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青青子
賀桂梅，1970年生。1989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北大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教育部首屆青年長江學者。主要從事當代中國文學史、思想史、二十世紀女性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化批評。著有《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人文學的想象力：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問題》《「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等著作，發表論文百餘篇。
賀桂梅的書不好讀。
哪怕對於一個在學院受過多年學術訓練的人，賀桂梅的學術思想始終都是晦澀、駁雜的。這和大眾普遍認知的文學評論或是文學理論有所不同。她也因此被認為是「學院派」的一員。
難度首先來自語言的密度。在《「新啟蒙」知識檔案》的豆瓣評論頁面，有讀者評價她的寫作是「戴錦華的壓縮塑封版」。
更大的難度則來自知識層面，用她自己的話說，「別人寫一篇文章講一個觀點，而我認為要解釋一個觀點，就要把十個觀點放在一起來講」。
今年五十歲出頭的賀桂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生於湖北，父親是鄉村知識分子，愛好明清小說，在那個並不富裕的年代，家裡有一大箱子書。那是她和姐姐們的啟蒙讀物。
和大多數「70後」學者一樣，賀桂梅的學術經歷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1989年，她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當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歷新一波女性話題熱潮。正值青春期的賀桂梅帶著自身的性別困惑潛入其中。
在戴錦華開設的女性文學研究課上，她開始認真思考性別問題，而在包括林白、陳染這一批新興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她找到了對自身性別困惑的指認與表達。也是在那段時期，她記下了「個人的即政治的」這句話。
如果一個人將「做女人」這件事情看成天經地義的，那麼，「權力關係」這樣的字眼就幾乎從不會出現在她的意識中。只有當某個人意識到自己性別身份的建構性及其中的壓迫關係時，「批判」意識才能產生。這也是所有強調女性主義立場的人們，都反覆引證波伏娃那句名言「一個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建構而成的」原因。但由於性別身份是如此的「自然」，因此如何理解性別身份，就如同理解無窮多樣的「個人」，也是多種多樣的。將個人遭遇的性別經驗，上升為性別（制度）而非僅僅是個人的問題，就是一種真的「政治」行為。
指認出兩性之間關係的「政治性」這個過程，我認為是性別研究的焦點之一。某種程度上，這是我所理解的現代中國女性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我自己在從事性別研究時一直關心的問題。
——《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女性文學是賀桂梅的學術起點。二十四歲那一年，還是研究生的賀桂梅憑藉論文《性別的神話與陷落：關於九十年代女性文學和女性話語的表達》受到學界關注，正式進入文學評論圈。隨後，她發表了包括《有性別的文學：90年代女性話語的詩學實踐》《個體的生存經驗與寫作：陳染創作特點評析》等系列評論文章，成為當時女性文學「熱潮」的一部分。
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急遽變化，文化走向多元。知識界關於「人文精神」與「後現代主義」、「新左派」與「自由派」等爭論不斷。在歷史的岔路口，身為青年學子的賀桂梅急切地想要以學術介入現實。1993年，賀桂梅加入當時北大當代文學教研室的「批評家週末」。「批評家週末」是由謝冕與洪子誠牽頭組建的，集結了包括孟繁華、陳順馨、孫民樂等一批博士生和訪問學者。
每個週末，賀桂梅都會與同伴們在靜園五院相聚，討論「當代文學的理想」，研讀和評論流行文學文化作品。在後來的一次採訪中，她這樣回憶道：「在這樣的場合，我開始感受到一種自由討論、自由交流的氛圍，並且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對當代文學教研室以及專業的認同感也是在這種輕鬆隨意的氛圍中自覺不自覺地形成的。」
隨著寫作與思考的深入，賀桂梅的內心卻生髮出某種乏力感。「當時我明確地想到的一個詞，是‘枯竭’。無論就寫作方式、發表方式，還是這種寫作可以呼叫的理論、思想資源而言，我都覺得匱乏和不滿，因而感到難以為繼。我不滿足於將自己限定在某個單一的視角中，在無法看清總體性歷史結構的情形下，幾乎是‘自說自話’地發表批評研究。」在《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一書中，她這樣說。
與此同時，女性文學批評讓賀桂梅「出圈」的同時，也讓她被歸置在刻板化的「女性學者」「性別研究學者」標籤裡。為什麼女性學者只能做性別研究？為什麼女性學者就不能做所謂男性學者統領的研究課題？
隨後近十年的時間，她幾乎完全放棄了女性文學批評，走出聚光燈，轉身進入文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在導師洪子誠的影響下，賀桂梅深入歷史，做史料分析，試圖以更為整體性的視野理解當代中國問題和文學問題。
再回到九十年代女性文學，是在她博士畢業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賀桂梅在這次會議上提交了《1990年代的女性文學與女作家出版物》。與以往文學批評式的文本分析不同，這一回，她將女性文學中的作家與文本放置於社會語境、出版與傳播的流通機制中。這也喻示著她的研究轉向：性別不再被視為意義的出發點，而是作為意義機制構造的物件和場域。用學生羅雅琳的說法，「賀桂梅對女性文學研究的‘重返’，開始從‘以女性為目的’到‘以女性為方法’」。
自此，賀桂梅明確了兩條不同的研究脈絡：一是對當代中國和當代文學的五個階段進行研究，二是在女性文學研究和性別研究維度下理解中國問題。
2010年，賀桂梅出版由博士論文改寫的著作《「新啟蒙」知識檔案》，此書被國內學界認為是八十年代研究的典範之作。在這本書裡，她從八十年代所塑造的近四十年的新啟蒙知識體制中跳脫出來，以知識社會學的方法視野，結合福柯、阿爾都塞的後結構主義理論，重新分析與拆解了八十年代種種思潮背後所蘊藏的知識裝置。
「晦澀、讀不懂……」這是當時許多人讀完這本書後的第一反應。賀桂梅卻並不在意。她認為，一本書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對問題的穿透性。2021年，《「新啟蒙」知識檔案》再版，在一眾八十年代研究的著作中，這本書的確仍未過時。
如今，賀桂梅已經做完當代中國五個時段的文學史研究。「人文學的想象力」是貫穿其中的理論視野。在《書寫「中國氣派」》和《開啟中國視野：當代文學與思想論集》兩本書裡，她一方面延續了對於不同時段進行歷史化研究的思路，同時也更為明確地打破了學科專業的分界，從階級、民族、性別等維度總體性地討論了當代中國與文學的核心問題。
過去幾年，雖然頻繁地參與專業圈內的前沿討論，賀桂梅在一般公開場合露面的次數並不多。一次是導師洪子誠的《中國文學1949—1989》新書分享會，還有一次是「我們時代的性別觀」調查報告討論會。後者也讓讀者重新見到了那個久未在性別問題上公開發聲的賀桂梅。
2021年5月，我們和賀桂梅做了一次訪談。在近四小時的對談中，我們聊了她作為女性學者，如何理解自身的性別身份，也聊了她這三十多年的學術研究歷程。對於當下紛繁湧動的女性話題熱潮，賀桂梅回溯並反思了中國當代歷史上的兩次女性主義思潮。她認為，無論是九十年代還是今天，人們對女性話題的關注始終存在「理論的失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