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被影像改變的命運
新京報：你在2018年主編出版了《影像都市：視覺、空間與日常生活》一書，這本書關注到了影像都市、戶外大螢幕、真人秀和秀恩愛等幾個當時新興的傳播學話題。你為什麼會選擇影像傳播和城市影像作為研究物件？
陸曄：《影像都市》不是我自認為重要的學術著作，它是過渡時期的產物。它的價值在於其中有幾項比較重要的觀察，儘管理論部分我特別不滿意。
首先是關於上海世博會的研究。過去博覽會多以實物作為最重要的展品，但是上海世博會的影像展品數量超過了實物，這在世博會歷史上是第一次。當時所有需要排隊的展館都是主打3d、球幕、沉浸式影像的展廳。這就帶來了一種新的情況：過去我們對外部世界的理解，除了旅行和閱讀，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館觀看實物，當這麼多人從全國各地湧來，我以為最寶貴的收藏當然是非洲遠古的木雕，但遊客們卻說，我不想看那塊木頭，我想看3d、4d的片子，這更直觀。影像的過人之處在此初見端倪，而現在人們已經在討論虛擬旅行這個概念。影像成為社會重要的表達方式，這項研究對我個人的重要意義在於，我們開始看到了一些新的、原來的新聞編輯部研究覆蓋不了的部分。
此外這本書中還提到戶外大螢幕的研究。過去我們一直認為大螢幕是外在於城市建築的。先有建築，之後再豎立廣告牌和霓虹燈，但是當時我們忽然發現，越來越多的人把大螢幕看成城市建築本身的一部分，相當於一層電子皮膚，不是先有建築才有大螢幕，它們就是一體的。這是挺重要的一點認知，和我之後關注短影片是有關聯的。
最初我們的好朋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斯科特·麥奎爾（scottmcquire）教授等人做大螢幕研究時，他們會認為城市中間的大螢幕把過去主要存在於私人空間（比如客廳中的電視）的影像拉入了公共空間，並且它的視覺刺激格外強烈，這一定會對人的認知產生某種影響。我的研究和他們的研究具有一定關聯性，但是我的重點不在於大螢幕本身，而在於人們的觀念如何被大螢幕改變，比如有被訪者會把大螢幕和現代性聯絡在一起，認為大螢幕就是都市空間的一部分。
新京報：《影像都市》中所涉及的影像還帶有一定的生產門檻，比如上海的城市宣傳片，而現在更多的影像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例如在短影片平臺上爆火的「宇宙中心曹縣」，如今從技術到視角都存在一種「下沉」，你怎麼看待這種變化？
陸曄：我覺得「內容下沉」是一個商業詞彙，我不喜歡這個詞。
新京報：或者可以稱之為「去中心化」，不再只有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才有條件、有能力通過影像出現在我們面前，像曹縣、義烏這樣的小城市同樣可以通過影像的建構以其自身的魅力出現在人們的眼前，獲得人們的關注。
陸曄：對，更多關注短影片平臺之後，特別打動我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普通人。他在現實生活中可能一輩子只有周圍五十個人認識他，但是在社交平臺上，他不需要變成網紅，只要有三百個人看他，他的生活就不一樣了。
出現這種情況，與技術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當我們在農村邊遠地區調研時，會發現許多邊遠地區看電視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卻直接跨到了看短影片的階段。電視問題沒有解決的原因有許多，比如訊號不好，即便有了廣電總局的村村通工程，家家戶戶安裝了衛星接收器，但是電力仍然不穩定，對於普通農民而言電視機也還是挺貴的。
說起來應該感謝網際網路，感謝中國三大運營商的競爭，感謝智慧機，同時也感謝整個社會的大流動，因為背井離鄉的人們需要和家人溝通，所以家裡的老人和遠在他鄉打工的年輕人，都有了能用得起的智慧機。此外在影像方面，抖音和快手的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技術確實領先全球，操作上不需要太多學習，開啟攝像頭一鍵拍攝、自動美顏、自動加背景音樂、直接上傳，全部可以解決。
新京報：社會對短影片的接受，似乎也有一個觀念變化的過程。2016年一篇名為《殘酷底層物語：一個影片軟體的中國農村》的文章廣為流傳，它以一種悲情和憐憫的視角審視短影片中的鄉村生活。而現在人們對短影片的接受程度、認知觀念和當時大不一樣了。
陸曄：我沒有把握下這麼大的結論。就個人觀察而言，首先，不能因為一篇文章火爆，就判定大家都是這麼認為的，「人們怎麼看」，要分「人們」是誰，當中產階級覺得快手低端的時候，其實快手老鐵們自己玩得挺高興的，人家也不在乎你怎麼想；其次，我覺得短影片使用者挺多的，再加上「快手同城」的功能，你能夠看到自己周圍的人在幹什麼，這就建構了一種新的傳播和文化樣態。
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有這麼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能夠被別人看見的人，在今天被別人看見了。比如說我見過快手上一位名為「愛笑的雪莉吖」的貴州女孩，她沒有考上大學，只能回鄉務農，但是她長得挺好看，人也特別開朗。她的表弟就用手機幫她拍攝趕牛犁地的短影片，結果她擁有了百萬粉絲，她現在準備開民宿了，也拿到了金龍魚的代言，有了一定的廣告收入，她的生活就真的改善了，這種東西是實實在在的。
新京報：可能最近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理塘丁真因為一條影片被全國網友熟知，獲得了工作也推動了理塘的旅遊產業。有網友提出，丁真是真正的「民選帥哥」，彷彿網民的力量成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
陸曄：我覺得不要上升到那麼高的價值，還是有商業因素在其中。所謂「民主的力量」，這種結論可能太過草率，因為所有的一切也可以分分鐘沒有。但如果你看到山東的快手村，貴州的「侗家七仙女」，本來在當地婦女地位是很低的，如果她們要帶孩子，沒法出去打工，在家中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是由於她們能夠直播帶貨，不用出門就能掙著錢，婆婆對她們也另眼相看了，老公對她們也得客氣兩分。
你看到他們在公共生活中開始出現，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新的媒介技術產生連線，同時在個人層面他們的命運改變了。這是短影片的公共價值在今天的重要體現，它讓更多的人能夠走出來，通過個人的「performance」——我稱其為「展演」——使得一些社會群體的「可見性」增加了，而這種可見性的增加，一方面讓社會公共生活更多元了，另一方面確實可能像你說的，讓今天的人們對社會的多樣性變得更寬容更理解了，但是這方面因為研究不夠，我不想概而化之地去下結論。
我覺得至少他們被看見了。媒介社會學為什麼關注所謂「可見性」？因為「可見」是社會身份建構的第一步，只有「可見」才能使個體或群體成為一個社會角色，參與社會公共生活。
從「新聞編輯部」到「液態新聞業」
新京報：許多讀者最早知道你，是因為你和潘忠黨教授合作的《成名的想象》，但現在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了短影片傳播，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轉向？
陸曄：我不覺得自己有轉向。從我博士畢業開始，我對自己的學術定位就是媒介社會學，如果更狹窄一點，則是新聞生產社會學。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對於新聞編輯部的研究。在大眾傳媒時代，機構媒體所代表的新聞業，是整個社會公共知識生產最重要的部分。一個現代社會要正常順滑地運轉，所有人共享一些公共知識是必需的。正如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所言，商議性民主最重要的基礎之一，是擁有關於社會的公共知識，然後我們才能夠協商、才能夠理解、才能夠達成共識或不達成共識，最後推動社會朝著某個方向發展。我當然對新聞業有著濃厚的興趣，但我的落腳點其實是新聞業在公共空間對公共生活的影響。我早年的重點是在新聞編輯部，你所說的轉向，可能是我的研究物件發生了變化，但這不是我要轉向，而是整個行業在發生變化。
在今天，新聞編輯部當然還在運作，機構媒體依然對當下社會發生著影響，但是在公眾這一端，我所觀察到的變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