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榜樣：跨越年齡和代際的命運匯流
新京報：在你的研究生涯與生命經驗中，哪位女性對你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與啟發？可以是學術意義上的，也可以是性別意識層面的。
賀桂梅：丁玲對我的影響比較大。一方面是我很喜歡她的人格樣態和文學創作，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她是需要被解釋的，不能完全以喜歡一個作家的方式去對待。
因為我是研究女性文學的，當然會大量接觸二十世紀的女性文學經典作家，比如遠一點的有冰心、廬隱、丁玲、蕭紅、張愛玲，近一點的有張潔、王安憶、鐵凝、林白、陳染等。我的一些朋友特別喜歡蕭紅。雖然我覺得蕭紅很有天分，也很有文學才華，可我真的不大喜歡她身上那種自毀自憐式的調子。丁玲的自我是強大的，她最重要的特點在於敢於不斷地跨越自己。最初她帶著《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以最摩登、最激進的形象出現在文壇，二十年代後期她向左轉，開始表現「他人」即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夏志清等人覺得丁玲的這種創作轉向，是她江郎才盡的表現。但我覺得她最大的勇氣就體現在這裡，她敢於跨出自己的舒適區，去表現自己不那麼熟悉的普通民眾，敢於突破中產階級女性自我的侷限，並在艱苦的磨鍊中形成更加結實的自我。
在我看來，丁玲是二十世紀最具女性意識的女作家。她的性別立場很明確，她的文學創作也始終關注女性問題，同時不限於女性問題。八十年代丁玲晚年受到的爭議尤其多。最近一年多，我重讀她晚年創作的許多作品，包括寫她自己三十年代被幽禁、五十年代被批判，以及北大荒經歷等的作品。我覺得她晚年的精神境界很闊大，同時有一點自嘲，也有一點無奈。不過這些都還沒有得到更有效的闡釋。
新京報：女性學者這塊呢？對你影響比較大的是誰？
賀桂梅：北大這邊有許多出色的女性學者，包括戴錦華老師、樂黛雲老師、夏曉虹老師等。對年輕的女學生來說，她們的存在是一件很值得欣慰的事情。比如說當你作為一個女學生，被性別問題困擾，經受周圍人的懷疑和自我懷疑時，你忽然發現戴老師還能做得那樣好，就有了勇氣和動力，彷彿她們在前面，作為學生跟在後面很踏實。這也是我做學生時候的心態。很大程度上，她們構成了我作為女性學者的學術傳統。
當然，戴老師對我的影響更大一些，她為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學術和思想領域。如果北大中文系沒有這些女老師，我估計也不會有太多學生做女性研究。戴老師當時就是明星老師，她在北大的課一直一座難求，很多學生特別是女學生都很喜歡她。但對我來說，我會更願意深入到她的學術理論中去。戴老師教會我的，第一是理論層面的開啟。戴老師主要研究電影，語言學轉型後的理論在電影領域是發展得最早，也是最成熟的。當時我們中文系的主要學術理論資源還停留在審美批評、新批評理論，戴老師給我帶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理論資源和批判視野。第二是她的研究格局。戴老師不僅做理論，也做電影研究、性別研究、大眾文化研究。這些都是非常前沿而且覆蓋面很寬的領域。
從生活到學術：「走出去」，與現實對話
新京報：在學術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歡做哪些事情？
賀桂梅：看電影和讀書。也喜歡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前純粹是旅遊，現在更希望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看中國社會特別是基層社會的實際情況和變化。因為疫情期間不能出門，我把家裡書櫃書架都整理了一下，重讀那些經典性的書籍和電影。
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主要的休息方式是看電影。幾乎每天都看一兩部電影，有時間可以休息、坐下來的時候就會看。我看電影當然是有一些選擇性的，一類是史詩性的影片，以及一些涉及根本的價值觀，比較具有深度的影片，比如說像《駭客帝國》《一代宗師》《十誡》《教父》等。這種選擇也跟年齡有關，人到中年以後，有相應的人生經驗和思考的積澱，即便是休息式地看電影，也不大可能是純粹娛樂式的放鬆，而會選擇那些能夠提供一些反思性的思考，涉及人生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或社會問題，而且藝術質量比較高的影片。還有一類是亞洲的武俠電影，因為比較輕鬆，也是因為我對這一型別電影比較感興趣。另外也會根據興趣集中時間看一些國別和區域電影，比如韓國電影、日本電影、英國電影等。當然中國（包括香港、臺灣）各個時段的電影是必看的。這主要是為了做研究而看。
以前買了很多書，好多都沒有時間讀。原來都是為了寫論文或寫書而看，現在主要是根據我感興趣的一些問題來閱讀，比如說像布羅代爾關於地中海世界與歐洲文明的書、辯證法理論、古典政治哲學、批判性社會科學、帝國與傳播、沃勒斯坦等反思社會科學和世界體系理論的書籍，還有各種中國文明史研究的著作與經典。當然，這樣的閱讀潛在的動因都是希望在更開闊的視野中理解當代中國。
新京報：你曾提到，當「二十世紀」「中國」和「文學」成為需要被追問和質疑的範疇時，我們需要重新討論、命名和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重寫文學史」似乎是你一直以來的野心，你也試圖從中建立自己的理論風格。你會如何描述這種理論風格的原創性？在現代文學史、思想史領域，你想要啟用或者開啟的是什麼？
賀桂梅：我確實有「重寫文學史」和建立自己理論風格的訴求，這是一以貫之的，簡單來說是我力圖把社會與文化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三者結合起來。一方面，我比較重視文學研究的歷史維度（所以被稱為「學院派」）。同時，我也注重從理論出發，立足文學研究，回應當代中國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所以被人稱為比較「晦澀」），注重對重要作家和文本的重新解讀（這是「批評」的含義，但不僅僅是當下批評）。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五十至八十年代）處於整個思想界的前沿位置，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因為對「純文學」和專業化的強調，研究界很大地喪失了回應社會現實問題的能力。我試圖在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視野中，重新啟用文學（文藝）研究的活力。
所謂「人文學的想象力」，既是「走出去」，從專業化的文學研究中走出去，和社會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話；也是「再啟用」，把文學研究放在社會科學研究、人文研究的總體性視野中，討論它可能具有的思想力和與現實對話的能力。
新京報：你接下來有哪些研究計劃？
賀桂梅：我的研究計劃還是兩塊，一直在推進中。一是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我已經做完了當代中國五個時段的文學史研究，接下來希望自己能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對現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形成具有個人思想特點的綜合性研究成果。另外是性別方面的研究。我在性別研究這塊做了很多年，但目前出的成果就只有一本書。其實2021年我剛寫完一本書，用九個女性形象來講當代中國性別制度的變化，但還需要做些修改。還有一本是關於二十世紀女性經典的書，很快也會出版。
性別研究其實是一種綜合性研究。既需要理論的累積，也需要對現實問題的把握。我希望之後能將文學研究和社會研究、大眾文化和理論問題、二十世紀曆史經驗與當下中國問題綜合起來，做出一些更具個人學術風格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