已經改變。這一方面體現在新聞生產者的「液態」：新聞不再由一個固定機構所控制，在某個特殊節點上，所有人都有可能成為新聞從業者。在流動的現代性中，「液態」可能就是常態。同時我們發現，公共知識的生產現在可能出現在今日頭條等聚合式新聞網站，或抖音、快手這類短影片平臺上。所以我覺得研究物件的轉變是自然的，但這依然屬於媒介社會學的範疇，我依然關注社會公共生活，依然關注資訊流動和知識生產如何與公共生活發生關聯。
迄今為止，對於這種新的傳播樣態，我們還需要有更多系統性的研究。這種新的傳播樣態是多中心的、去中心化的、低門檻的。過去影像生產的門檻是很高的，但在今天，有那麼多短影片剪輯軟體可以選擇，幫助你生產、剪輯影片，這到底給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哪些變革？我認為這方面的經驗研究還遠遠不夠。
新京報：媒介社會學所身處的學科環境，以及它所面對的新聞生產業態都一直處於快速變化之中。作為一門學科，它本身不變，或者說最核心的一點是什麼？
陸曄：不是說媒介社會學本身不變，而是關注社會的理論視角中有一個要素是不變的，即「人如何認識外部世界」。落到具體的部分，就是所謂客觀真實、主觀真實和媒介真實的關係。這樣一種關注本身，是有它的一貫性的，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然後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反觀我們自己，最後達成社會的連線。但在不同的理論路徑之下，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如果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媒介社會學中有大量的討論是把媒介和媒體技術看成社會構造的一種，先有社會然後才有媒介技術在其中運作，社會是和人一樣的有機體；但是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就不是這樣。它不把社會看成是外在於人的，只有人類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才是有意義並值得討論的；而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它關心的是社會是如何通過傳媒，來建構起一種知識生產或文化的。
媒介社會學沒有統一的定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脈絡和理論來源，但是我覺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它關心的依然是「社會」和公共性的問題。
新京報：但是所謂「公共性」又該如何判定？例如近期興起的「公共藝術」，和新聞傳播之間也有大量的共通之處，「公共性」的界線似乎是模糊的。
陸曄：當我們在談論「公共性」時，其實也有不同的理論脈絡。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畫了一個等邊三角形。我們最熟悉的可能是哈貝馬斯的商議性民主，他的「公共性」是開放的公共領域，由各種公民之間的對話構成，關注的是協商，而協商需要達成共識，才能導向行動。
但是同時你要注意到等邊三角形的另外兩條邊：一條邊是阿倫特對公共性的討論，在《人的境況》一書中，她的公共性重點在與私人領域相對的社會世界，所謂「彷彿一張桌子置於圍桌而坐的人們之間，這個世界，就像每一個‘介於之間’的東西一樣，讓人們既相互聯絡又彼此分開」。相較於哈貝馬斯的話語協商，阿倫特更強調最大限度的公開性和對「積極生活」的追求。第三條邊是桑內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一書中，他特別強調具體的城市公共空間的所謂「共在」，「一種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經歷、處境、需求保持一定距離的行動」，關注在同一個現實公共空間之中非人格化的現代公共性。所以當我們談論公共性時，需要先界定我們討論的是哪個公共性。
新京報：近期我也關注到了大量公共藝術的實踐，這種與公眾相關的藝術創作，關注當下、反映當下，甚或兼有資訊傳遞的功能，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進入新聞的範疇，那麼公共藝術和新聞傳播的邊界又在哪裡？
陸曄：傳統上人們認為的公共藝術，可能只是在公共空間中的藝術品，比如城市雕塑，但這個概念遠遠不夠。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在我看來，只要是發生在公共空間中，以公共審美和審美實踐及參與為目的的存在，都可以稱為「公共藝術」。
但是你說的我非常同意。在當下，網際網路社交平臺傳播的便利性，使得大量公共藝術的實踐，從誕生開始就和傳播活動聯絡在一起，如果沒有傳播，它就幾乎沒有公共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公共藝術和新聞傳播就有了一些重合或衝突，我覺得這是好事，新聞傳播這個概念本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
「液態新聞業」最重要的前提是，整個社會生活的邊界被打破了，「跨界」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在這樣的前提下，過去由機構媒體決定新聞生產的那一套觀念和新聞的生產方式，與現在全民參與的影像化視覺方法，有本質的不同。這不像過去從報紙到廣播、電視的迭代，那其實還是一點對多點的大眾傳播，而現在的傳播是多點對多點，每一個人參與其中的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這就像馬克·波斯特在《網際網路怎麼了？》這本書中的一個比喻：你如果拿網際網路和傳統媒體作比較，就相當於拿網際網路去和水電站作比較。
當我們在談論公共藝術和新聞傳播的邊界時，這個技術前提是特別重要的，否則無論是公共藝術的作品，還是公共藝術的實踐，只能像過去的藝術品一樣等待媒體報道。而現在，它們可以高度參與社交化、多點對多點傳播，它們本身既是藝術，也是新聞傳播，不再需要大眾媒介的呈現。
不光是當代藝術，過去學術研究只能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學術傳播也要先通過大眾媒介，而現在學者可以直接面向公眾，既是新聞傳播，也是學術傳播。比如學者通過發微博，不需要報紙便可直接面向公眾發言。所以公共討論的邊界都被打破了，這是發生在全社會的。
新京報：新聞傳播學是否存在一個悖論，它所關注的物件永遠在更新迭代，而研究往往落後於現象，理論又往往落後於研究？
陸曄：我覺得不能這麼說。首先理論並不完全是解決實踐的，也不能說理論永遠落後於實踐。其次，作為知識分子，當我們面對社會生活、關注社會現象時，我們當然是要建構理論，而不是試圖用舊的理論去解釋它。做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新的現象來發展新的理論，而新的理論會對社會有更普遍的價值，對人類認識世界有新的貢獻，所以並不是研究永遠落後於現象。
你說新聞傳播學科研究落後於實踐、理論落後於研究，這個印象是對的，但這個印象是針對我們目前所身處的新聞傳播學科，我們自己的學科基礎太弱了。我們研究確實做得很好，但這不是理論該有的樣子。看看麥克盧漢，看看人家卡斯特上世紀九十年代寫的《網路社會：跨文化的視角》，他們提出的理論到今天不仍然有效嗎？
我記得我讀博士的時候，我的導師經常說一句話，一方面業界常會覺得理論不聯絡實際，但是同時我們也要看看業界實踐是不是完全違背理論。新聞傳播學研究，不能完全在學術的範疇裡討論，我們做得不好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做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驗證舊的理論，而是發展新的理論，而新的理論不論是對實踐還是對研究本身，都應是有啟發、有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