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尋常了，好像不足以成為一個性研究者」
新京報：從你的治學經歷聊起吧，你上學時為何會選擇性社會學這個專業？潘綏銘老師對你的影響有多大？
黃盈盈：我的研究經歷不長，也不太跟人講我為什麼做性研究，因為沒什麼特別的。但性研究者的標籤可能會讓很多人好奇。我做性研究直接受潘老師的影響。我高中是學理科的，是在溫一中，高考第一志願報了人大社會學。那時候我們班就兩個人第一志願報的社會學，其他人都是調劑過來的，1995年，我連社會學是什麼都不知道。本科的時候，我也沒有去想未來要做什麼，比較簡單。1996年，人大社會學系開展了一個全國範圍的社會生活調查，我們那組正好是潘老師帶隊。記得當時在火車上，有位師兄很神秘地跟我們說，你們知道潘老師是研究什麼的嗎？潘老師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特別好玩，我們那組就很開心。不過，當時也沒有想到我在研究生階段會跟著讀性社會學方向。
碩士的時候，潘老師成了我的導師。其實，我那個時候還想過報考鄭也夫老師，我也非常喜歡他。我那時候喜歡看雜文。如果選擇了另一位導師，現在可能在做別的研究了。我並沒有對性議題特別感興趣，但是也不排斥，就覺得它是諸多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讀完碩士，我又跟著潘老師讀博。讀博之後，研究方向也開始明確。
在我讀碩士的時候，潘老師正跟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的白威廉教授（willianb.parish）合作，開展中國人的性行為、性關係和性觀念的第一次全國隨機抽樣調查，我們幾個學生從研一就跟著跑調查，我當時沒少逃課。研一寒假，我又被紫藤的嚴月蓮老師借過去，在深圳開始了第一次「紅燈區」調查。沒想到，這兩項調查研究都前後持續了十多年。定量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加上定性的田野調查，讓我有機會直接接觸性社會學領域。我學生時代的專業知識，包括對方法的認識，基本都是從實地學來的。
博士畢業後，當時有政策不能直接留校，我就出去晃盪了兩年——基本上是出國訪學、做國際艾滋病專案的專家諮詢工作，中途給潘老師、李楯老師還有葛延風老師做過助手，然後留校任教。但凡我換到了其他學校，都不見得會繼續做性研究。不是所有學校都支援做性研究、開性社會學課程的。潘老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在人大開設了性方面的課程，開始是在歷史系，後來轉到社會學系；九十年代初設立了性社會學研究所，可以說，打下了一個小基業。畢業後能否留在人大對我後面的研究路徑影響非常大。
新京報：聽你的講述，我感覺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對一個人的人生選擇影響挺大的。
黃盈盈：是這樣。現在好多學生會焦慮，我以後該走什麼樣的道路，我適不適合做研究，或者我適不適合做這類研究。我很理解大家為什麼關心這些問題。不過，有時你的選擇會受到很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你碰到了什麼樣的老師、找到了什麼樣的工作、單位裡的工作氛圍是什麼樣的，這些都會影響你的人生走向。
新京報：這讓我想起了你在書裡說，很多人很好奇地問那些小姐，她們為什麼要當小姐，很多人都在期待著某個明確的答案，比如窮困、被人誘拐之類的，但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的。我發現你的回答跟她們的回答有一定的相似性。
黃盈盈：生活和研究在很多時候是相通的。雖然，不可排除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但其實，我們作為個體的人生方向會因為一些不可期的因素而改變，包括某個人生階段所認識的人和所到的地方。所以，我會傾向於從找工作的過程和生活境遇的角度去了解一個女孩子怎麼進入到性產業，而不會直接把「你為什麼做小姐」這麼懸而虛且暗含歧視性設定的問題拋給對方，並試圖做出靜態的結構式分析。
當然，不排除有些人很清楚自己以後想做什麼，一步步去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我不是這樣子的，我有時是被人推著走的。只是說，我挺幸運的，一路上碰到的很多老師對我都特別好。
新京報：媒體提出這些問題的背後，其實期待著某些故事，比如，一個人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人生選擇，是因為ta以前有過什麼樣的經歷，或因為ta擁有什麼樣的身份。
黃盈盈：就我而言，大家首先可能會想，「你是不是拉拉？」在社會上，異性戀是主流，但在性研究領域，異性戀是非主流。如果你在性方面平平無奇，你在性研究領域就是非主流的。在國外開會時，最明顯了。大家通常會覺得，假如你是拉拉，你的切身經歷會讓你對這類議題更感興趣。換句話說，如果你不是，他們就很奇怪，「那你為什麼要研究性」？不奇怪。性被特殊化，性研究和性研究者也必然會被特殊化。
我做小姐研究比較多，大家通常不太會猜「你是不是小姐」，更不會問「你是不是會去嫖」。但是，如果我是男的，有人馬上會想「你會不會嫖」了。其實，國外的性研究者中有自己做小姐的，但是在國內大家通常不會這麼想。這裡涉及一定的社會文化之中，我們對於性、性別、階層的想象。
我走上性研究這條路存在偶然因素。如果大家想聽我小時候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性經歷，或者我自身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性偏好，可能會失望。這類精神分析式或者歸因類的故事套路對我不管用，我也不會入這些套。我太尋常了，好像不足以成為一個性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性研究者。
「我最得意的是，幫忙倒開水的阿姨說我講得好」
新京報：你上學那時候的性研究領域跟現在相比，主要發生了什麼變化？
黃盈盈：我是從研究生開始涉足性研究的。當時，在中國大陸，大家說起性社會學就會想到潘綏銘、李銀河和劉達臨，他們的社會影響力非常大。那時，社會學在性議題上的介入是非常明顯的。我當時看的書大部分是這三位老師寫的。李銀河老師曾在國外讀博，她除了寫女性的情感與性，還有《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等書，對國外性研究的介紹也比較多，比如2000年編譯過葛爾·羅賓（gaylerubin，或譯為蓋爾·魯賓）的《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潘老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摘譯過《金西報告》和《美國人的性生活：最新權威的性問題調查報告》，做了很多社會調查和本土的原創性研究。劉達臨老師做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較多，還辦有性文化博物館。他們各有各的特色，著作等身，且都是「出圈」的。那個時候好像也沒什麼圈不圈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雖然研究者屈指可數，但是做性研究的熱情與自由度都挺大的，只是研究資助什麼的比較少。2000—2010年的這十來年，感覺研究資助和自由度都還比較大，跟國際學界的接觸也開始多起來，性研究與艾滋病防治的交叉也比較明顯。
現在，那一代老師基本都退休了。以性為主要方向的社會學研究依然非常少。除了我，華東師範大學的魏偉主要做同性戀和酷兒研究，中國政法大學的郭曉飛長期關注性的法社會學議題。性研究也零星地出現在不同的學科領域，包括人類學、歷史學、文化研究、文學研究、傳媒研究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網際網路和其他文化現象及文本里的性議題。
還有一個特點是年輕化：做這塊論文的學生比以前多；在國外唸書的中國學生中，關注中國社會性議題的也越來越多；年輕一輩學者裡，關注同性、酷兒議題的研究者也比原來多。而且，你可能也能感覺到，最近幾年，性議題不光跟多元性別、酷兒議題有更緊密的結合，在社會層面，也跟女性議題結合得更緊。我們也能從每一屆中國性研究國際研討會的報名者和參會者的名單中看到這些變化。
新京報：所以，可否簡單總結為，新一代年輕的性研究者對西方理論的瞭解比老一輩更多，他們的關注領域更集中在酷兒研究上？
黃盈盈：是有這個特點。做個簡單的代際比較的話，我們這輩和更年輕的學者在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認識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師那一輩學者，尤其在「社會洞察力」上。因為時代的原因，老一輩學者的學科訓練沒那麼系統，但是他們比年輕學者更瞭解中國社會和歷史文化。我自己的早期訓練基本上是靠調查實踐，還有飯桌上聽「京派」老師們的閒聊，後來通過閱讀又補了一些文獻課，也努力通過訪學、參加和舉辦國際研討會的機會盡量多地擴充套件自己的視野與格局，但是整體上理論功底比較薄弱。當然，未來也可能出現在理論和對歷史社會的瞭解、對世界時局的把握方面都很強的年輕學者。但目前為止，不同代際的學者的長處和短板還是很明顯的。
新京報：你提到老一輩學者的社會洞察力高，讓我想起你在研究中所提到的「日常邏輯」「生活之道」。你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視角是不是就是受到潘老師那一輩學者的影響？
黃盈盈：對。潘老師那一代學者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接地氣。他們能用非常日常的語言把一個現象說清楚，一點都不深奧。年輕學者可能會更多地借用一些非常玄的學術詞彙進行表達，轉來轉去，你可能都聽不懂他們到底想說什麼。我有時候也有這個問題。潘老師就能用非常日常的例子給你講深刻的道理，邏輯清楚且有人情味兒，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對「日常生活」和「生活邏輯」的關注，以及對「生活知識」的重視，受潘老師那代學者的影響非常之大。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有一次做完講座之後，幫忙倒開水的阿姨跟我說，你講得挺好的。
新京報：在你的這種「日常邏輯」的研究裡，相對於觀察、訪談，你好像更強調感受和體驗。但感受和體驗聽起來又好像比較個人、比較主觀、難以歸納。
黃盈盈：這涉及研究方法。田野調查是一種綜合和講究整體性的研究方法，強調多種資料收集方法的並用。我之所以強調體驗和感受，不是說觀察和訪談不重要，而是前者經常被社會學研究所忽視。有人覺得過於主觀。但是這種主觀感受，不是你坐在房間裡想象，而是一種現場感、切身感。跑到現場跟當地的人打上交道，你才能產生這種感受，包括你對情境和對人際關係的體驗和認識。
我會強調身體在場和現場感的重要性。雖然我的感受不能完全取代別人的感受，但只有我在那個地方待上一段時間，才能更好地體會當地人的日常。這種東西我覺得不是通過書本就能得到的。當然，感受和體驗還要和觀察、聊天和文獻類的資料結合起來才能做更為多維與整體的分析，也需要理論的積澱以做出更為精練與普遍性的認識。我只是覺得需要把感受和體驗作為一種方法來正式地講。這也與接地氣有關。如果你不到現場去，連感受力都沒有，又怎麼可能做得到接地氣呢？
當然，人跟人之間是有差異的。我們沒法完全理解對方的生活，這是不可能的。但是，研究者要儘可能站在對方的位置上了解他們的生活境遇。研究者一定要認識到研究者與研究物件間的距離。只有認識到這個距離，才有可能反思自身，以及更為積極地去想自己要怎麼做得更好。
新京報：我很好奇，你跟一些小姐成了很好的朋友，作為朋友，你可能會對她們有一些獨特的感受，但是你又不會忘記自己的研究者身份。朋友和研究者之間會不會存在某種張力？你是怎麼處理這兩種身份的？
黃盈盈：我不敢說我跟小姐成了很好的朋友，1999年那陣我連bb機都沒有，聯絡也不像現在這樣方便。後來，我可能跟個別小姐的關係會緊密一點。我的研究不算特別深入，只是關注的時間長，瞭解得多一點。
你問的這個問題其實任何研究者都會碰到。因為研究者擁有多重身份。這還是會涉及如何處理距離的問題。研究需要進入當地人的生活中，但是，也要有適時跳出來的能力。做研究需要綜合很多資訊進行整體的分析，也需要獨立思考。所以，作為研究者需要知道怎樣跟人拉近距離，但又能跳出來。這恰恰是需要訓練的能力。這類議題，人類學討論得非常多。