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當時諸多思潮的，是一套「現代化理論」的範式
新京報：我們來談談最近再版的《「新啟蒙」知識檔案》這本書。你對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學觀點、價值觀念做了系統性的梳理，也帶有很強的反思意味。回望這項研究，今天的你會如何評價它在你的諸多研究中的位置以及它在八十年代研究中的位置？
賀桂梅：我的研究基本圍繞兩個脈絡展開。
第一個脈絡是對當代中國和當代文學五個階段的研究，形成了五本書，分別用不同的方法研究當代中國的不同時段。第一本是《批評的增長與危機》，1999年，研究九十年代文學批評；第二本是《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03年，研究四五十年代之交的作家與思想史問題；第三本是《「新啟蒙」知識檔案》，2010年，研究八十年代人文思潮；第四本是《書寫「中國氣派」》，2020年，研究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問題；第五本是《21世紀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映象》，暫時還沒有出版。《開啟中國視野》是一本綜合性的論文集，是我研究各個時段的代表性論文，提出了我研究當代中國與文學的核心問題，即從「中國研究」的總體性視野中，立足文學研究，打破學科專業的分界，從階級、民族、性別等主要維度總體性地討論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問題。
第二個脈絡是從女性文學研究和性別研究維度對現代中國（包括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所做的研究。這部分的論文主要收入了《女性文學與性別政治的變遷》，接下來很快要出版《20世紀女性文學經典解讀》《女性映象與當代中國》，主要是從性別維度對現代中國與當代中國的研究。
整體來講，《「新啟蒙」知識檔案》是我第一本成熟的學術著作，也是我的研究風格和思想視野逐漸成熟的體現。這本書脫胎於我的博士論文，當時做的是八十年代和「五四傳統」。選定這個題目時，中國知識界正在展開「新左派」「自由派」論戰。我作為文學系學生捲入其中，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衝擊。但在當時，我對八十年代沒有很深的累積，研究得很吃力，完成以後也不是很滿意。後來我花了十年的時間做了其他的工作，再回頭用知識社會學的視野重新研究八十年代。直到2010年，這本書才正式出版。到2021年再版，我仍然覺得這本書沒有過時，而且可能未來一段時間都不會過時。
對於八十年代文學與文化，學界往往把它當成一種現實性的物件來加以描述，缺少歷史化的視角。主要研究有這樣幾種：一種是歷史當事人的採訪。另一種是在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中，將八十年代文學分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進而在歷史化的面向上做一些作家作品的研究；還有一種是比較基礎性的文學史資料整理。
《「新啟蒙」知識檔案》這本書帶有跨學科、跨領域的視野。我的導師是洪子誠老師，他的學術純度很高，我受到他的學術訓練，所有問題的討論都要基於史料。我在這項研究上下了十年功夫，很多的精力都在梳理和闡釋各種史料文本。對八十年代這六個思潮以及相關史料的把握，我自認為是比較全面和嚴謹的。
新京報：談到八十年代，繞不開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回望這段歷史。而人們對八十年代的回望與評述總是帶著複雜的情感，一方面是對創造、開放、實驗等精神的追懷，一方面又是對懷念本身的警惕與懷疑。人們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熱情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當代中國社會的特殊位置，即八十年代作為中國社會重要的轉型期。你如何理解八十年代與前後三十年的關係？
賀桂梅：關於前後三十年的關係，有兩種極端的講法，一種認為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今天中國經濟崛起的原因，另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是由改革開放造成的。這兩種解釋都過於簡化。八十年代在當代中國有它的特殊性，承前啟後，既勾連起前三十年，又對前三十年做出大的轉型和調整。而它調整後的方向推動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我在《「新啟蒙」知識檔案》中想要思考和試圖抵達的就是如何能夠在一種更大的視野裡比較客觀地討論兩個三十年的關係，尤其是八十年代為什麼會發生，又如何和前後三十年形成一種實質性的連續關係。
這不是簡單的肯定和否定，而是希望將它歷史化。一方面確實發生了劇變。從灰色的七十年代走來，忽然洞開嶄新的世界，蘊藏無數新的可能。就像在五四時期，當時的人們通過啟蒙革命，向世界敞開，和西方的思想建立關係，也跟社會主義思想建立關係。
在歷史結構層面，八十年代和五四時期很類似。同樣是一個大轉變的、突然洞開的、有無限可能性的歷史時期，人們的精神狀態特別飽滿，充滿了希望，即便有苦惱也不會使人消沉，而是為了追求更好的未來：整體是一種解放式的時代面貌。但如果我們對八十年代的判斷僅僅停留在這樣一個層次，是遠遠不夠的。今天我們為什麼要重估八十年代？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覆蓋性影響。當前中國知識界主導的知識範式、知識形態和價值觀都是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可是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還是沿用八十年代那套知識體系、價值觀和世界觀的話，我們根本就不能回應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我們需要將八十年代還原到特定的歷史語境、全球格局和社會結構中。這樣一來，我們才會看到八十年代和前三十年的關係並非全然的斷裂。如果沒有前三十年的積累，包括國民經濟體系、革命意識的塑造，八十年代就不會發生。同時，雖然當時的人們對於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文學和文化感到不滿，可實際上整個文學領域的組織形態都還是社會主義式的。人們對於新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想象方式，也都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的投射與重構。
新京報：你在《「新啟蒙」知識檔案》緒論裡涉及許多方法論層面的思考，也提到這本書的主要考察方法是「知識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強調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運作關係，能不能講講為什麼選取這樣一種研究框架？
賀桂梅：知識社會學主要是曼海姆的理論。曼海姆講過一個農民的兒子的故事：如果一個農民的兒子一輩子就在村裡生活，他的視野就侷限在這個村莊裡面，村莊塑造了他的世界觀。但當他到了城市之後，就會意識到自己原來的那些價值觀是有限的，是和村莊這個環境巢狀在一起的。同時他也意識到自己還可以有更大的視野，看到村莊之外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這個故事說的是知識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思路——每一種理論和知識都有它的視角性。這也是我所關注和強調的，任何理論闡釋肯定是特定視角下的闡釋，而不是普適性的闡釋，哪怕這一理論具有普遍的解釋力，也一定受制於研究者自身的環境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提供的視野。
知識社會學的另一重要特徵在於強調從「總體意識形態」和「整體社會結構」的角度，來理解「特定意識形態」即個體的、經驗性的特殊表述。「特殊的意識形態」是說個人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是受到環境限制的，而我們可以在一種更大的總體性社會結構裡面來解釋這些特殊性。
因此，當我們重新考察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好處在於它一方面強調任何知識都有其視角性，強調八十年代所生產出來的知識與當時的社會語境的關係。同時也要求我們以一種新的超越性總體視角，來重新定位那些文學與文化思潮背後的知識裝置與歷史內涵。
新京報：在討論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時候，你也提出過這些思潮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現代化範式。如何理解「現代化理論」範式對當時知識界的影響？
賀桂梅：現代化理論實際是由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社會科學界知識精英所發明的一套敘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範圍內出現許多脫殖後新成立的國家。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一方面可以走美國式的道路，也就是所謂民主國家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方面可以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現代化理論敘事實際上是在冷戰格局中如何爭奪這些國家的背景下發展出來的。
爭奪不僅僅是權力、軍事的爭奪，也需要知識的爭奪。當時的美國便集結了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高校知識分子，共同提出了現代化理論。這套理論經歷了一系列演化過程，從最初社會科學界生產出來的一套知識，逐漸成為美國政府針對第三世界的國家政策，而後又被確立為一種美國主體性的意識形態。
如果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這本書裡提出的人道主義、現代主義、尋根思潮、文化熱等文學思潮，它們在激發人的感情時，背後都涉及對中國社會的總體性設想。而這套設想的資源就是現代化理論。比如人道主義思潮是關於人的理解，強調人性是自然的，要與政治性對立等。這套說法和現代化理論對於個體的描述是一致的。
當然，當時中國社會對於現代化理論敘事的接受也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圍繞當時的歷史處境和特定思想資源進行的再生產過程。我在書裡也強調它其實是作為「現代化理論」的範式被人們所接受。實際上，八十年代能提供的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就是現代化理論。
重返八十年代的意義，在於理解「啟蒙」的精神氣質
新京報：與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關的常見詞是「激情、頻發、熱忱、反叛、浪漫、理想主義」，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關鍵詞就變成了「現實、利益、金錢、市場、資訊、世故、時尚」。就你的觀察，相較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構成當下的關鍵詞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