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女性，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新京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女性文學研究是你學術研究的最早起點之一。在《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的緒論中，你提及自己「正是通過這些被稱為‘個人化寫作’的女作家作品的討論，清理同時也表達自己的性別體認」。九十年代也是女性話題風起雲湧的時期，你身處其中，又是女性文學研究者，這一時期對你產生過哪些影響？
賀桂梅：我是1994年開始讀研究生的。讀研期間，正值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辦，也催生了女性話題在中國的社會性熱潮。當時出版了很多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
作為一個女學生，我當然會有很多性別方面的困惑，尤其是年輕女性遇到的困惑在之前都會被視為私人性的問題。在這樣一種熱潮下，我一方面學習了許多理論層面的知識，因為戴錦華老師在北大開了女性文學的課程，我也因此閱讀了當時湧現出來的女性作家作品，比如陳染、林白等的小說。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覺得我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是可以被清晰表達出來的，而且它們是具有公共性的社會議題。
我當時研究九十年代女性小說，也開始正式進入當代文學圈。這個圈主要偏於文學批評，所以一有新作家出來，大家就會開討論會，圍繞這些新作家、新作品寫一些批評性質的文章。那時候有很多約稿的機會，但是我寫了三四篇之後，就有點不想再繼續下去了。我在面對這些新作家所提出的問題時，常常會感覺到那些問題不是真的問題。但當時受理論基礎和判斷分析能力所限，我無法穿透那個問題。因此，我在完成碩士畢業論文之後，基本上就不再寫女性文學方面的批評文章了。我開始將大量精力集中在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但這也不是說我就放棄了性別研究，而是我不想老談同一類問題。這也和當時大家對我的指認有關。我一直很反感一種說法——你是一個女性，你就只能做和性別相關的研究。
新京報：這也是很多女性學者所面臨的問題。
賀桂梅：身為女性學者，我一直認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一個標籤。實際上，我們每一個個體都是特別豐富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比如說我既是一個女性，同時是一個當代的中國人，也是一個文學專業的研究者。所有男性學者談的問題，我都應該可以參與進去。但當時我的感受是，如果我特別接受別人給我的女性標籤，就意味著我好像沒有能力談那些男性學者所關注的問題。
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格局不要受到女性學者身份的限制。當然在面對具體的問題時，我作為一個女性的生活經驗、情感的原動力，以及判斷問題的方式肯定會和男性學者有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結果，畢竟性別身份是一種社會身份，它制約著每個男性或女性看待問題的視角和方式。
剛才我們提到一種偏見，就是說你是女性，你只能做性別相關的問題。還有另一種偏見，你是女性，所以你做的歷史研究或文學史研究，就應該和男性研究者不一樣。人們說的不一樣是什麼呢？就是說你應該是感性的、柔和的、帶有抒情氣息的。但我的研究就特別理性，為什麼女性學者就不能理性呢？
從這點上來說，我反對性別本質主義的所有主張。就人能夠達到的思考能力和思考的寬度而言，性別身份本身不應該是一個限制。
新京報：你在過去的文章中也提到，「‘身為女性’這一身份和經驗本身，決定著我與性別研究之間牽連不斷的關聯」。能具體展開講一講嗎？
賀桂梅：這其實涉及我為什麼會關注女性和性別問題。我們都知道，性別身份是一種社會建構的身份，也是構成自我最重要的一個維度，它的影響幾乎滲透進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會經歷無數敏感的、微妙的、說不清的時刻。我也是到後來才意識到，這些時刻其實是我們和女性這一社會性別身份進行博弈的過程。它通常發生在我們做出了一些不符合這一身份的行為，或是我們感受到這一身份對我們的某種限制的時候。在這樣的時刻裡，一旦我們接受自己是一個女性，就往往意味著我們要接受一些我們自己所不願意接受的，或者是被要求的事情。
作為學者，很原初的衝動就是想要去理解與解答這些困惑。我相信對於一個男性來說，他肯定也存在一些微妙的時刻或對自身性別身份的困惑。但問題在於現有的性別秩序通常有意無意地將男性放置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他們所受到的限制沒有女性那麼多，因此也就不太會特別關心性別問題。
所以當我接觸到女性主義理論時，意識到性別身份及其認同過程是一個我們可以分析、闡釋和指認的過程，對我個人而言，這真是很大的一種紓解。後來我很喜歡一句話叫「個人的就是政治的」。這可能也是一個性別覺醒的過程，意識到我們遇到的問題不是私人的問題，而是某種社會結構在個體身上的實踐。
新京報：當你在青年時期接觸了這些女性主義理論，再回過頭看生活中女性的處境時，會感到憤怒嗎？
賀桂梅：當時肯定是有的，但我現在都差不多忘記了。其實我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無法對這樣一種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體驗做出解釋。我最有感觸的是學術真好，因為它可以給我們解釋，讓我們不要陷在一個非理性的受害的憤怒情緒之中，而能將這些感性的生命體驗化為一種前行的力量。而且不僅僅侷限在性別問題之中，它也讓我們能對更廣泛的類似社會處境有同情、共情與關切。
當代中國的三次女性熱潮：有承繼，也有理論的失憶
新京報：剛才我們提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女性話題的熱潮。但到了2000年前後，這個熱潮怎麼就忽然消失了？
賀桂梅：我的解釋是這樣：一來，當時的女性熱主要是話題式的熱鬧，起因是1995年召開的世婦會。媒體全面參與，政府大力支援，催生出一批女性作家和女性學者。但整個熱潮的形成並不主要是一個自發的過程，缺乏自發性的推動力，因此當這個話題不再是熱點時，關注的人就變少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即便在熱潮當中，圍繞女性話題的討論也是個人化的、參差不齊的，真正具有反思性的，或是具有女性意識的思考不多。對於當時的男性批評家學者，以及那些還沒有性別立場的女學者、女作家來說，這個熱潮並沒有促成他們產生一種實質性的轉變。
所以那次熱潮真正的成果可能是推動了像我們這樣正在青春期的年輕學者進入這個話題領域，同時也激發了部分學者試圖把中國的女性問題推動成為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領域。實際上九十年代中期的熱潮，也是因為確實出現了一批以新的方式書寫性別問題的女性作家。比如林白、陳染、徐小斌、徐坤等，她們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在大眾視野裡。但真正能持續推進話題深度的作品不多。加上市場的操作佔了很大比重，最後就從女性熱變成了「身體寫作」式的「看女性」，進而被資本市場收編。
新京報：近年來，我們也看到新一波女性話題的熱潮。例如關於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理論發掘（對「家務勞動」等再生產領域的探討），對於父權制與社會性別制度的反思，關於婚姻、家庭等性別政治問題的紛爭（最近關於彩禮的討論），以及關於女性內部的階層分化問題（例如農村婦女的生存問題、情感問題）等。你如何看待當下這些紛繁的女性話題？
賀桂梅：我覺得和當時最大的不同是，最近這些女性話題的熱潮是女性自發推動的，大家希望對女性的生活、工作和家庭等場域中的遭遇做出理性的討論。其中最重要的參與群體多是「80後」和「90後」。
為什麼這一代尤其關注性別問題？這也有一些可以分析的社會性原因。首要的原因是「80後」和「90後」大都是獨生子女，在核心家庭里長大，她們成長過程中性別身份的區別沒有那麼明顯。對她們來說，要求性別平等是一件天然的事情。這是前提。同時，這一代人之所以感到不滿，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她們進入社會，切身感受到女性身份帶來的壓抑以及女性身份和自我期許之間的衝突。同時，她們回看母親這一輩時，會生髮出更大的不滿。因為她們母親的生活經驗中，有許多實質性的性別不平等。很多人都是由母親一手帶大的，父親長期缺席。
我記得我在北大講二十世紀女性小說課的時候，有個女同學寫了一篇文章講述自己為什麼關注性別話題。她說因為她「不想像媽媽那樣生活」。在她的成長過程中，爸爸基本沒參與過。她的媽媽年輕時也是高才生，但後來就成了家庭主婦。我看到《你好，李煥英》這部電影時，就覺得它是這一代人的敘事。另外遇到過一些男生也寫了自己是在喪偶式育兒的環境里長大的。他們對母親有很深的感情，但對自己成長過程中缺席的父親有許多不滿。他們是出於義憤才要做性別研究。
我覺得最近這些年的女性話題熱潮也是四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是有內發力的社會性需要。同時，它可以展開的空間也是相對廣闊的，可以演化成各種各樣的形式。
新京報：從更長的歷史維度來看，今天這一波女性主義思潮與之前幾波相比，是否存在延續或者斷裂？
賀桂梅：當代中國經歷過兩次女性主義熱潮。一次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另一次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
如果我們可以將最近這幾年的女性話題熱稱之為新一波女性主義思潮，它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關係基本可以被描述為「理論的失憶」。參與這撥討論的年輕人中，可能許多都不知道上世紀九十年代也有過類似的熱潮。所以她們其實還是赤膊上陣，從各自的生活經驗出發去談論性別話題，而缺少理論的追溯和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